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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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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一場軍事政變行動。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张学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國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蒋中正,並殺害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獲釋,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背景[编辑]

九一八事变[编辑]

位于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月3日,山海关失守。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编辑]

面對日本節節進逼,蔣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1932年,蔣设立秘密軍事委員會擬定抗日計畫。成立中國空軍總部,積極建立現代化中國海空軍。這些備戰措施基本上和剿共需求無關,但西安事變的發生基本上推前了中國抗日時間表。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编辑]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1]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經万余里抵达陕北,中共官方稱为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也先后抵达陕北。

中国共产党奉蘇聯指示的新政策[编辑]

1935年7月至8月期間,共產國際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2]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3]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4]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5]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编辑]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1]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之紅軍。[6]蔣再次推張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6]到西北後,張統轄军隊除調到陕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6]

1935年10月1日,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歼灭王以哲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师2个团和师部,师长何立中战死。[6]在劳山战役中,東北軍团长裴焕彩被俘。張指揮东北军會同陕、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6]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师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团长高福源)。[6]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6]10月29日,榆林桥战役中,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被全歼。

1935年11月13日,張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7]

一二九运动[编辑]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动员下,北平发生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堅決反分裂”,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企圖以“攘外必先安内”統一中國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國共產黨之動向[编辑]

1936年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8]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義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9]

1936年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10]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8]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8]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與张在膚施会談。[8]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11]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11]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沒有稱蔣為「賣國賊」,而稱之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8]

两广事变[编辑]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發。毛澤東對西南軍事將領行動表示讚賞,認為大好時機已來,決定利用此事件提早發動西北新國防政府,6月16日,毛澤東興奮的向王明表示:「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中國共產黨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12]」楊虎城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13]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避免新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之願望,順應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形勢。[14]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编辑]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榘宋哲元蘊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15]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16][13]

1936年8月,從莫斯科返國之潘漢年來到陝北,匯報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找王明談國共合作抗日。[17]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聯名致信張學良「同志」,詳述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起來,以蘭州為中心發動西北大舉之計劃。[13]8月21日,潘漢年勸張:「如蔣堅持剿共,就不會原諒張之聯共,到時反蔣不成,東北軍就成了俎上肉。」張為其所動。張派部下中共秘密黨員栗又文去新疆,爭取蘇聯援助。[13]是月末,張向中國共產黨表示,願率領大部分東北軍與紅軍「合在一起幹」。[13]此時,在共產國際指令下,中國共產黨已決定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13]中國共產黨決定放棄擁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建立西北抗日聯軍之計劃,但仍寄厚望於張,請他說服蔣聯共抗日。[13]張為抗日不惜犧牲一切,欣然答應「要想盡一辦法」勸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13]8月29日,得知中国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其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后,张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西安调处。8月26日,張文彬到達西安後,9月6日晚又與楊虎城密談,雙方協議取消敵對行動。[18]

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19]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國民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13]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軍「任何攻擊行動」,只是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自衛手段。[13]紅軍主力願作抗日先鋒,國軍奔赴抗日前線時,紅軍將提供便利。[13]可惜,南京方面沒有響應。[13]10月22日,蒋來到西安。[18]蒋仍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內战。[18]张性格豪爽,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說不只是他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全軍主張。[20]楊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說他個人服從命令沒問題,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氣低落,抗日熱情高漲。[20]蔣向張、楊表示「剿共」計劃不變。[20]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共產國際,婉轉詢問如張、楊、閻等與紅軍聯合抗日,蘇聯能否援助?[13]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陽[20]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陜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20]10月31日是蒋50歲生日。[20]

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21]

第一次宁夏战役[编辑]

由于追击红军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等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同时由于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斗剧烈,隶属张国焘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红军发动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希望的结盟,应在红军能够打开与苏联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红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山城堡战役[编辑]

胡宗南凭借精良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战斗能力,率领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11月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七十八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蒋的剿共战略。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张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绥远抗战[编辑]

1936年11月,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22]张判断绥远抗战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提出,建议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被蒋驳回,蒋坚持要他剿共。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23]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24]

誘因[编辑]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于2008年10月)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赴蘇皖閩。[13]

12月3日,张隻身自駕軍機飞抵洛阳见蒋,要求他改變「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释放沈鈞儒等愛國領袖。[25]並向蒋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调三十万中央军进剿红军。

