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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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見台灣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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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繼清朝之後於1912年至1949年其間統治中國大部分地區(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控制不深)的政權。按照統治政府與地理政治情勢，中華民國可劃分為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1927年）、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1949年）與台灣時期（1949年─至今）三部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取得割讓給日本的台灣。1949年9月間，因國共內戰失利，退守台灣以及福建周圍的部分島嶼，中央政府播遷臺灣臺北(今臺北市)，臺灣省政府和福建省政府分別遷往南投及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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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辛亥革命
自上而下改革以及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使得很多中國人相信只有通過徹底的革命，廢除掉舊有的制度和體制，並建立新的制度和體制才是有效的方法。這個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一個反清的共和主義者，開始在海外華人、留學生，特別是日本的留學生間受到矚目。1905年，孫中山和另一個同樣受到矚目的中國革命領袖黃興在日本東京建立了同盟會。中國國內的一些地區軍閥、百日維新後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華人對這個運動給以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孫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東京發表，並在1920年代早期作過一些修改。他的理論集中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號召人民推翻滿族的統治以及結束外國霸權在中國的勢力；民權表達了孫中山期望建立一個普選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為社會主義，是指通過對生產方式所有制的規範來幫助平民。
共和革命於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的武昌爆發，當時反清軍隊的計劃被暴露。這就是“武昌起義”，也是中華民國國慶雙十節的來源。這次起義迅速擴展到鄰近的城市，並得到遍佈全中國的同盟會成員的支持。到了11月底，24個省中的15個宣佈從清政府獨立。一個月後，孫中山從美國返回中國。孫中山在美國時從海外華人和美國的同情者間為這次革命籌集了資金。
[编辑] 洪憲帝制與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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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但是在北京的權力此時已經掌握在當時最強大的清朝軍隊的指揮官和清朝内閣總理袁世凱手中。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體遭到內戰或外國軍隊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孫中山同意袁世凱提出的把中國統一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溥儀退位。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中央政權開始被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系統所掌握。[2]
共和的進程比孫中山及其盟友對其的預料要慢。革命者們沒有軍隊，而袁世凱的權力開始超越議會。在袁世凱身邊盡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們一直不習慣甚至反對以議會制約政府的權力。
1912年8月，孫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國民黨，這個黨是一些以孫中山的同盟會中主張議會責任內閣制的份子為核心，聯合其他小黨派結成的。1913年舉行的新一屆兩院選舉中，宋教仁以反對袁世凱的統治進行參選，甚至一道有傳當國民黨佔過半時，宋教仁要求出任國務總理。害怕行政大權被削的袁世凱為此於3月暗殺了宋教仁。[3]但並沒有對國民黨做成打擊，反之令其獲得了議會中的大多數席位。孫中山對於袁世凱的不滿開始增加，1913年7月，南部的幾個省開始進行了反對袁世凱的叛變，稱「二次革命」。叛變後來被成功鎮壓，孫中山及其發動者逃亡日本。1913年10月，在袁世凱的壓力下，議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總統，而國內的主要勢力也承認了袁的政府。為了取得國際的認可，袁世凱同意給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權，中國仍然是宗主國，但是保證俄國在外蒙古地區的權利和影響。
1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將國民黨黨員逐出議會。在幾個月內，他中止了議會的權利，改立一個參政院。並強行通過頒佈了一部新約法規定他可以任職終身。1915年底，袁世凱父子促使楊度等六人組成籌安會，進行袁世凱稱帝的勸進動作。之後，袁世凱自稱受全國國民代表擁戴，登基為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改年號為洪憲。這引起了全國性的叛變，為數眾多的省宣佈獨立。雲南將軍唐繼堯並組織約二萬人之「護國軍」討伐袁世凱，這場護國戰爭中袁世凱的軍隊受挫，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謀求續任總統，但被護國軍拒絕，袁氏最後病逝。
