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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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一場軍事政變行動。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东北军將領张学良和時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國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蒋中正,並殺害保安人員、中央機關人員。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獲釋,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基本國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历史背景[编辑]

九一八事变[编辑]

位于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中国东北,退入山海关内。

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1月3日,山海关失守。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国民政府的对日备战[编辑]

面對日本的節節進逼,蔣介石堅信將來中日必有一戰,1932年,蔣设立了秘密軍事委員會擬定抗日計畫。中國政府和納粹德國簽署了軍事合作協議幫助國軍提升戰鬥力。成立中國空軍總部積極建立現代化中國海空軍。中國空軍飛行員到1939年即可駕駛現代化的戰鬥機及轟炸機,海军也将获得潜艇。這些備戰措施基本上和剿共需求無關,但西安事變的發生基本上推前了中國的抗日時間表。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编辑]

1934年10月14日,中國國民黨發動第五次剿共戰爭中國共產黨遭受重挫,被迫放弃根据地进行转移。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1]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經万余里抵达陕北,中共官方稱为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也先后抵达陕北。

中国共产党奉蘇聯指示的新政策[编辑]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1]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2]。11月下旬,張學良秘密會見尚在獄中之老友杜重遠,杜深受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胡愈之影響,建議張在西北聯合中國共產黨之紅軍,共同抗日。[1]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3]。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4]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编辑]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13日,張學良在中共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5]11月下旬,張學良到上海秘密會見尚在獄中之老友杜重遠,杜深受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胡愈之等人影響,建議張在西北聯合中國共產黨之紅軍、楊虎城之西北軍、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蘇聯援助,共同抗日。[1]11月22日,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师长牛元峰对红军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致使部队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官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官打死后,副官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坐鎮督战。

一二九运动[编辑]

1935年11月13日,張學良在中共八一宣言中,被中共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6]12月9日,在中共动员下,北平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堅決反分裂”,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企圖以“攘外必先安内”統一中國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中國共產黨之動向[编辑]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一舉擊潰閻錫山七個師。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7]

两广事变[编辑]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事变發生,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部队北上。不久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不得不對蔣介石表態和平。毛澤東對西南軍事將領行動表示讚賞,認為大好時機已來,決定利用此事件提早發動西北新國防政府,6月16日,毛澤東興奮的向王明表示:「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中共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8]」楊虎城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9]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由于不动干戈,就使當時實力非常强大的粵桂两大军团投诚),使蔣介石聲望提高。叛方將領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介石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介石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必备的军队實力,无论是張學良的东北军还是楊虎城的西北军都和兩廣部隊相比较弱)。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编辑]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渠宋哲元蘊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10]未料到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籌組西北大聯合的信心因此動搖。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11][9]

1936年8月,潘漢年張文彬帶來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東北軍立即配合紅軍發動有利局面,張學良、楊虎城一度稱病拒見。8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等聯名致信張學良「同志」,詳述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起來,以蘭州為中心發動西北大舉之計劃。[9]8月21日,潘漢年勸張學良:「如蔣堅持剿共,就不會原諒張之聯共,到時反蔣不成,東北軍就成了俎上肉。」張學良為其所動。是月,張派部下中共秘密黨員栗又文去新疆,爭取蘇聯援助。[9]是月未,張向中國共產黨表示,願率領大部分東北軍與紅軍「合在一起幹」。[9]此時,在共產國際指令下,中國共產黨已決定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9]中國共產黨決定放棄擁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建立西北抗日聯軍之計劃,但仍寄厚望於張,請他說服蔣聯共抗日。[9]張為抗日不惜犧牲一切,欣然答應「要想盡一辦法」勸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9]8月29日,得知中国国民党中统特工逮捕其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黎马绍周关沛苍后,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西安调处。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張作霖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12]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南京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9]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軍「任何攻擊行動」,只是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自衛手段。[9]紅軍主力願作抗日先鋒,國軍奔赴抗日前線時,紅軍將提供便利。[9]可惜,南京方面沒有響應。[9]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10月2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杨虎城,询问西安社会形势不稳,杨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当天,蒋乘专列由临潼洛阳。张学良飞洛阳为蒋10月31日50歲大寿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共產國際,婉轉詢問如張、楊、閻等與紅軍聯合抗日,蘇聯能否援助?[9]