諍諫[编辑]

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24]蒋抵西安,仍住華清池。[26]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朱紹良等陸續來到西安。[24]蔣每日分批召見東北軍、西北軍將領,與之「餐敍」,並與中央軍政大員密議剿共計劃,部署第六次大圍剿,務求「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內)」消滅紅軍。[26]蔣向張、楊表示:一是進剿紅軍;二是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陜甘兩省給中央軍剿共。[24]

12月7日,张到华清池,決以「至誠」感動蒋,勸蔣當全國的「民族英雄」。[26]張懇請蔣認清形勢,改變政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27]蒋斥責張年輕無知,受共產黨欺騙和麻痺。[28]蔣對張說,即使「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27]。是日晚,中國共產黨收到張要葉劍英即日去西安之電報,「有要事待商」。[26]但葉並不急於啟程,12月10日才從保安出發,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達西安(然後赴滬去宋慶齡那裡取共產國際寄來之錢款)。[26]

12月8日上午,楊在張勸說下,去華清池向蔣進諫。[29]蔣命令楊要「放手撤換」十七路軍中「不主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軍官」[30]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29]張、楊見「苦諫」徹底失敗,商定對蔣「兵諫」。[29]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請願活動,以推動團結抗日。[29]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東北竞存小學200多名學生在校長車向忱和教師帶領下,途經民立中學門前時,見警察將該校團團圍住,不許學生出來是便高呼口號。[29]民立中學學生在竞存小學學生聲援下,向校門猛衝。[29]警察向竞存小學隊伍开枪,一名小学生身負重傷。[29]民立中學學生與竞存小學隊伍匯合,直奔南院門廣場。[31]會場上廣大學生群情激愤,齊聲高呼口號。[32]學生遊行隊伍先到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請示,張派參謀長答話,群眾滿意。[32]學生決定去華清池直接向蒋请愿。[32]蒋得知學生請願隊伍前來臨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說如果学生不聴,可採取武力行動。[32]张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26]张追上學生队伍。[32]他说大家太辛苦了。[32]學生們同聲高呼願意為救國而流血犧牲。[33]张對學生說:「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們的!」[34]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黃昏,学生們才返回西安。[33]当晚,张去華清池向蒋轉達學生請願要求,再次遭到蒋拒絕和斥責。[33]张学良、杨虎城斷然決定對蔣「兵諫」,用武力迫使蔣改弦更張。[33]張指定劉多荃擔任扣蔣戰鬥之總指揮。[35]當晚,張、楊在城內易俗社戲院招待南京軍政大員欣賞地方戲秦腔。[35]

序幕[编辑]

12月10日,張楊商妥行動計劃。[26]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蔣在日記中留下:「今日漢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覺有異。此殆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今日已聞余訓黎天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歟?」[36]晚間,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換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任务……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令行動。[26]張、楊最後確定翌日(12日)晨6時兵谏,當天張仍到華清池與蔣周旋。[35]蔣要最後確定「剿共」軍事計劃,留張、陳誠、衛立煌、陳繼承等在華清池吃晚飯。[37]飯畢,時間已晚,張又陪幾位大員趕到新城大樓,直到晚上10時才宣佈招待宴會結束。[37]张、杨分别向他們之高级将领和幕僚宣布兵諫計劃並作動員。[37]中國共產黨代表劉鼎住在張學良公館裡,令木匠出身涂勝華做一部一百瓦電台於這天做好。[26]劉鼎玫電周恩來,說「全西北蔣張對立己成不可掩飾的事實」。[26]午夜過後,張率其重要將領和幕僚來到新城大樓,和楊將在此指揮兵諫。[37]

事變[编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乘摩托車駛離西安,途經十里鋪和灞橋鎮時,令其所屬部隊迅速趕赴華清池參加捉蔣戰鬥。[37]凌晨2時,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同白凤翔、劉桂五一同乘車離開西安,一起直奔華清池。[37]张学良、杨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38]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39]凌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华清池捉蒋介石,蔣守衛武力阻攔,東北軍開槍還擊,雙方激戰。[37]蒋慌亂中,由蔣孝鎮背著翻牆逃走,蔣沒來得及穿鞋,為分散敵兵注意,蔣孝鎮把自己鞋子脫下來給蔣穿,然後兩人ㄧ前ㄧ後,各自向前跑,跑進樹林。[40]蔣在侍衛攙扶下向後牆奔跑。[41]蒋踏著侍衛肩膀爬上圍墻,縱身下跳,跌進牆外溝裡,腰部受傷。[41]蔣忍痛向後面驪山逃跑,摸索前進。[41]蔣躲藏進一個洼坑裡。[41]天色漸明,東北軍走到大石头旁,發現蔣蜷伏在洞裡,蔣被发现活捉。[41]是日晨,第十七军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軍政大員,如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冲等中槍遇難。[42][43]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

