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清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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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清治時期
 大清領土

 

1683年-1895年

大清帝國國旗

首都 臺灣府(1683-1885)
臺北府(1885-1895)
常用語言 官話[1]
閩南語(通行語)[2]
客家語
原住民語
政体 君主制
大清皇帝
- 1683 - 1722 清聖祖 (首)
- 1875 - 1895 清德宗 (末)
福建臺灣巡撫
- 1885 - 1891 劉銘傳 (首)
- 1894 - 1895 唐景崧 (末)
歷史時期 清朝
 - 鄭克塽降清,東寧滅亡 1683年
 - 馬關條約後,獨立建國 1895年
貨幣
今屬於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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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歷史系列條目
史前時期 1624之前
西治時期
1626–1642
荷治時期
1624–1662
明鄭時期 1661–1683
清治時期 1683–1895
臺灣民主國 1895
日治時期 1895–1945
中華民國時期 1945迄今
其他台灣系列

人口 - 族群 - 經濟 - 交通
地理 - 文化 - 教育 - 法律
政治 - 政府 - 軍事 - 外交

Taiwan-icon.svg台灣主題首頁

臺灣清治時期[3],是指台灣自1683年施琅攻台至1895年馬關條約轉讓主權予日本之間,由大清帝國統治的時期,共212年,為台灣歷史到目前為止持續時間最長的分期。

1683年,清朝政府派原明郑势力部下施琅率领清军,在澎湖海战中击溃了刘国轩郑克塽,郑克塽于七月十五日(新历9月5日)归顺清朝,并于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发易服,台湾归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清廷將台灣納為領土後,最初劃為福建省的一部分。清治初期,与福建厦门合署台厦道,道署下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隶属于福建省。但是,自从朱一贵事件后,清政府于雍正元年(1723年)不但将台湾与厦门分署,从台厦道升格为台湾道,又在诸罗县北部增设淡水厅彰化县。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于台南运作的台湾道行政区划之下,除既有一府四县一厅外又于澎湖群岛增设澎湖厅嘉庆十七年(1812年),在宜兰地区增设噶玛兰厅。清廷对台湾的消极态度一直要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了改变。鸦片战争后,欧洲列强冲击著清政府统治下的台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同意让台湾开港通商(安平淡水),不久又开放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基隆)二港。中法战争之后至1885年始獨立建省。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主權永久割讓給日本,結束對台灣長達兩世紀的統治;歷經短暫的臺灣民主國時代後,台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4]

前期的消極政策時期[编辑]

開台時期[编辑]

1683年,清朝政府派鄭成功前部下施琅率領清軍,終於擊潰了鄭克塽,鄭克塽於七月十五日(新曆9月5日)向施琅投降[5],並於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髮易服[6],有人認為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正式被收編為中國的一部分」 [7]

清朝初領台灣之際,明朝宗室朱術桂等因不願投降而自殺,若干鄭家親族如鄭成功第六子鄭寬因擔心遭到迫害而隱姓埋名。後人鄭守讓稱此舉因而躲過滿門抄斬,該族從此告誡後世子孫,不得對外洩露其一族為鄭成功的後代身分。[8]

明鄭政權文武官員、明朝宗室,以及平民百姓計有萬人,全部依「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分別載入中國大陸內地各省墾荒。清朝為示寬大,將鄭克塽移往北京後封公爵海澄公,並賜旗籍正紅旗漢軍,限制其居住遷徙自由。

約翰·芬伯翁作品《澎湖島及福爾摩沙海島圖》

逐步增置廳縣[编辑]

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灣(時為台廈道台灣府)正式納入清朝版圖,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個縣,府治設在今台南市;1718年康熙57年間,藍廷珍升任南澳總兵,返鄉論及鎮守南澳事宜,藍鼎元乃上書數千言,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起事反清,藍廷珍奉令平台,藍鼎元奉邀隨行,後應漢人拓墾範圍擴張又於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雍正5年(1727年)將原隸屬台灣府之澎湖改設為澎湖廳;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宜蘭地區因吳沙率領群眾開墾,使人數之和達數萬之多,應居民要求故又增設噶瑪蘭廳,之後並重新畫區,1787年(乾隆52年)因林爽文事件,為嘉獎諸羅縣協助平亂之百姓而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但大體上,清廷的治台政策,主要仍是依循內地的統治情況,視情況先鼓勵人民開墾,其後再由官方在隨後設置行政單位,或是依據軍事的需求來調整。此種策略一直到1874年日軍在牡丹社事件中犯台之後,才有所改變。