袁世凱去世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袁氏親信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自此中央政權連續被北洋軍閥系統控制，但此時已經無人具有足够能力控制整個北洋系統的軍隊和政權，各不同派別的領導人以省為單位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形成了實際上的割據局面，名義上各勢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支配，但北京政府實際上在不同時期也由不同派別軍閥統治。
[编辑] 北洋政府與軍閥時期
袁世凱去世後，軍閥間展開了相互的混戰以奪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權。大規模的軍閥混戰，如「中原大戰」估計有二十萬士兵死亡，大大小小的戰役不斷。
[编辑] 中央政權的更迭
- 府院之争
-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和段祺瑞分任中華民国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二者争執不断。国会對段內閣的制約不断，終於以是否參与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導火線，黎元洪宣佈把段祺瑞解職。而段祺瑞就離開北京，擁兵對抗黎政府，結果黎氏需要召張勳入京調停。
- 張勳復辟
- 1917年，張勳借黎元洪、段祺瑞二人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执之机，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即位，宣布復辟，但僅持續12天被段祺瑞討平。黎元洪宣告辞職，由副總統馮国璋繼任總統，而段祺瑞續任国務院總理，另立由他的派系控制的安福国伝。
而馮国璋與段祺瑞時有沖突，最後馮国璋總統任期結束，馮段二人相約共同下野，由袁世凱的老朋友，前清元老兼當過國務卿的徐世昌接任總統，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後操縱政權。
此後皖系、直系、奉系和晉系四系軍閥明争暗鬥，中央政權頻頻易手，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閣，更有曹锟賄選總統醜聞，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兩次進入北京執掌政權，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编辑] 外国入侵和学潮
一戰於1914年開始以後，日本趁機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1915年，日本向北京的軍閥政府提出了所謂的“二十一條”，這個條約將使得中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北京政府拒絕了當中的一些要求，但是北京屈服著同意了日本對已經在其控制下的山東省的領土要求，北京也承認了東京政府對滿洲南部以及內蒙古東部的統治權。1917年，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與日本簽訂秘密協議，以日軍抵抗德國的海軍作為交換條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
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希望可以奪回失去的領土。但是，1918年，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一項秘密協定，中國承認了其對山東的統治。當《凡爾賽條約》確定日本獲得在中國山東的權利以及北京這個出賣領土的行為被公諸於眾後，國內一片譁然。1919年5月4日，大量的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反對北京政府和日本，這就是後來被認為是民族覺醒的五四運動。[4]由五四運動激發的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延伸至1923年。1919年5月4日的學生示威遊行是新文化運動的起點，這場由愛國學生發動，以政治熱情、學生運動以及打破宗教崇拜和由知識分子改革派領導的各種思潮，發展成一個民族覺醒的運動。這次運動，後世歷史學家普遍稱之為“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這兩個詞通常作為同義詞使用。
[编辑] 國共合作
五四運動重新點燃了當時處於低潮的共和革命。1917年，孫中山通過與南方的軍閥合作成為當時在廣州的南方軍閥的大元帥，稱為護法運動。1919年，孫中山重組中國國民黨以反對當時的北京政府。北京政府當時仍然具有合法性並與西方世界有聯繫。到1921年，孫成為南方政府的大總統，他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於鞏固他的政權並實現與北方的聯合。他試圖從西方獲得援助的努力受到忽視，但是在1921年，他轉向剛剛在自己的革命中取得勝利的蘇聯救助。蘇聯試圖通過嚴厲批評西方為“西方帝國主義者”而表示友好的態度對待中國的革命者，但是處於政治的考量，蘇聯領導人採取了雙重的策略，即同時支持孫中山和剛剛建立的中國共產黨。蘇聯期盼著兩方的合併，但是同時也準備了任何一方取得勝利。從此，開展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的鬥爭。