張學良與中共合作,聲稱是因為國仇家恨,父親張作霖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死。張支持中國共產黨分離主義政策,認為有籌組西北大聯合之必要,反對內戰。張學良在旅歐期間,會見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欣賞德國意國全民團結的精神,認為只有法西斯主義才能救中國[13]張陝北剿共失敗,喪失第一一〇師、第一〇九師及其師長。不滿國民黨中央政府偏頗,不顧地方派系軍隊,當時減俸達20%,且未給予兵力補充、陣亡將士撫恤。中共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14]

第一次宁夏战役[编辑]

由于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的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第30军,第9军,第5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等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同时由于毛泽东与张国焘政斗剧烈,隶属张国焘的西路军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介石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红军发动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学良希望的结盟,应在红军能够打开与苏联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红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学良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山城堡战役[编辑]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的战斗能力,率领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红军,于是派他与中共秘密协商的中间人,王以哲统率与胡协同作战的东北军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三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选择抛开友军,孤军深入,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之下怀。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11月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中央军第七十八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学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绥远抗战[编辑]

1936年,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地。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在当时的中国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介石坚持要他剿共。张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向蒋介石要挟,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再被蒋介石拒绝。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介石拒绝。[9]

序幕[编辑]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于2008年10月)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赴蘇皖閩。[9]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並向蒋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调三十万中央军进剿红军。

12月4日,蒋抵西安,仍住華清池。[15]蔣每日分批召見東北軍、西北軍將領,與之「餐敍」,並與中央軍政大員密議剿共計劃,部署第六次大圍剿,務求「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內)」消滅紅軍。[15]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決以「至誠」感動蒋,勸蔣當全國的「民族英雄」。[15]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遭蒋拒绝。是日晚,中國共產黨收到張要葉劍英即日去西安之電報,「有要事待商」。[15]但葉並不急於啟程,12月10日才從保安出發,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達西安(然後赴滬去宋慶齡那裡取共產國際寄來之錢款)。[15]

12月8日,張、楊商定以捉蔣方式強硬逼蔣聯共抗日。[15]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學生們遊行請願。[15]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15]张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两人再次大吵,盛怒下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來源請求]

12月10日,張楊商妥行動計劃。[15]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12月11日,蔣在日記中留下:「今日漢卿(张学良)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覺有異。此殆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今日已聞余訓黎天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歟?」[16]晚間,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換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任务……

事件经过[编辑]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令行動。[15]张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中國共產黨代表劉鼎住在張學良公館裡,令木匠出身涂勝華做一部一百瓦電台於這天做好。[15]劉鼎玫電周恩來,說「全西北蔣張對立己成不可掩飾的事實」。[15]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17]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18]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冲等中槍遇難。[19][20]西安事变爆发。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1]

當晚十一點半,南京国民政府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討伐叛亂,一面以于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由5人增至7人。

12月12日晚,宋美齡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洲籍友人威廉·亨瑞·端纳。他是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一生事業都在中國,曾贊助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好友。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宋美齡毅然離開南京,飛赴西安。[22]宋子文、端纳與之同行。[22]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經孔祥熙秘書喬輔三得知事變。日本報紙在13日率先全世界披露蔣中正遭監禁的訊息[23]

12月14日,张学良观阅缴获的蒋介石日记,明白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事实上,在當時中國弱而日本強之情況下,越能延遲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間,對中國越有利,這是蔣中正一直無法說出的苦衷。張學良坦承錯誤,並希望蔣中正能移往安全地方,但遭到拒絕。張學良致電宋美龄,希望夫人到西安一趟[24]。此说法存在争议,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情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之一”。在文章中,郭增恺郑重表示:“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藏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所谓的《对张、杨的训词》,“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到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25]

由於西安事變消息是由日本第一個報導出去,同時汪精衛正在德國希特勒會晤,讓史達林認為此事變為日本陰謀製造中國內戰,並擔心蔣中正一旦被殺,中國可能會參與締結德日防共協定。12月14日,史達林經第三國際指示中共釋放蔣中正[26]。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27]也公開支持蔣介石。