当天,张、杨、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通电全国,阐明扣蔣之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理解、同情和支持:[41]張、楊之八項主張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44][45]八項主張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眾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46]

在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總部新城大樓,蔣羞憤絕望,不吃不喝,堅拒與張談判國事,以行政院長應住直屬機關西安綏靖公署,拒絕遷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館,稱張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此。[47][48]

討伐[编辑]

12月12日上午,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南京最早得知西安事變。[49]張、楊八項主張通電傳到南京後,有人不信張、楊「保蔣安全」之承諾。[50]一時南京內外,蔣死活之各種傳聞不脛而走。[50]

是日下午,力行社書記長鄧文儀得知蔣在西安被扣,認為「事不宜遲,非要立即動員軍隊不可」,「不僅地面要包圍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軍去監視封鎖」,以防止張用飛機把蔣送去新疆或蘇聯。[51]

24時,由丁惟汾主持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由于右任代為主持之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連同列席之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各部會負責人,共有四五十人參加。[52]會議宣讀張、楊通電後,群情憤慨,爭論激烈。[52]爭辯至凌晨2時,意見仍未統一。[53]此時,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突然站起來,說: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定討逆大計,明日全國立刻大亂,政府垮台,我們無面目以對孫中山和蔣。[53]

會議決定:一、張學良背叛黨國,決定先褫奪其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53]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53]二、鑒於蔣被扣西安,無法履行行政院院長職務,會議決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長負責。[54]三、調整軍事指揮機構。[53]聯席會議決定「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改由五人至七人,並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為該會常務委員」,明確規定:「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55]

是晚,鄧文儀在南京明瓦廊召開力行社全體幹部緊急大會,到會30餘人。[51]鄧文儀說明開會宗旨後,與會者展開討論。[51]會議做出5項應變決定,核心是「營救領袖,安定後方」。[51]為「營救領袖」,力行社「建議政府請軍政部何部長應欽統一指揮軍事行動」[56],迅調南京附近陸軍前往陜西救蔣。[57]為「安定後方」,力行社向其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發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應協調軍政憲警切實維護,對漢奸、匪諜及反動派嚴密監視,務希鞏固當地治安」[58]

12月13日晨,力行社常務幹事干國勳奉命飛往武漢,組織「討逆赴難」指揮部,協助和支持武漢綏靖主任何成濬部署落實應變措施,穩定武漢局勢。[57]

營救[编辑]

12月12日上午,何得知西安事變,及時電告在上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孔祥熙[50]何請孔將此消息轉告在上海之宋美齡[50]宋美齡、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反對何應欽之討伐主張,力主用和平救蔣」。[59]孔還收到張給他私人之「震」電,張在此電中陳述發動事變之苦衷,鄭重表示「弟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暫請(蔣)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妄加危害」[60]孔認為張給他私人發電,表明「尚有轉圜餘地」,又考慮蔣在張、楊手中,此時「不能遽閉談判之門」[61]。因此他給張覆電時沒有嚴厲遣責張之行動,只是委婉批評,說:「吾兄主張,總宜委婉相商……如驟以兵諫,苟引起意外枝節。國家前途,更不堪設想。」孔願充當調停人,向張表示:「尊弟如有需弟轉達之處,即乞見示」[61]。張給宋美齡電報中表示:「學良平生從不負人,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敬請夫人放心,如欲來陝,尤所歡迎。」[62]

宋美齡初聞蔣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59]當時,西安電訊中斷,「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蔣生死之謠傳「已傳播於全球」,其中「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63]宋美齡如坐針毯,坐臥不寧,急欲知蔣之生死。[59]宋美齡在上海找到威廉·亨瑞·端納[59]他是英籍澳大利亞人,原為新聞記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國,後任張學良秘書,1933年張下野後曾陪張遊歷歐洲[59]1934年初,隨張回國不久,又被聘為蔣顧問。[59]西安事變發生時,他正在上海。[59]端納依據多年來對張之瞭解,相信張不會殺蔣。[59]他欣然接受宋之約請,決定親赴西安,探明真相。[59]是夜,端納隨孔、宋離開上海,趕赴南京。[59]同行者還有與蔣、宋關係密切之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59]宋派黃陪同端納赴陝,擔任端納與蔣談話之翻譯。[59]