後期的積極治理時期[编辑]

臺灣主題首頁
玉山
沈葆楨於1874年於台南海濱所建之「二鯤鯓礮臺」(億載金城),為清政府力圖振作的產物。

來自英國的壓力(1841年-1868年)[编辑]

清朝與英國鴉片戰爭期間,自1841年9月起英國艦隊數度出現台灣外海,試圖佔領北部基隆港與西海岸中部梧棲港,但都沒有成功。接著於1854年7月,剛與日本締結親善條約由培理率領的美國東洋艦隊在基隆港停泊約十日間,借口搜尋失蹤水兵,登陸勘查基隆煤礦。培理返國後,提出報告力陳台灣適合作為美國的遠東貿易中繼站,台灣有如圍繞佛羅里達半島猶加敦半島、制御墨西哥灣的古巴,主張加以佔領。培理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其報告卻引起歐洲各國對台灣的注意。

此後,於1856年10月在廣州發生亞羅號事件,為處理善後,於1858年6月締結天津條約。依據天津條約,清政府將台灣的淡水 (1862年)、基隆(1863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於1864年陸續開放,並且允許宣教士來台傳播基督教

開港同時,歐美各國商人開始進出通商港口,傳教師也陸續來台,並與居民頻頻發生摩擦與糾紛。自處理1868年英國商人因收集樟腦發生的糾紛(詳見:樟腦戰爭)以後,清朝官憲在英國艦砲威脅之下,都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解決。那時所締結協定的概要是:

  1. 廢止樟腦官營,容許外國人及其雇員自由買賣,
  2. 准許外國商人在台灣旅行,
  3. 賠償過去教會的損失,禁止居民對基督教誹謗,
  4. 宣教師有權在台灣各地居住與傳教,
  5. 本地人與外國人的糾紛,應由清朝官憲與英國領事共同裁判等等。

雖是與英國的協定,但也適用於其他列強。這樣一來,各國與清廷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也一併適用於台灣了。自此台灣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由北部淡水基隆輸出與樟腦,由南部安平打狗輸出砂糖,輸入即以鴉片與雜貨為主。

來自日本的壓力(1871年-1873年)[编辑]

日本明治維新後,於1871年,發生琉球宮古島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灣恆春半島、其中五十四名被高士佛社排灣族原住民殺害、剩下十二名脫險返國的「宮古島民台灣遇害事件」。琉球同時受到日本及清朝的保護,日本以「懲辦兇手」為藉口,出兵台灣,1874年攻打台灣牡丹社原住民,即「牡丹社事件」。雖原住民打贏,但中、日雙方仍簽訂條約,清朝須負賠償費,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以及小田縣民遭卑南族洗劫財物事件,使清朝承認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灣為「保民義舉」,令日本領有琉球的承認,並將勢力擴及台灣。翌年1872年,日本政府設領事進駐福州探窺台灣情形,並暗地裡派遣陸軍少校樺山資紀(後為首任台灣總督。)與在中國留學的水野遵到台,做實地調查。與此同時,以破例年薪一萬二千銀元美國前駐廈門領事、精通台灣事務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為外交部顧問,進行向台灣出兵的準備。對李仙得甚至答應將來任命他為台灣總督。

李仙得1867年於廈門領事任內,與南台灣原住民酋長卓杞篤之間締結有關救助海難的條約。當時在台灣南部海上,美國船之外有多數外國船遇難,遭難者被原住民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但清政府借口原住民與其所居住區域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諉責任,所以李仙得經過美國政府認可,直接與卓杞篤締結條約。