12月14日,蔣中正委託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轉交遺囑給宋美龄:「余決為國犠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切勿冒險來西安」[28]

12月16日,国民政府勸诫張學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空军隨即展開轟炸西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原執意殺蔣介石,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蒋介石。[29]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30]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参与斡旋。[31]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为张学良最敬重文人张季鸾撰写之《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该文章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是日,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報:「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32]

12月19日,張學良向蔣中正表示八項要求裡後四項刪除,只要允諾前四項即可,仍遭蔣中正拒絕。

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往见蒋介石。周恩来亦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内心深处非常思念长期软禁在苏联的长子蒋经国,周恩来在迅速与莫斯科达成协议后,向蒋介石暗示只要蒋放弃武力剿共,可释放蒋经国归国,蒋介石也被迫答應。

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談判,蔣接受聯共抗日。[17]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这个提议遭到杨虎城、周恩来反对。但張學良最終說服楊虎城釋放蔣中正,出發前蔣對兩人表示:「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無任何特殊要求。此不僅為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唯以國家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為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決定自作主张護送蔣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先把蔣夫人送上飛機,再讓蔣中正喬裝到張學良的部隊中登機脫逃,周恩來甚至趕到機場想把他們追回來。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西安事变蔣介石最後獲得釋放回到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20萬南京市民迎接蔣。[22]张学良被扣留。張學良表示:「我自已做的事自已負責,我送蔣先生回南京是請罪,後事我都預備好了,我是準備被處死刑的。但蔣先生很寬厚,飛機到洛陽,委員長叫我不要下飛機,他一直在保護我。」[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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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呈請國民政府特赦張學良文
  2. 報告西安事變始末

结果[编辑]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34]」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國共產黨暫時停止了顛覆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國民政府被迫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協議,中國共產黨宣佈解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改為邊區政府,並停「土地革命」,國府將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成八路軍新四軍。國府則通過「根絕赤禍案」,停止軍事剿共,為改編後的中國共產黨軍隊撥發軍餉(中國共產黨黨史所稱「國共第二次合作」至此開始)。

事后,张学良主動送蒋回到南京,抵南京后12月30日被军事法庭判決:「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937年1月4日,蔣中正認為自己未能對己身安全預作防衛,引以自咎,随后即提請國民政府特赦,「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蔣中正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准張學良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兩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35]張學良繼而長期軟禁在溪口等地。東北軍在事變後被國民政府改編,國府加強控制西北。

事變中,共約八百至一千人遇害。中央委員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綏署軍需處長王式輝、參議楊陟岡、衛士隊長高鳯梧、監印官柳長庚、副官蔣國卿、特務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隊長劉惠祥、騎兵團長蔡仲及市民等[36]。原本執意殺害蔣介石的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以抗日之名重掌兵權,但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军统局人员殺害。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安內攘外政策,迫使國民政府進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蘇聯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休整與壯大的机会。

史達林釋放蔣經國回中國。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在嚴冬中遭遇變亂,蔣單衣越牆攀岩,倉皇逃難,傷及脊椎與腰部,身心受創。背脊上第12根環節受傷且终身不癒,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蔣堅決相信,造成中國共產黨坐大、神州沉淪之導火線就是西安事變。[37]蔣雖安全獲釋,但剿共功虧一簣,導致日本對蔣凝聚中國團結而加快侵略,影響日後歷史發展極深,讓蔣惱恨不已。事變後,蔣對中國國民黨元老張鈁說:「安內才能攘外,他們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記裡有計劃,風聲透漏出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要升級了。你看目下這個爛攤子,怎樣對外?張揚掀起這樣的風波,真是壞了我的大事!」此時,蔣備戰計畫在事變中有洩露,引起日本注意,華北形勢日益緊張。

當時計畫整訓軍隊,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向德國採購裝備彈藥。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軍隊不夠三分之一,大部分訂購之軍事設備未運回,只儲下不足三分之一預備打半年仗之糧秣彈藥。西安事變前,蔣計畫訓練三十六個師,冀以此作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變破壞整個計畫,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因此而延緩或停頓,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國。[38]

后续[编辑]

张学良回南京的原因[编辑]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介石去南京,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介石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不要連累東北軍。

