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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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的即位,便是坐上龙椅

即位,亦稱登基践祚登极坐朝坐朝廷坐龍椅坐龍床等,是新统治者特定的就职仪式。御座在某些场合可视为权力的象征:无论是世俗权力还是宗教权力。同样的,即位仪式也可以发生在教堂或国家中。

詞源[编辑]

“即位”的文字起源[编辑]

何琳仪在《听簋小笺》中考证商代青铜器听簋的铭文“就逦”可读作“就列”,而何氏指出此处商代金文就逦与周代金文即位(即立)为宗庙仪礼中性质相同的专用术语。

“即立”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如元年师兑簋铭文中有“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庙,即立。”又如谏簋铭文中有“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师录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 根据刘雨《近出殷周金文综述》等资料辑录的西周青铜器金文出现“即立”的情况,可明显看出西周金文“即立”有一定的格式。 最典型的是四十二年逑鼎的铭文,相关部分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本句可分为若干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间,本句中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有纪年有纪月有月相有纪日。第二部分是“王”在某宫庙,本句为“王在周康穆宫”。第三部分是王“格”大室而即立,“格”字有的学者释读为“各”字,《尔雅》“格,至也”。本器金文第三部分为“旦王各大室即立”。用现代汉语说这个“即立”的格式的话,就是某年月日,周王在某宫庙,清晨周王来到大室,即立。在“即立”之后,金文就会记录在场的王臣以及周王的册命或赏赐等。前述二十余篇出现“即立”的金文,都严格地遵守这个格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余个“即位”格式句的第一部分时间的纪年,有“元年”有“十又一年” 有“卅年(三十年)”有“卌又二年(四十二年)”等,可见当时的“即立”并不一定在纪年元年。

总结上一段,西周金文的“即立”,是周王就其位的意思,这是在周王行使天子权力的仪式性行为,并未有后世的初登君主之位的意思。

春秋》记载的君主即位[编辑]

关于诸侯的“即位”,杨伯峻指出,先秦古籍中的“即位”一词,原来皆写作“即立”。据钱大昕考证,《春秋》和《春秋左氏传》的通行本“即立”都改作“即位”是魏晋经学家所为。

《春秋》这部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鲁哀公十二位鲁侯在位时代的大事。《春秋》在这十二位鲁侯中的七位的元年记载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次记载鲁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而在鲁隐公鲁庄公鲁闵公以及鲁僖公四公的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公即位”。而在前述这八次“公即位”之外,《春秋》再没有“即位”一词的出现。对《春秋》的书“公即位”现象自古以来有很多讨论。根据上述特点,杜预认为《春秋》的“公即位”是记录新君的即位之仪式,孔颖达等人赞成此说。杜预和孔颖达以此观点解释四公缺书即位的原因。《左传》解释鲁隐公缺书即位是“摄也”,杜预认为其“假摄君政,不脩即位之礼”。鲁庄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为“文姜出故也”,杜预认为鲁庄公因此不行即位之礼。鲁闵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为“乱故也”,杜预分析为“国乱不得成礼”。鲁僖公缺书即位,《左传》解释“公出故也”,杜预认为“即位之礼有阙”。

有必要讨论《春秋》书“即位”的含义,初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特征。第一,《春秋》的八次“公即位”记载,时间七次在“元年春王正月”,也就是鲁国新君纪年的第一年春天一月。例外是《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上一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鲁定公的六月即位是一次特殊情况。可以看出“公即位”与新君纪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即新君纪年的开始与“公即位”在时间上是同时的。第二,《春秋》缺书“公即位”的四位鲁侯,《春秋》的纪年以其纪年。例如鲁隐公的即位缺书,但《春秋经》在其在位时期仍以“隐公某年”的方式纪年。第三,《春秋》记载的新君“即位”时间不是确立新君或新君实际开始执政的时间。旧君薨逝,新君确定,并在当年实际执政。但要到翌年也就是以新君纪年的第一年正月“即位”。第四,《春秋》书鲁侯的“即位”,不受旧君是否安葬的限制。例如鲁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半个多月过后新年正月,鲁文公“即位”,当年纪年为文公元年。文公元年四月,鲁僖公葬礼。

春秋左氏传》记载的君主即位[编辑]

《春秋左氏传》的编纂成书较晚,而《春秋》所据的鲁史原文年代较早,因此即位在《左传》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旧君去世后被确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称为“即位”。例如《春秋·隐公四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当年卫国公子州吁弑卫桓公,自立为君,卫人杀州吁。在此次动乱后,卫国人立公子晋为君。同样的事件左传记载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晋)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执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礼。孔颖达显然认为《左传》此处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礼来解释,孔颖达说“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踰年(即位)也。”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卫宣公继承卫桓公,然而卫桓公是当年被弑,当年是卫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依礼不能在当年行即位改元之礼。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夏五月,(齐)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记载“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出奔数年的卫惠公再入卫国执政。同年《左传》记载“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卫惠公于鲁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确立的卫侯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杀左公子洩、右公子职,乃即位。”此处的“即位”只能理解为重新行国君之政治,与即位改元之礼无关。《左传》这类“某即位”的用法可与“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写作“立”。如《左传·桓公十二年》 :“秋九月丁亥,(郑)昭公奔卫。已亥,厉公立。”又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左传》这类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说是“不可一日无君”意义上的新君确立,与《春秋》所记载的即位改元之礼不同。

又见《春秋·定公元年》记载:“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鲁昭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鲁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记载鲁国新君即位在时间上的一个特例,《春秋经》记载的其他七次鲁君即位时间都在旧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关于这次特例,杜预和孔颖达引《礼记·王制》指出此处记载的“公即位”与旧君丧礼中的“殡”有关。《礼记·王制》载:“天子七日而殡,诸侯五日而殡”。杜预和孔颖达因此认为定公于殡迄而即位。杨伯峻更指出殡迄即位是西周以来的古礼,《尚书·顾命》记载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当天,正是七日。而从昭公之丧至鲁到鲁定公的“即位”有六日,除去丧至的当日,正有五日。鲁昭公已经于去年去世,但于新年改元之时,鲁昭公之丧尚不在国都,即位改元之礼无法完备。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时《春秋》不书即位。而鲁昭公之丧至,国君身份继承程序的礼节得以齐备,因此《春秋》记载了这次殡迄即位。

《春秋》记载的鲁君即位只鲁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传》对“即位”这个词的用法,在时间上和改元已经无关,应该都是指类似上例鲁定公那样的五日殡迄即位。《春秋》与《左传》在“即位”这词的不同用法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春秋·隐公四年》的记载“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而《左传》对相同事件的记载为“冬,十二月,(卫)宣公(即公子晋)即位。”《春秋》书“立晋”,表示新君确立的人选是公子晋,不是记载一个继承程序。而《左传》的记载直接书“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复述经文的记载,看不出有继续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

《左传》这些记载都没明确的记日,不能确定为记录殡迄而即位的仪式。如果认定这些即位记载就是确立新君人选的意思,那是可以说得通的。《左传·文公十四年》:“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左传》解释在七月齐国公子商人(即齐懿公)弑君自立之后,九月齐人终于定其国君之位。齐国来告旧君去世新君即位的使节九月到达鲁国,因此《春秋》书“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可见确立新君人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程序,齐懿公在被国人确立为君之后,其国君权力才能正常行使,因此通告诸侯的使节才能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