1922年，廣州的國民黨-軍閥聯盟破裂，孫中山逃往上海。這時孫開始意識到他需要得到蘇聯的幫助。1923年，孫中山和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表示蘇聯將協助中國的國家統一。蘇聯的顧問，當時第三國際的著名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於1923年抵達中國以幫助國民黨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模式進行改組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在第三國際的要求下開始與國民黨合作，她的成員被鼓勵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並保持其共產黨員的身份。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小黨派，在1922年時只有300名黨員，到1925年時也只有1,500名黨員。而國民黨在1922年時已經有150,000名黨員。蘇聯顧問也幫助國家主義者建立起政治機構以培訓宣傳人員在群眾中動員的技巧，並於1923年派遣孫中山從同盟會時期起就擔任陸軍上尉的蔣介石到莫斯科進行了為期幾個月的政治和軍事培訓。蔣介石於1923年底回國後參與了建立位於廣州的黃埔軍校。1924年，蔣介石成為軍校的校長，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编辑] 蔣中正的崛起
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在國民黨內部產生了支持與反對的兩個派系。支持聯俄容共的稱為左派，以汪精衛為代表，反對聯俄容共的稱為右派，以胡漢民等老国民党員為代表。左派認為目前国民党尚須要得到外国勢力的支持，右派則担心未來以個人身分加入的共產党員，可能會併吞国民党。由於当時由孫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兩派暫時無事。[5]
1925年3月，孫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卻沒有交代接替人選。汪精衛在北京安葬孫中山後，在回到廣州前，先到汕頭與蔣中正會面，希望能與蔣合作，與右派勢力競争。1925年7月1日，廣州軍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汪精衛當選為国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外交部長（當時廣州国民政府並非国際承認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長一職形同空殼）。右派見大勢漸去，開始鋌而走険，暗殺左派国民党員。1925年9月，財政部長廖仲愷在中央党部門前被暗殺。左派趁此機会實施戒嚴，蔣中正率黃埔軍逮捕右派軍系的粵軍領袖許崇智等人，將粵軍編入黃埔軍中。至此，左派可謂完全掌握局勢。
[编辑] 北伐時期
[编辑] 北伐戰爭與寧漢分裂
蔣中正一直都希望能立即進行北伐，然而汪精衛和鮑羅廷認為時機尚未成熟，都反對北伐，這成為了蔣中正逐漸和左派產生裂痕的起因。1926年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開除了他的蘇聯顧問，並嚴格限制共產党在国民党內部担任高級職務。[6]1926年5月，湖北軍閥吳佩孚入侵湖南，当時湖南軍閥唐生智不敵，向廣州國民政府求援，成為了蔣介石發起的北伐理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中正率軍攻入湖南後，李濟深、湘軍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了吳佩孚。
左派此時已經不信任蔣中正，希望能扶植唐生智來取代蔣的勢力，並且把國民政府的位置從廣州移到湖北的武漢。蔣為了另尋出路，從湖南往東進軍，取下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蔣進入上海後，獲得了當地商人和外國勢力的支持，不再須要依賴左派與蘇聯，便決定與武漢政府決裂。1927年4月12日，蔣下令「清黨」，動用軍隊及地方幫派人士，搜捕並處決共產黨員。[7]這段歷史在中國大陸地區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右派胡漢民等人於是向蔣介石靠攏，在南京建立了一個反共的政府，與武漢的左派政府對峙，稱為「寧漢分裂」。這時中國有三個中央政府：獲得國際承認的位於北京的軍閥政府，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合作建立的武漢政府，以及國民黨右派組成的南京政府。
[编辑] 国共合作破裂
共產黨感到形勢危殆，認為不能再完全仰賴國民黨左派，開始積極在湖南湖北一帶農村推動「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然而唐生智的部屬軍官多為湖南地主，因此開始強烈反對共產黨。汪精衛迫於形勢，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退黨，國共合作至此結束。[8]這段歷史在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中稱之為“寧漢合流”。
共產黨目前進入了一個低潮期：原本第三國際希望能藉由與國民黨的合作來發展共產勢力，因此對國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經濟與人力資源，現在不但黃埔軍為反共的蔣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了與國民黨左派的同盟關係。共產黨於是決定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勢力，1927年8月1日，發起了「八一南昌起義」（國民黨方面稱為南昌暴動）。[9]原本計畫攻入廣東，但是沒有成功，於是進入江西的山區。毛澤東在湖南也發起了沒有成功的長沙起義也叫秋收起義，往東與江西共軍會合。共產黨的武裝勢力於是長期在此地發展，稱為「江西蘇区」。
[编辑] 東北易幟
寧漢合流後，蔣中正整合軍隊，向北方步步進迫，在保定之戰中擊敗奉軍。大軍當到山東之時，日本為了阻礙国民政府統一全国，藉口保護僑民，在山東製造濟南慘案。蔣中正繞道北伐，進迫北京。張作霖見大勢而去，被迫退出關外，途中，日軍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是為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發生後，該事件的制造者關東軍意圖鼓動張作霖之子張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張学良拒絶。同時張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經統一南方的蒋中正聯系，準備宣布東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統治。1928年12月12日，張学良宣布東北易幟，将原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五色国旗更换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国旗，意即宣布東北服从国民政府領導。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軍閥混戰局面結束。