12月13日晨,孔、宋美齡等一到南京,何應欽立即趕到孔宅,向孔、宋通報昨日午夜中國國民黨中央緊急聯席會議之情況和做出之決定。[64]宋為營救蔣,「立下決心」,竭盡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65]。中午,宋、孔不顧何之反對,毅然派端納飛離南京,經洛陽赴陝。[64]

會面[编辑]

12月14日,張敦促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到西安談判。[66]张观阅缴获的蒋介石日记,明白蒋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之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張坦承錯誤,並希望蔣能移往安全地方,但遭到拒絕。張致電宋,希望宋到西安一趟。[67]此说法存在争议,郭增恺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一文中,對张、杨等阅读蒋日记受其人格感动,因而幡然醒悟表示质疑。郭认为西安事变解决是蒋「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在文章中,郭郑重表示:“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68]在張公館,張向蔣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等八項和平解決事變條件,並明確告訴他有共產黨和紅軍參加其間。[69][70]

12月14日上午,孔根據宋美齡要求召開高級會議,研討在武力討伐前如何和平救蔣。[64]出席會議者有五院院長、陳果夫、陳立夫、葉楚倫、何應欽、張群、黃紹竑等,大多數贊成和平救蔣,何應欽不公開反對。[64]戴季陶同意先和平營救,如無效再武力討伐。[71]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長。[71]孔返回南京後,力求「兵不血刃」解決事變。[72]孔首先拉攏地方實力派,同時積極對蘇聯交涉,以期從內外孤立張、楊。[71]孔立刻通電各省市,針對張、楊在通電中對蔣政策之抨擊,替蔣竭力辯解,說:「中央同人,對於抗敵禦侮,素具決心」[73]。同日,孔還給地方實力派分別發電,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還派專人前去籠絡。[71]孔還分化張、楊內部,收買其部下。[74]

12月15日,端納到西安後,張請他勸蔣接受西安方面主張,鄭重表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立刻釋放他,張還表示將親自送他回南京,繼續擁護他為領袖。[66]端納見到蔣。[66]端納告訴蔣,南京政府已決議討伐張、楊。[75]蔣委託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轉交遺囑給宋美龄:「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 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76]。書信完成後,蔣為黃仁霖再三朗讀,恐張扣留此信,不令攜去,即可使黃回京時口述於宋美齡。[77]

談判[编辑]

12月16日,国民政府勸诫張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國民政府頒布討伐令。[78]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79]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國民政府剿撫並用,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空军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上午,蔣派蔣鼎文持手令飛返南京,令何應欽停止軍事行動3天[80];南京以宋美齡、孔祥熙為主和派,極力主張用和平方式救蔣;南京討伐軍已有5個師湧入潼關,威脅西安。[81]周恩來到達西安,當夜就將上述情況電告中國共產黨中央,並就蔣之處置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81]宋子文由上海到南京,準備赴陝,遭到何應欽等人阻撓,理由是宋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帶著官方身份去西安與「叛逆」談判,有違「紀綱」。[66]張、楊非常焦急,由張去對蔣說,如果中央軍仍向前進攻,西安方面軍隊只有“退卻”。[82]蔣拒不同張、楊對話,拒絕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之條件,加之南京政府討伐大軍壓境,逼迫張12月17日同意在內戰爆發,南京政府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83],即殺掉蔣。這使得張絕不贊成殺蔣,也同意周提出:「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84]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最敬重之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胡适得知蔣在西安被扣之消息,12月20日發表《張學良叛國》一文。[78]同时,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85]

