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內部的一場政變行動，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中國西安。事变当天，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並殺害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獲得釋放，此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使中国建立了形式上的抗日统一战线。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位于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

1934年10月14日，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五次剿共戰爭下，中國共產黨遭受严重挫敗，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經万余里长途跋涉抵达陕北，这次长途跋涉被中共官方命名为长征或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的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也先后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1月22日，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师长牛元峰对红军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致使部队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官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官打死后，副官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坐鎮督战。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1月13日，張學良在中共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 在中共动员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堅決反分裂”，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和平！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由于不动干戈，就使當時實力非常强大的粵桂两大军团投诚），使蔣介石聲望提高。叛方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必备的军队實力，无论是張學良的东北军还是楊虎城的西北军都和兩廣部隊相比较弱）。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一舉擊潰閻錫山七個師。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1936年6月，兩廣事件爆發，毛澤東對西南軍事將領的行動表示讚賞，認為大好時機已來，決定利用此事件提早發動西北新國防政府，6月16日，毛澤東興奮的向王明表示：「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中共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渠、宋哲元蘊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 未料到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籌組西北大聯合的信心因此動搖。8月，潘漢年、張文彬帶來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東北軍立即配合紅軍發動有利局面，張學良、楊虎城一度稱病拒見。8月21日，潘漢年勸張學良：「如蔣堅持剿共，就不會原諒張之聯共，到時反蔣不成，東北軍就成了俎上肉。」張學良為其所動。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張作霖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張學良與中共合作的原因：

1. 國仇家恨。父親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死。
2. 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分離主義政策，認為有籌組西北大聯合的必要。
3. 反對內戰。張學良在旅歐期間，會見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欣賞德國與意國全民團結的精神，認為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
4. 剿共的失敗。陝北剿共喪失110師、109師及其師長。
5. 不滿國民黨中央政府偏頗，不顧地方派系軍隊。當時減俸達20%，且未給予兵力補充、陣亡將士撫恤。
6. 中共重視宣傳。中共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

绥远抗战

晋绥军将领傅作义，于1936年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在当时的中国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张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向蒋介石要挟，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

第一次宁夏战役

由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的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30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等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同时由于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斗剧烈，隶属张国焘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介石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红军发动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学良希望的结盟，应在红军能够打开与苏联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红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学良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山城堡战役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的战斗能力，率领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红军，于是派他与中共秘密协商的中间人，王以哲统率与胡协同作战的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三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选择抛开友军，孤军深入，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之下怀。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了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学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序幕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于2008年10月）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其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后，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西安调处。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杨虎城，询问西安社会形势不稳，杨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当天蒋乘专列由临潼赴洛阳。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介石祝寿（10月31日，50大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介石拒绝。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介石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介石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介石前往訓話，蔣介石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蒋介石拒绝。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介石抗日，两人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蔣中正在日記中留下：「今日漢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覺有異。此殆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今日已聞余訓黎天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歟？」晚間，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事件经过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間，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冲等中槍遇難。 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国民政府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討伐叛亂，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由5人增至7人。

12月12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的好友。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經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得知事變。日本報紙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蔣中正遭監禁的訊息。

12月14日，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的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中正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張學良坦承錯誤並希望蔣中正能移往安全的地方，但遭到拒絕。張學良致電宋美龄，希望夫人到西安一趟。由於西安事變的消息是由日本第一個報導出去，同時汪精衛正在德國與希特勒會晤，讓史達林認為此事變為日本陰謀製造中國內戰，並擔心蔣中正一旦被殺，中國可能會參與締結德日防共協定。14日史達林經第三國際指示中共釋放蔣中正。

12月14日，蔣中正委託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轉交遺囑給宋美龄：「余決為國犠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險來西安」。

12月16日，国民政府勸诫張學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军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執意殺蔣介石的中國共產黨，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蒋介石。 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 也公開支持蔣介石。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