[编辑] 黃金十年
到了1928年，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已經在蔣介石的統治下，而南京政府也獲得了國際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國民黨政府宣佈，根據孫中山革命理論的三步驟「軍政、訓政、憲政」，中國現在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並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中國將在國民黨的領導下發展。
1928至1937年是国民党力量鞏固和取得成就的一個時期。外國在中國的特權通過外交途徑獲得緩解，政府積極地進行立法和刑法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分期償還負債、改革銀行和貨幣体系、建設公路和鐵路、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禁止毒品買賣並增大工業和農業生產。同時，教育界也獲得了同樣巨大的成就，以期通過一個普及國語和克服方言差異的計劃以幫助中國社會的統一。廣泛分佈的通訊設施更進一步鼓勵了民眾的統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但同时也有一些負面評價。
[编辑] 正面評價
从積極的方面說，在這段時間内中華民国的工業，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区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国民政府自1927年起推行貨幣改革，逐步廢除銀本位制，後于1936年發行法幣，与英鎊及美元掛鉤。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現代金融体系的嘗試，統一了国家貨幣。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銀等硬通貨，保証了抗戰期間国民政府的財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為当時的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献。1942年，政府組織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廠礦工程技術骨干组成的，并有專人管理的實習進修隊伍。其中大部分学員回国成為当時大型国營廠礦的領導骨干。
農業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間粮食總產量增長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華民国統治時期粮食產量最高的一年，總產量（包括大豆）約為3000億市斤，這一数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產区大多風調雨順，這対当時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極低的中国農業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国權度標准方案》，規定：万国公制為中華民国權度之標准制，以与標准制有簡單的比率而与民間習惯相近者為“市制”。這種單位制，通常称之為“一二三制”，即一公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公尺（即一米）等于三市尺。這種簡單而有效的標准将中国民間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際際准統一起来，影響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陸仍是公制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编辑] 負面評價
在這段時間内重工業成長有限。鋼鐵工業的甚至出現了倒退。晚清時候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稳定在5万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国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没有恢复生產，至1938年武漢失守前才匆忙将該廠部分設備拆運至後方。同時国民政府先後计劃在南京和湘潭建設中央煉鋼廠，均告失敗。
在日本績極準備侵華戰争時，国民政府却未将重工業有計劃的遷至大後方。直至戰争全面爆發，沿海工業已經遭受重大損失，国民政府才匆忙搬遷工廠，在運输途中也遭受了重大損失。
發行法幣為国民政府稳定自身財政做出了巨大貢献，但同時也通過強制手段将民众手中的硬通貨如白銀等集中至政府手中，由于法幣的不断貶值，造成了民众的財產在事實上大幅貶值乃至化為烏有。
在毒品問題上，国民政府先後頒布禁烟、禁毒法令、法律、法規等300餘件，在数量和貭量上較清政府、北洋政府均有較大提高。但在實際執行中，国民政府實行“寓禁於徵”政策，即對当時最主要毒品大烟（即鴉片）的生產製造、運輸、銷售以及開設吸毒場所等環節，只要向政府繳稅即為合法。這種政策實際上無法起到禁毒的作用，反而助長毒品蔓延，使大量的毒品交易合法化。1931年以後，日本在東三省强力推行鴉片種植及貿易，以及在陕北的中国共產党政權為解决財政問題，默許“特貨”（字面意思為特殊貨品，意為中共政權對鴉片的另一種称呼）貿易，兩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毒品蔓延。
[编辑] 抗日戰爭
沒有中國人不知道日本對中國的企圖。受到不斷增長的人口和對原材料需求的壓力，日本於1931年9月九一八事變發動了佔取中國東北的戰爭，並於1932年建立了由前清朝皇帝溥儀為首的滿洲國傀儡政權。失去東北這個富有工業發展和戰爭工業潛力的地區使得國民政府的經濟大受打擊。而在一戰後建立的國際聯盟對於日本的行為束手無策。日本開始從長城南部向中國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進。中國人民對日本感到憤怒，當時蔣中正定下「攘外安內」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斷的表面退讓，另一方面節節抵抗日本軍閥，又一方面調動軍隊圍剿紅軍。[10]後來，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於攜手抗日。不過，共產黨依舊抱持著拖延戰術，不願意也不能夠與銳氣方盛的精銳日本軍閥展開全面衝突。