12月19日,張向蔣表示八項要求裡後四項刪除,只要允諾前四項即可,仍遭蔣拒絕。下午,孔召開會議,出席者有孫科、居正、何應欽、宋子文、宋美齡、葉楚傖王寵惠等,經過激烈爭辯,決定「准宋委員子文以私人資格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公」[86]。下午2時,宋子文飛離南京,他兩名秘書和剛從獄中要出來之郭增愷同行,當夜在洛陽過夜。[87]12月20日上午10時,他們飛到西安,張、楊和端納到機場迎接。[87]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達西安,經過與張、楊商談,他發現雖然蔣生命暫時安全,但整個西安局勢依然十分凶險。[88]張告訴宋子文,西安方面已擬好條件,準備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87]宋子文在張和端納陪同下前去見蔣,並獲准單獨與蔣談話。[87][89]宋子文將宋美齡、孔祥熙之信面交蔣,宋美齡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90][91]蔣看到此處,不禁落淚,一再叮囑宋子文不要讓宋美齡來。[87][92]

12月21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蔣介石辭行。[93]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齡、孔祥熙匯報。[87]宋美齡決心飛陝救蔣。[87]

12月22日,宋美齡毅然離開南京,飛赴西安。[94]宋子文、端纳與之同行。[94]中途在洛陽停留。[95]宋美齡嚴令駐洛陽之國軍,在未接到蔣之命令時,空軍不得飛往西安,陸軍停止進攻西安。[95]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杨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宋氏兄妹飛抵西安稍事休息後,便前往玄鳳橋高桂滋公館看望蔣關押在此。[95]蔣突然見到宋美齡十分驚異,「愀然搖首,淚潸潸下」,蔣要求宋美齡等與張、楊談判時,不要「簽訂某種文件」[96]。宋美齡向蔣通報南京情況,勸他珍惜生命,不宜輕言「殉國」,而要「為國家努力」。[95][97]宋美齡会见张,批评张「性太急切,且易衝動」,行动「躁急」。[95]张向她申明兵諫「動機確係純潔」,絕無「傷害委員長之意」,表明「不要錢,不要地盤」,唯一目的是要蔣答應抗日,至於簽不簽文件均可。[95]宋美齡見張態度誠懇,「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認其行動有異於「舊時軍閥」。[95]她希望張早日結束事變,釋蔣離陝。[95]張表示他個人「極願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惟此事關係者甚眾,不得不徵求彼等之同意」。[95]宋美齡催张速將其意轉告杨等,並說:凡願見她者,她均可見,「凡委員長不願見者,余皆願代見之」。[95]當夜,張與楊等商談後告訴宋美齡:楊及其部將認為「所提之一切條件無一承諾,遽釋委員長,豈非益陷絕境?」[98]同日,汪精衛意大利熱那亞發表通電。[79]

國外[编辑]

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經孔祥熙秘書喬輔三得知事變。日本報紙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蔣中正遭監禁的訊息[99]。西安事變消息傳到東京,12月13日晚日本外務省外務大臣有田主持下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100]12月14日,日本陸軍省制定《西安事變後對華時局對策案》。[100]12月17日,日本增派海軍陸戰隊前往上海、漢口。[100]12月19日,日本外務大臣有田在東京約見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100]

由於西安事變消息是由日本第一個報導出去,同時汪精衛正在德國希特勒會晤,讓史達林認為此事變為日本陰謀製造中國內戰,並擔心蔣一旦被殺,中國可能會參與締結德日防共協定

12月14日,史達林經第三國際指示中共釋放蔣[99]。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題為《在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社論,說張學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101]同時蘇聯《消息報》公開支持蔣介石。[102]

12月17日,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建議:由西方國家以保證張學良等安全離開中國為條件,釋放蔣介石。[103]

國內[编辑]

中國共產黨沒有策劃與發動西安事變,但事變發生後擁護及支持張、楊之行動。[104]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國內外形勢,確定和平解決事變,並協調西安和南京和解。[104]事變最初數天,中國共產黨中央有決策人在對蔣問題上產生搖擺和動搖。[104]劉少奇後來說:「在西安事變中我們雖然執行了正確的政策,但發生很大的動搖,在政治上引起了極大的紛亂和與群眾對我們的誤解。」[105]

12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致電主持中國共產黨北方局工作之劉少奇,提出中國共產黨「擁護張、楊之革命運動」;黨面臨之任務是把蔣與國民政府分開,爭取南京及各地政權中之抗日派;穩定CC派、黃埔派,推動歐美派及元老派;揭發蔣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強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要求南京罷免蔣,交人民審判。[104][106]

12月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西安事變問題。[107]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負責對中國國民黨統戰,說:西安事具有革命意義。[107]