12月19日，張學良向蔣中正表示八項要求裡後四項刪除，只要允諾前四項即可，仍遭蔣中正拒絕。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介石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介石也被迫答應了。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周恩来的反对。但張學良最終說服楊虎城釋放蔣中正，出發前蔣對兩人表示：「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無任何特殊要求。此不僅為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為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決定自作主张護送蔣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先把蔣夫人送上飛機，再讓蔣中正喬裝到張學良的部隊中登機脫逃，周恩來甚至趕到機場想把他們追回來。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西安事变蔣介石最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张学良被扣留。張學良表示：「我自已做的事自已負責，我送蔣先生回南京是請罪，後事我都預備好了，我是準備被處死刑的。但蔣先生很寬厚，飛機到洛陽，委員長叫我不要下飛機，他一直在保護我。」

结果

• 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顛覆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

•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12月30日被军事法庭判決：「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937年1月4日，蔣中正認為自己未能對己身安全預作防衛，引以自咎，随后特赦「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蔣中正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准張學良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豫、皖兩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

• 共約八百至一千人遇害。中央委員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士隊長高鳯梧、監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原本執意殺害蔣介石的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殺害。

•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安內攘外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 史達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背脊上第12根環節受傷且终身不癒，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评价

中國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蔣中正在〈西安半月記〉：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叛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度，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之至！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張學良）為幼稚的大學生主張。

中國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

1957年初，张学良尊蔣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蔣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蔣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蔣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與張學良在台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介石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

張學良此期间受訪時曾表達：“在二十五年前，我對共產黨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全國要求抗日之時，我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我以為在抗日過程中，也可以和共產黨相處，抗日勝利後，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國。誰知，後來共產黨是偽裝抗日，而藉抗日擴大自己的力量……於民國三十八年和平談判時竟然提出駭人聽聞令人不能容忍的條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產黨欺騙了全中國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們欺騙中的一人，我這口悶氣積在心裡，實在痛苦萬分。為了給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罪魁和騙子打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貢獻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学良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蔣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蔣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蔣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權）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台北圓山飯店12樓崑崙廳），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說：“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后张赴美著口述历史期间明确表示对于西安事变后悔，对不起蒋中正辜负了人民的希望。

其他方面的评价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雖然至死仍然沒有揭祕西安事變，但他對西安事變有著非常詳細的評述，概括如下：

第一、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自己對國恥家仇的義憤，而並沒有太多考慮到私人利益。如今日本大敵當前，他的主張是反對内戰，主張槍口對外，蔣介石卻對於中共不滅不休，張學良數次口勸無用，只能兵諫。

第二、西安事變對於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以及蔣介石本人，亦並非受害者。即使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把剿共堅持到底，然而根據當時世界其他各國剿共的例子，這種戰爭的結果是很難預測的。中共之崛起，是當時中國大的歷史背景所造成的，中共有人民的支持，有理論的基礎。只靠軍事去消滅中共，則“無異于揚湯止沸而不谋釜底抽薪”。

以當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狂熱氣焰來推測，無論當時南京政府的選擇是“忍辱”還是“決戰”，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慾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這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

而台湾学者李敖则表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介石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後，蒋介石不补充，张学良後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介石私心太重。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张学良回南京的原因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介石去南京，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行为？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介石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不要連累東北軍。

• 既然蔣介石已經同意抗日並成為了全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樹立起領袖的威嚴，张学良說：“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介石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国民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掌控北平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张学良亲生弟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球联合会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参考文献

• 蒋介石《西安半月記》
• 《西安事变资料》
• 唐德剛，《書緣與人緣》，1991年12月31日第一版，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 杨奎松：《论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华东师范大学网
• 何扬鸣：《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5月

研究書目

• 傅虹霖著，王海晨等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外部链接

• 歷史上的今天：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
• 鲜为人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

参见

• 张学良
• 杨虎城
• 抗日战争
• 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