既然蔣介石已經同意抗日並成為了全國的抗日領袖,張學良希望用自己的犧牲來樹立起領袖的威嚴,张学良說:“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介石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說楊虎城、張學良是為國家、民族而發動西安事變,這說法太牽強。以當時張楊的種種舉動來看,蔣中正削弱地方派系勢力才是引爆西安事變的主因,與抗日關係不大。」。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编辑]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国民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二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离开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六十三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掌控北平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张学良胞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球联合会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杨虎城企圖重掌兵權遭杀害[编辑]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被迫去欧洲“出国考察”,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參與抗日戰爭之名重掌兵權。1937年12月他偷偷回国,遭到國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軟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贞病死。1949年,親共之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是命令并未被施行。

1949年9月6日,國共戰爭国军弃守重庆前夕,傳聞在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杨虎城及其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其秘书宋綺雲和夫人徐林俠以及他們的幼子宋振中(昵稱“小蘿蔔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戴繼元公廟)被楊進興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軍統特務人員用匕首捅死,傳說中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3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之“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被認定是「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被中國人民砸毀。

2013年11月,楊虎城次孫、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楊瀚再次致函馬英九,呼籲平反楊虎城以使中國國民黨進一步擺脫歷史的黑暗。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王文隆表示,西安事變受軍法審判,目前沒有平反問題[40]

张学良未被處死[编辑]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即被蒋介石扣押。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十年徒刑。但是蒋介石宣布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蒋介石本人严加管束。徒刑还是有期限的。管束就是没有期限的。蒋介石就是要扣押张学良终身。1975年蒋介石死,蒋经国仍然没有释放张学良,显然是执行蒋介石的遗志。1988年蒋经国死,李登辉仍然扣押张学良三年。1991年张学良获准去美国探亲,才算获得自由。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曾五次变更,1937年初,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窦山;1938年秋,又迁徙贵州修文县;1946年11月,张学良被骗解到台湾新竹井上(清泉)温泉;1949年,先搬至高雄壽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溫泉,直至1958年。1961年秋,当张学良被解禁后,在台湾北投復興岡新建了一座小别墅。但不管到了哪里,都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

张学良重获自由后对西安事变的回忆[编辑]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蔣中正)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41]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都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张学良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蔣中正,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42]

由1956年至1958年,张学良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学良真意。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43]。1995年,张学良九十五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44]

评价[编辑]

中國国民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蔣中正在〈西安半月記〉: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個月可竟全力者,幾全毀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叛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恢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程度,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之至!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并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徐永昌:其(張學良)為幼稚的大學生主張[45]

中國共产党方面的评价[编辑]

周恩來說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他說得很對。[15]

江泽民在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46][47][48] [49][50]

张学良自我评价[编辑]

1957年初,张学良尊蔣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学良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学良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蔣介石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学良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蔣介石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学良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蔣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蔣介石與張學良在台灣桃園大溪會面,蔣介石臨走前說:「西安事變對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張學良在日記中留下:「我聞之,甚為難過,低頭不能仰視」[51]

張學良此期间受訪時曾表達:“在二十五年前,我對共產黨還沒有正確的認識,在全國要求抗日之時,我認為共產黨也是中國人……我以為在抗日過程中,也可以和共產黨相處,抗日勝利後,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國。誰知,後來共產黨是偽裝抗日,而藉抗日擴大自己的力量……於民國三十八年和平談判時竟然提出駭人聽聞令人不能容忍的條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 ……共產黨欺騙了全中國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們欺騙中的一人,我這口悶氣積在心裡,實在痛苦萬分。為了給禍國殃民罪大惡極的罪魁和騙子打擊,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願貢獻一切,甚至我的生命![52]

1959年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学良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读到之后立即给蔣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蔣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恢复自由以后,张学良的言论开始与其在软禁时期的言论大相径庭。

关于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敬佩共产党的长征,还公开说“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因为中共有人民支持,我们(指自己和蔣介石)不得民心。”他还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53]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權)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圓山飯店12樓崑崙廳),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說:“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54] 后张赴美著口述历史期间明确表示对于西安事变后悔。

其他方面的评价[编辑]

李德在〈中國日記〉中寫到:「毛澤東稍後捏造歷史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歸功於自已。中國共產黨當時情勢有必要以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來對抗日本的侵略」。