12月15日,周恩來一行離開保安,12月16日到達膚施(延安)城外。[87]

12月17日,周恩來等到西安。[87]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参与斡旋。[108]應張之邀請,周率李克農、羅瑞卿張子華等人以紅軍代表團名義到達西安,共商事變解決大計。[109]中國共產黨原執意殺蔣,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蒋。[110]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111]

12月18日下午,周恩來會見楊。[112]是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中國國民黨中央電報:「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113]

和解[编辑]

12月23日和12月24日,宋美齡兩次會見周恩來。[95]蔣指定宋氏兄妹作為代表與西安方面談判。[114]他說,雙方商定條件,他以「領袖人格」擔保,回南京後分條逐步實施,但不簽署任何文件。[114]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談判,蔣接受聯共抗日。[38]周敏锐观察到蒋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暗示只要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也被迫答應。

12月24日,蒋接受六项协议。即:

  1. 雙方「停戰」,中央軍「撤兵至潼關外」;
  2. 「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 「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5.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6. 「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115]

蒋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这个提议遭到杨、周反对。但張最終說服楊釋放蔣,出發前蔣對兩人表示:「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無任何特殊要求。此不僅為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為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樓懇求楊虎城同意放蔣,楊仍堅持沒有保證條件不能放走蔣。[116]下午,張約楊來對他說:「現在不走不行啦!夜長夢多,不知道會出什麼亂子。我今天決心送蔣走。假如萬一我回不來,東北軍今後即完全歸你指揮。」[117]楊一向尊重張,便慨然同張一起送蔣去機場。[116]下午3時半,他們乘汽車從蔣住處出發,直奔西郊機場。[116]

12月26日,西安事变蔣最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20萬南京市民迎接蔣。[94]张学良被扣留。張學良表示:「我自已做的事自已負責,我送蔣先生回南京是請罪,後事我都預備好了,我是準備被處死刑的。但蔣先生很寬厚,飛機到洛陽,委員長叫我不要下飛機,他一直在保護我。」[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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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文
  2. 報告西安事變始末

结果[编辑]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119]」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國共產黨暫時停止顛覆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

事變中,共約八百至一千人遇害。中央委員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士隊長高鳯梧、監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120]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安內攘外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休整與壯大的机会。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國共產黨开始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谈判。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中国共产党政治犯释放,如薄一波陶铸。中国共产党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

史達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蒋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在嚴冬中遭遇變亂,單衣越牆攀岩,倉皇逃難,傷及脊椎與腰部,身心受創。背脊上第12根環節受傷且终身不癒,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121]

蔣堅決相信,造成中國共產黨坐大、神州沉淪之導火線就是西安事變。[122]蔣雖安全獲釋,但剿共功虧一簣,導致日本對蔣凝聚中國團結而加快侵略,影響日後歷史發展極深,讓蔣惱恨不已。事變後,蔣對中國國民黨元老張鈁說:「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裡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目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外?張揚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此時,蔣備戰計畫在事變中有洩露,引起日本注意,華北形勢日益緊張。

當時計畫整訓軍隊,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向德國採購裝備彈藥。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軍隊不夠三分之一,大部分訂購之軍事設備未運回,只儲下不足三分之一預備打半年仗之糧秣彈藥。西安事變前,蔣計畫訓練三十六個師,冀以此作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變破壞整個計畫,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因此而延緩或停頓,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國。[123]蒋开始加速进行抗战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蔣抵住政府內部求和派壓力,投入百餘萬國民革命軍堅持抗戰,盡力阻止日軍深入中國內地。蔣認為,與日議和,外戰可停,而內戰必起,國家定將出現大亂局面。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编辑]

1937年1月2日,蔣離開南京回奉化養傷,處理兄長蔣錫侯喪事。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准張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楊。

蒋回南京扣留张,激怒西安方面。[124]

1937年2月2日上午,东北军元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少數人派衛隊團連長于文俊率部衝入王宅,杀害臥病在床之东北军元老派第六十七軍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125]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將于文俊殺害,祭奠王以哲。[125]刘多荃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未參與「二二」事件之旅长高福源也被刘多荃下令槍殺。[125]

「二二」事件還使東北軍放棄甲案,接受乙案,全體東開,導致三位一體瓦解。[126]東北軍接受東調地區。[126]