日本外交大臣副島種臣1873年3月赴北京交換「日清修好條規」批准書時,為牡丹社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清政府以台灣居民係「化外之民」,該地區屬於「教化未及之地」為由,回避牡丹社事件的責任。受此回應,日本政府即於1874年4月,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長、李仙得為事務局二等官,做為出兵台灣的首腦陣容。由西鄉率領日軍,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長崎出發,二十二日在台灣南部的恒春附近登陸。雖然受到瘟疫台灣原住民游擊式反抗所困擾,仍於6月成功地佔領「蕃地」。

西鄉等佔領台灣南部期間,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中國,重覆交涉的結果,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締結「北京專約」,清廷以購買日軍所建房舍道路名義付日本五十萬兩銀錢,而日本則答應由台灣撤兵。清政府在條約中稱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並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遺族慰問金十萬兩白銀。其中保民所指為「日本國小田縣民」,但日本片面解釋為中國政府對琉球屬日的承認。

日本出兵台灣,成為清廷的一種警訊。清廷在日軍到達台灣後的1874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楨為「欽差兼辦理台灣海防事務大臣」並派遣來台。沈葆楨由船艦兵員隨伴,於同年六月十七日到達台灣,顯著地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不過,沈葆楨的任務非要與日本一戰,而是要積極使台灣發展。

消極轉變為積極的關鍵[编辑]

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普遍視1874年牡丹社事件為消極轉積極的關鍵,然另有史料著述如下。

沈葆楨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為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而離開台灣,以致其改革構想未完全實現,但由其繼任者、福建巡撫丁日昌繼承下來。丁日昌和沈葆楨一樣是屬於清末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的推行者。其施政計劃,包括把沈葆楨的政策推進更上一層外,為強化台灣內部以及與清廷的連繫,敷設通信用電線,以及在基隆恒春之間建設縱貫鐵路等。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實現的主要業績,只有台南打狗間及台南安平間、合計九十五公里的通信電報用電線敷設而已。

鴉片戰爭之後,清廷認為列強對清領土及屬地抱有企圖。日本出兵以後,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國。法國為著清的藩國越南發生清法戰爭1884年四月,派艦隊強行進入基隆港,除測量港灣外,並強制購買炭。同年八月,又登陸基隆將砲台加以破壞,並在市街遊行威嚇後撤退。其後,又於九月攻擊基隆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間反覆地攻擊基隆周圍。法軍一時也曾佔領,但是結果未能完全佔據台灣北部,於是將目標轉向防衛較弱的澎湖島,1885年三月底佔領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國為前提,成立清法兩國停戰協定,解除對台灣海上的封鎖並由澎湖島撤兵。這次法國對台灣的軍事行動,使清政府認識台灣的重要性,成為台灣清治消極轉變為積極的關鍵。

清法戰爭與臺灣建省[编辑]

清法戰爭中,清政府於1884年六月授與前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巡撫頭銜,使其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同年七月,劉銘傳到達台灣,因鑑於北部遭受法軍攻擊的情勢,親自駐守台北。劉銘傳就任管轄台灣及福建福建巡撫時,向朝廷建議台灣與福建分離被採納,1885年十月台灣成為獨立「省」,劉銘傳被委任為第一任台灣巡撫。福建台灣省成立後,立即修改行政區劃:台灣省之下,設台東直隸州與管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的台北府,管轄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埔里社廳台灣府,管轄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恒春縣及澎湖廳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將臺灣省省會定於台灣縣(今臺中市)。此時重編之行政區域,成為後來日本以及國民黨政權統治時代的基礎。劉銘傳創設直屬台灣省的三十幾個機構,又把原來的機構加以改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徵收稅租的稅厘總局、負責樟腦專賣的腦務總局、徵收茶稅的茶厘總局、負責食鹽生產與徵稅的鹽務總局、推行煤炭採掘的煤務局、促進海上運輸與管理的輪船局、推行開拓與開墾的撫墾局、負責公眾衛生與疾病治療的官醫局等等。幾乎所有這些機構,雖然名稱有所改變,都被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繼承下來。

清治時期最後的十年建設(1886年-1895年)[编辑]