1937年7月7日，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閥在北平（現今北京）城外起衝突；西北軍於蘆溝橋事變打響了抗戰的第一槍，稱七七事變。[11]接著，蔣介石於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指責日本軍閥的侵略、呼籲全國百姓團結而立。同時這也促進了國共反對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聯盟的形成。這次合作以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式進行。但是，兩黨間的不信任仍難以掩蓋。貌合神離的聯盟在1938年後開始破裂。共產黨抓住一切機會擴展其影響，包括利用有利於農民的群眾組織、行政改革、土地改革和稅制改革等等，而國民黨則希望壓制共產黨的影響。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二次大戰的亞洲戰局發生重大轉折。這時的國民政府認為，如果下令對日宣戰，中國將獲得英美等國的支援。面對來之不易的局面，在危局中苦撐待變的蔣介石十分興奮，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于極點。”
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本及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宣戰，至此中國對日長達十年之久的“戰而不宣”局面宣告結束。這也是後來針對抗戰時間的定義，歷史上有分歧的說法。依照戰爭法而言，官方上正式對日抗戰始於1941年12月9日，終於1945年8月15日，共三年八個月。
對於抗戰，國府方面定下的作戰方針是，現有部隊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軍閥，將華北、沿岸一帶的廣大空間換為寶貴的時間；而真正的戰場，則是華中一帶。不過，為了向世界展現中國抗戰的決心、並且激勵士氣，國府調動最精銳的第五軍等七十萬部隊，投入淞沪地區與日本軍閥展開血戰，徹底粉碎了日本皇軍「三日攻下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誇詞。之後，歷經台兒莊等戰役，日本軍閥於一年後占领武漢。此時，戰線過於拉長而導致兵力分散的日本軍閥，面對已有充分準備的國軍，再也無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戰爭至此陷入拉鋸戰。
相対于国民党方面，共產党方面，則是挺進日本軍隊占領区，共產党領導的国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来改称第十八集团軍，活躍在中国華北。国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活躍在中国的華中、華東。共產党的作戰方針是，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最大限度地組織群众参戰。使本来就分散的日本軍閥，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中国軍隊優勢兵力的打擊，在局部陷入被動。在戰略防御和戰略相持階段，有利的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戰場的作戰。比較有名的戰役有三次長沙会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広播了《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軍隊立即終止戰鬥。9月2日，在美国“密蘇里号”戰列艦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戰区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中国代表何応欽，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字。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結束。
[编辑] 戰後初期對台灣的争議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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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二戰投降後，國民黨開始在二戰結束後的1945年10月開始接收日本占領区，恢復對中国的統治。
雖然在抗日戰争中，国共兩党曾經站在一起，但是戰後两党的武裝紛紛争奪接受日本軍隊的投降以擴大各自的實際占領区。但是，国民党領導的中華民国政府直到遷台之前都始終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在許多被日本占領的城市，人民最初十分向往中国政府的接收，但是由于接收官員不擇手段的領汙腐敗和失敗的財政政策（参见法幣、金圓券），使得民怨沸腾，在很多地方還引起了流血衝突，其中影響久遠有發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
虽然在評價這一時期的統治時，很多人對中国国民党持批評態度，但同時也有人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原日軍占領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使得多年以後台灣的經濟起飛，人民均富並且允許個人有多元化的参政權，和各人努力等來的財產權等等權力，使國家真正的人民化，國家權力不是專屬特定政黨或教派而是全體人民。
两岸有很多人認為当年国民党是席卷大批金銀財宝出走台湾，台湾才得以發展。但也有人認為由於当年軍費支出不断，國民黨政府抵台時早已山窮水尽，一般台湾人民亦因為嚴重物價飆升、新台幣發行，使物貭生活更低於日治時期。而李敖認為，在1949年時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庫的92万兩的黄金全部運到了台湾。然後用92万兩中的85万兩，做了台湾的新台幣發行的准備額、准備金。始得能夠穩住當時的經濟。
[编辑] 國共內戰