1937年3月初,东北军各部隊全部东開,分驻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126]4月到6月,国民政府对东北军整训、缩编。由每军4个师甲种军缩编成每军2个师、每师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二军保留3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番号如下:

西安兵谏后离开东北军的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八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九十一师。

杨虎城遭杀害[编辑]

1937年3月29日,蔣當面逼杨虎城辭職出洋,楊被迫於4月27日提出辭呈,4月30日獲准,6月29日出國「考察」。[126]抗戰爆發后,楊返國秘密潜回香港打算以抗日之名重掌兵權。剛踏上國土即遭逮捕,長期被關押。[126]

1949年蔣逃離中國大陸前夕,下令將杨虎城殺害於重慶。[126]

张学良被軟禁[编辑]

事后,张主動送蒋回到南京以后,即被蒋扣押。12月30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27]1937年1月4日,蔣向國民政府呈請張「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動,努力自贖」。[128]1月4日,林森主持召開第二十二次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張特赦,發佈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129]「管束」令宣告張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之生活。[130]

张本人并未服刑,繼而長期軟禁在溪口等地。1991年张学良获准去美国探亲,才算获得自由。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为何要护送蒋去南京,当时,杨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追回来,但张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前往南京。

根据张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不要連累東北軍。

既然蔣已經同意抗日並成為了全國的抗日領袖,張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樹立起領袖的威嚴,张学良說:“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当时周恩来、杨虎城都反对张计划随蒋去南京,只有宋美龄支持,她认为张“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說楊虎城、張學良是為國家、民族而發動西安事變,這說法太牽強。以當時張楊的種種舉動來看,蔣中正削弱地方派系勢力才是引爆西安事變的主因,與抗日關係不大。」

评价[编辑]

中國国民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蔣中正在〈西安半月記〉: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叛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度,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之至!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張學良)為幼稚的大學生主張[131]

中國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周恩來:「歷史應該公斷,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132]從一定意義上說,他說得很對。[26]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133][134][135] [136][137]

张学良自我评价[编辑]

1957年初,张遵從蔣之命令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蔣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蔣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称蔣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與張在台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介石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138]

張在此期间受訪時曾表達:“在二十五年前,我對共產黨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全國要求抗日之時,我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我以為在抗日過程中,也可以和共產黨相處,抗日勝利後,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國。誰知,後來共產黨是偽裝抗日,而藉抗日擴大自己的力量……於民國三十八年和平談判時竟然提出駭人聽聞令人不能容忍的條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產黨欺騙了全中國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們欺騙中的一人,我這口悶氣積在心裡,實在痛苦萬分。為了給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罪魁和騙子打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貢獻一切,甚至我的生命![139]

由1956年至1958年,张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真意。

1959年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之后立即给蔣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蔣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權)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圓山飯店12樓崑崙廳),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說:“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140]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后张赴美著口述历史期间,明确表示对于西安事变后悔。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141]。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142]