金德曼:「切勿把這幾天的事件予以過高評價,依蔣中正與毛澤東的說詞,在數月之前,國共雙方已進行談判停戰及聯合抗日的問題(指潘漢年)」[55]

唐德刚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自己對國恥家仇的義憤,而並沒有太多考慮到私人利益。西安事變對於中共必然有利,但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以及蔣介石本人,亦並非受害者。[56]

李敖認為,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蒋介石用他眼里的杂牌军西北军跟东北军队去打共产党,要让他们互相制衡互相消灭,但一个师打掉後,蒋介石不补充,张学良後来心里就很清楚,也引起东北军人的叛变,认为蒋介石私心太重。 [57]

畢萬聞認為,蔣、張所以如此「對立」,不僅是某些群體或黨派推動結果,更有其深刻社會原因。[15]蔣、張個性皆聰明有主見,不是誰都能利用到他們。[15]張是西安事變主導者,這結論不能否認。[15]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人有不同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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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2頁:「晨五時,西北剿匪軍副司令張學良及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叛變,張部師長白鳳翔、旅長唐君堯營長孫銘九將蔣委員長自臨潼劫持至西安新城(楊虎城部所在地),並扣留西安城內之中央高級官吏將領陳誠、蔣鼎文、朱紹良、錢大鈞、衛立煌、蔣作賓、陳繼承、陳調元、萬耀煌蔣方震等(邵元沖及侍衛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等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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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3頁:「張學良、楊虎城通電,主改組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等八事,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聲言對蔣委員長作最後諫諍。」
  22. ^ 22.0 22.1 22.2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219頁,ISBN 9787505734474
  23. ^ 臼井勝美著,陳鵬仁譯,《張學良與日本》,聯經出版,1994年8月版,第186-187頁,ISBN 957-08-1255-9
  24. ^ 「正午,張來謂: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然委員長對部下亦太緘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魯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轉引自〈西安半月記〉,載蔣緯國著,《抗日戰爭指導》,遠流出版,1989年4月,第236-237頁
  25. ^ 《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香港《热风》杂志,1955年连载
  26. ^ 張學良與日本,臼井勝美,陳鵬仁譯,聯經出版,1994年8月版,第186-187頁,ISBN 957-08-1255-9
  27. ^ 〔David Dallin著,潘崖譯,《蘇聯與遠東》,台北,國立編譯館,第71頁〕,1936年12月14日《消息報》: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和方案為藉口,這一行動……實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為禍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動卻顯然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28. ^ 蔣緯國著,《抗日戰爭指導》,遠流出版,1989年4月,第236-237頁
  29. ^ 蔣介石的功過.墨爾(德使)駐華回憶錄.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
  30. ^ 〔張浩,《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翻印,第33-34頁〕……因為共產黨是國際的黨,我們接到第三國際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決為對……。
  31. ^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221頁,ISBN 9787505734474
  32. ^ 葉永烈著,〈揭開毛澤東「殺蔣」「放蔣」之謎〉,刊《明報月刊》,香港:明報雜誌有限公司,1993年12月號,第62頁
  33. ^ 鄭寶華,《日本研究雜誌》第316期,4月號,中日關係研究會,1991年4月1日,第17頁
  34. ^ 轉引自〈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年1月5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7頁
  35. ^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國史館,2000年12日,第86-89、114-125、312-317頁,ISBN 957-02-7428-X
  36. ^ 《傳記文學》,第247期,第41卷6期,1982年12月,第59頁
  37. ^ 林博文著,《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台北:時報文化,2007年12月,第16頁,ISBN 978957134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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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 金海. 景仰“愛國赤誠心”(華夏走筆).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1年10月25日 [2009-01-30]. "周恩來總理用“千古功臣,民族英雄”8個大字,高度評價張學良先生的愛國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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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羅青長. 情深意重割不斷——憶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誼. 人民網. 人民日報社. 2002年04月02日 [2009-01-30]. "一向以穩重著稱的周恩來總理也為之動容。他高度評價了張、楊二位將軍的歷史功績,稱他們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這是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和人民對張、楊二將軍作出的最高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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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書目[编辑]

  • 傅虹霖著,王海晨等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