1945年抗日戰爭後，共產黨的勢力擴大，國共雙方的衝突再起，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領導國民政府的蔣中正則認為國民的私有財產和經營權應受到保護，要求共產党軍隊归国民政府領導，国家恢復到抗日戰争爆發以前的狀態。國共双方時有戰鬥，時有談判，但談判終致破裂而戰事擴大，從1946年到1949年間的三年內戰，遼瀋战役（遼西會戰）、淮海战役（徐蚌會戰）和平津战役（平津會戰）國民黨方面的作戰均告失敗，不但喪失大片控制的土地，国民革命军損失了主力近150万人，更有超過100萬的部隊與政府官員投降共產黨。1948年秋天，國民政府在東北僅剩錦州、瀋陽、長春等幾個城市，10月15日國府錦州失守，19日長春在數個月的包圍戰後失守，11月3日解放軍正式進入瀋陽，共產黨全面控制中國東北。11月中爆發的淮海/徐蚌之戰是國共內戰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戰役，此戰役成為國共最後的總決戰，國民黨最後敗陣，12月15日解放軍攻下徐州、1月15日攻下天津、1月19日攻下蚌埠，會戰結束。1949年1月21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宣佈下野，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重新開啟國共和談。1月31日解放軍和平的進佔北平。
1949年4月，國共举行了北平和谈（即所謂「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的要求中國國民黨無法接受，談判宣告破裂。1949年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過長江，中國國民黨江陰要塞司令投共，1949年4月23日首都南京被解方軍攻克，國民政府遷往廣州。4月24日解放軍攻下太原市，中國國民黨部分守軍與政府官員因拒絕投降共產黨而集體自殺，中國國民黨方面稱之為「太原五百完人」。5月解放軍陸續攻下華中諸多大城市，在10日進佔了杭州、15日進佔南昌、16日進佔武漢、27日進佔上海。6月3日美軍軍事顧問團撤離與國民革命軍撤守青島後，同日解放軍進佔青島。8月6日解放軍攻陷長沙、17日攻陷福州，解放軍戰線深入華南地區。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兩個中國」開始同時存在。10月15日解放軍攻陷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再遷重慶，17日攻陷廈門，並對廈門外海的金門進行作戰，25日金門戰役國軍大捷，擊退進攻的解放軍。11月3日，解放軍進攻舟山群島的登步島，中華民國國軍經過三天的戰鬥擊退進攻的解放軍，史稱登步島戰役。
11月中共產黨攻佔重慶，國府三遷成都。同年12月7日國府行政院電令遷守臺灣，臺北則成為臨時首都，12月8日至10日，包括五院院長、各部會首長、中華民國政府公務員及兩蔣紛紛離開成都飛抵臺北，國府宣告「大陸淪陷」。
[编辑] 國府遷台
中華民國政府的執政黨國民黨在國共內戰失利之後，將中央政府遷往台湾的台北，自此中華民國即與台灣緊緊糾結，雖然與位於中國大陸的中国共產党因為歷史、黨派而有著恩恩怨怨，但自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未曾再對大陸地區實行過統治。
[编辑] 外交失敗
1971年，美国国務卿基辛格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国；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国取代中華民国在聯合国的席位、1972年，美国總統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国，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得中華民国与其它国家的邦交開始出現急剧変化。尼克森的下台，一度使台湾人民以為情況会有逆轉的机会。福特總統上台後，果放慢了与中華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進程，然至1979年，總統卡特治下的美国終与中華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使外国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變革的決心，所以紛紛向其示好，意圖在中国大陸開放市場之際可以分一杯羮。結果，中華民国的邦交国就這樣一直持續減少。直到1990年代，中華民国的邦交国就已經只餘下少数，包括大韓民国及南非等。
1992年，韓国与中華民国断交，韓國政府在断交的同時，違反外交豁免權，片面將中華民国在韓国的所有產業，包括在著名游客区明洞的自置物業及領事館全数充公，轉赠予中華人民共和国。曼德拉于1994年当選成為南非總統之後，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過去対他的關照，使他上台後于1998年中断与中華民国的建交，而改向与中華人民共和国建交。
[编辑] 經濟發展
隨著產業從農業發展到輕重工業、國民教育普及，台灣在1970年代進入經濟起飛時代，蔣經國總統所推動的十大建設至今仍被視為促進台灣經濟起飛的基本工程。1980年代，台灣則被視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股市指數高達萬點，所謂的「台灣錢，淹腳目」這句俗諺被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民生富裕民眾殷實的背景之下，台灣各種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能量皆在此一時期累積。
[编辑] 民主改革
1980年代，由於「江南劉宜良事件」的發生，蔣經國被逼逐漸將政治民主化。[12]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當時雖尚未解嚴，但蔣經國並未鎮壓，顯然已經想讓中華民國以「兩黨競爭」的方式，開創民主新局。
1987年，宣佈解嚴，這一步被看作是中華民國真正民主化的一個里程碑。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病逝於臺北，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1989年開放黨禁。1990年，李登輝由第一屆國民大會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早在1947年，中華民國在大陸地區便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但由於國府遷臺，為了保持統治整個中國的基礎，便一直沒有改選，稱為「萬年國會」。在李登輝當選總統的同年，一些學生為了萬年國會問題發動了三月學運，之後李登輝認同並宣佈修憲。修憲結果，使原大陸地區選出之年邁國代優遇退職，由台灣地區選出之全部新國代修憲，最後使總統選舉可以直接公民直選，不再以「委任直選」方式選舉總統。