其他方面的评价[编辑]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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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蔣明知退卻即是挾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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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 「甚盼剿討部隊能早到西安。」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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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 「我得出個印象,委員長性命正處非常危險之狀態。他們已走向極端,若其遭受失敗之打擊,他們甚有可能挾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們可能變成一夥暴徒,並在暴徒心態下殺死他。漢卿直言不諱告訴我,其委員會已經決定,如一旦爆發大規模戰事,為安全起見,他們將把委員長交給中共。這決非憑空之威脅。」見《宋子文日記》,1936年12月20日
  89. ^ 蔣要宋子文將他「應急速進兵之意見轉達中央,並示以進兵之方略。」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1日
  90. ^ 蔣介石:《西安半月記》,刊西北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編:《西安事變資料選輯》,西安,1979年4月,第509頁
  91. ^ 宋子文很清楚,當蔣告訴他「軍事解決為唯一之途」時,他當即「指出形勢之危險性,謂軍事上之成功並不能確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佔,他們尚可退至接壤共區,惟國家將陷於分裂,內戰四起。」見《宋子文日記》,1936年12月20日
  92. ^ 蔣日記提要欄內寫道:「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鐘而已。十字架之受難,余不承辱,誰復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無愧受洗禮矣。」蔣在同一天日記中說:「至今三日停攻之約期已滿,張並無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並無回京之希望,蓋明知張之前日約言為詐也。」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9日
  93. ^ 蔣說:「照余之計,五日內可以圍困西安,則余乃安全,雖危亦無懼,不可為余生死有所顧及也。」宋子文離開時,蔣叮囑他不要再來西安,並轉告宋美齡不要來西安,同時「以手勢全力示以速即進攻」。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1日
  94. ^ 94.0 94.1 94.2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219頁,ISBN 9787505734474
  95. ^ 95.00 95.01 95.02 95.03 95.04 95.05 95.06 95.07 95.08 95.09 95.10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17頁
  96. ^ 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第40頁
  97. ^ 蔣親對宋美齡說:「此事癥結在於共產黨。」見《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3日
  98. ^ 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第43頁
  99. ^ 99.0 99.1 臼井勝美著、陳鵬仁譯:《張學良與日本》,台北:聯經出版,1994年8月,第186-187頁,ISBN 957-08-1255-9
  100. ^ 100.0 100.1 100.2 100.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11頁
  101.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09頁
  102. ^ 《消息報》(1936年12月14日):「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和方案為藉口,這一行動……實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為禍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動卻顯然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見David Dallin著、潘崖譯:《蘇聯與遠東》,台北:國立編譯館,第71頁
  10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10頁
  104. ^ 104.0 104.1 104.2 104.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03頁
  105. ^ 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52頁
  106. ^ 毛澤東強調:「西安事變是中共抗日統一戰線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現;他重申必須把蔣介石押解至保安,交由全民公審,以償還十年血債。」見郭華倫著:《中共史論》,台北:政治大學國研中心,第114頁
  107. ^ 107.0 107.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04頁
  108. ^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221頁,ISBN 9787505734474
  109. ^ 蔣介石西安事變時的三份遺囑:擔心被乘機除掉(2)
  110. ^ 「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介石」見墨爾:《蔣介石的功過: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1994年
  111. ^ 「……因為共產黨是國際的黨,我們接到第三國際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決為對……。」見張浩:《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台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翻印,第33-34頁
  112.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16頁
  113. ^ 葉永烈:〈揭開毛澤東「殺蔣」「放蔣」之謎〉,刊《明報月刊》,香港:明報雜誌有限公司,1993年12月號,第62頁
  114. ^ 114.0 114.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18頁
  115.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0-71頁
  116. ^ 116.0 116.1 116.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21頁
  117. ^ 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1頁
  118. ^ 鄭寶華,《日本研究雜誌》第316期,4月號,中日關係研究會,1991年4月1日,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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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 《傳記文學》,第247期,第41卷6期,1982年12月,第59頁
  121. ^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台北:「國史館」,2000年12日,第86-89、114-125、312-317頁,ISBN 957-02-7428-X
  122. ^ 林博文:《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台北:時報文化,2007年12月,第16頁,ISBN 9789571347721
  123. ^ 黎望樹教授:《李宗仁回憶錄批判》
  124.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26頁
  125. ^ 125.0 125.1 125.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32頁
  126. ^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126.5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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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 《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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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24頁
  131.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三冊,430
  132. ^ 姜克夫、黃德昭、王秦編:《西安事變資料》第1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6頁
  133. ^ 江泽民.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6619/6629/20011012/579831.html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1996年12月12日 [2012-08-13]. "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它,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 
  134. ^ 李海文. 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0月12日 [2009-01-30]. "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安危時時記挂在心。他多次評價張學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 
  135. ^ 金海. 景仰“愛國赤誠心”(華夏走筆).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0月25日 [2009-01-30]. "周恩來總理用“千古功臣,民族英雄”8個大字,高度評價張學良先生的愛國壯舉。" 
  136. ^ 秦鴻勛. 拜謁楊虎城.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2月10日 [2009-01-30]. "“千古功臣”是周總理生前為楊虎城將軍的題詞,高度評價了這位愛國民族英雄的歷史功績。" 
  137. ^ 羅青長. 情深意重割不斷——憶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誼.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2年4月2日 [2009-01-30]. "一向以穩重著稱的周恩來總理也為之動容。他高度評價了張、楊二位將軍的歷史功績,稱他們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這是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和人民對張、楊二將軍作出的最高褒獎。" 
  138. ^ 林博文:《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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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 《張學良生平年表》.蘇墱基.1996年.遠流出版.450頁
  141. ^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1194頁
  142. ^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第1142頁

研究書目[编辑]

  • 傅虹霖著,王海晨等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