1994年，台灣省首次直選省長、直轄市首長。省長選舉結果，由國民黨宋楚瑜當選首任民選省長。台北市市長選舉，民進黨陳水扁當選，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市首次由反對黨執政。高雄市市長選舉則由國民黨吳敦義當選。
1996年，中華民國首次公民直選正、副總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飛彈演習的軍事威脅及美日等國際關注之下，最後由中國國民黨提名的李登輝與連戰擊敗民主進步黨提名的彭明敏與謝長廷，順利連任。到了2000年，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由於分裂，產生了兩位總統參選人連戰與宋楚瑜（宋氏以無黨籍身份參選），最後，由民主進步黨的前臺北市市長陳水扁、前桃園縣長呂秀蓮女士贏得第十屆中華民國正、副總統選舉，這是中華民國行憲後首次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2003年，《公民投票法》通過，首次公投和2004年的總統大選一同舉行。到了2004年的總統選舉時，投票日前一天於臺南市發生三一九槍擊事件。當天開票結果，民主進步黨的陳呂配以0.228%些許差距擊敗中國國民黨提名的連宋配，成功連任，並於5月20日就職第十一屆正、副總統，並且引發其支持者與反對黨之間的激烈鬥爭，政局開始動盪不安，也因此嚴重影響了這段期間中華民國的經濟與外交發展。
2006年，總統陳水扁之親信與家族成員陸續爆發貪瀆醜聞，聲望大幅下降，民間開始發起要求總統陳水扁下台為貪瀆案負責的遊行活動。在國會中，以民進黨為首支持總統陳水扁的執政派系與以國民黨為首的反對派系，亦為了罷免總統的議題展開了激烈的對抗。在制度上，兩派的鬥爭陷於彊局。年底的直轄市長選舉，國民黨及民進黨各贏得一席，台北市由國民黨籍的郝龍斌先生當選市長，而高雄市在激烈的選戰之下，民進黨以一千多票之小差距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由陳菊女士當選市長。
2007年，隨著民進黨及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出爐，在政治立場鮮明的媒體助長之下，更激化了選戰的激烈程度。
[编辑] 相關條目
[编辑] 參考文獻及注釋
- 《劍橋中華民国史》，（美）費正清、費维愷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7-5004-1406-4/K·204。
- 《中華民国史》，（中国大陸）張憲文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ISBN 7-305-04242-0/K·284。
- 《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臺北縣，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到四冊，作者郭廷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ISBN：6666712919。
[编辑] 注釋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一章〈中華民國的開國〉，第28頁。
-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民國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32頁
-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86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民國元年壬子──十四年乙丑，第437頁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三章〈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第152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9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180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1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二冊民國十五年丙寅──十九年庚午，第239頁
- ^ 張玉法（1999年）:《中華民國史稿》第五章〈日軍侵華與抗日風潮〉，第248頁。
-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700頁
- ^ 台灣作家柏楊說，「江南之死，引起整個政權潰散的骨牌效應。」、「江南是最後被害者，以後蔣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沒有機會重犯了。」（〈槍聲三響撼金山〉，《傳記文學》，2004年10月）
[编辑]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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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目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均宣稱對中國擁有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控制中國大陸及大部分海島，中華民國實際控制台灣地區及较小部分海島。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認為是繼中華民國之後中國政權的後續，即如同中華民國是繼清朝之後的後續一樣，國際官方場合一般都接受或知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但是中華民國並不支持這個說法，對於台灣問題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仍有較大爭議。參看台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