1895年台灣

劉銘傳的改革,係以居民自己負擔為原則,可說是一種「就地取材主義」,並非來自中央投資。當時台灣的財政主要依靠地租,劉銘傳採取清賦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後,將以台灣之財收自給自足」云。劉銘傳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設清賦總局於台北,三個月內完成居民的人口調查,並進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編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為單位,將居民置於連坐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有甲長、保即設保正。人口調查完成後,隨即著手土地的調查,確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發漏稅的「隱田」,並確定其所有權人。這樣一來,地租收入一舉由不到五十萬兩增至六七‧五萬兩,但清賦事業做得不徹底。但所做的台灣人口調查與土地調查,成為日治時代的人口調查及土地調查的基礎。

鐵路事業方面,當初雖然計劃從基隆至台南敷設縱貫鐵路,但因為資金不足及劉銘傳離職,故僅敷設基隆台北約三十二公里,光緒十九年(1893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約六十七公里。

劉銘傳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六月,告病辭官回鄉。繼任的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基於地方財政問題,因而未能承繼劉銘傳之改革事業,其改革事業遂中途而廢。而後,於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邵友濂離職,代之由唐景崧就任福建臺灣巡撫。 

台灣建省還不到十年,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之主權讓給了勃興中的日本,進入台灣日治時期

據《清史稿》記載:「光緒...二十一年,棄臺灣,省巡撫。」[9]「日索交臺灣益亟,朝旨命臺灣巡撫唐景崧交臺,臺民洶洶欲變,並引公法力爭。」[10]

行政區劃[编辑]

臺灣道時期[编辑]

清朝康熙年間將台灣納入版圖後設立了臺廈道,與廈門共署,並同時隸屬於當時的福建省為清朝行政區劃之一,其地位在之間,而總管廈門與臺灣的臺廈道道署設於廈門。1684年(康熙23年),臺廈道轄下設一府三縣:新港溪(今鹽水溪)以北為諸羅縣,新港溪至二仁溪之間為臺灣縣,二仁溪以南為鳳山縣

1723年(雍正元年),臺廈道更名為臺灣道,下轄一府四縣一廳:將諸羅縣之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另設淡水同知兼巡北路。

1727年(雍正5年)臺灣道正式與廈門分離,並將道署移署於臺南[11]。臺灣道設一府四縣二廳,包括新成立的澎湖廳。1731年(雍正9年),彰化縣之大甲溪以北正式劃歸淡水廳

1787年(乾隆52年)平定林爽文起義後,將諸羅縣改名為嘉義縣。1811年(嘉慶16年)增設噶瑪蘭廳

1875年(光緒元年),臺灣增設為二府八縣四廳。新設立的臺北府下轄三縣一廳,即宜蘭縣淡水縣新竹縣基隆廳。臺灣府下轄五縣三廳,即彰化縣、嘉義縣、臺灣縣、鳳山縣、恆春縣卑南廳、澎湖廳及水沙連廳

臺灣省時期[编辑]

1887年(光緒十三年)臺灣才獨立設,因為與福建省仍有部分行政業務,因此官方正式名稱稱為福建臺灣省,不過一般仍稱分治後的臺灣為臺灣省。臺灣建省之後下設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三府,此時的「臺灣府」範圍約是現今的臺灣中部地區。

1885年(光緒11年)朝廷敕命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五廳。

臺灣省
臺灣道
臺北府 臺灣府
宜蘭縣 基隆廳 淡水縣 新竹縣 鹿港廳 彰化縣 埔里社廳 嘉義縣 臺灣縣 鳳山縣 恆春縣 卑南廳 澎湖廳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方能正式建省,設三府十一縣四廳一直隸州:省城擇於原彰化縣橋仔圖(今臺中市),並於省城所在地新設臺灣府臺灣縣,原臺灣府改稱臺南府,原臺灣縣改稱安平縣;鹿港廳併入彰化縣,範圍北界大肚溪、南臨虎尾溪

臺灣省
臺灣道
臺北府 臺灣府 臺南府 臺東直隸州
宜蘭縣 基隆廳 淡水縣 南雅廳 新竹縣 苗栗縣 臺灣縣 彰化縣 埔里社廳 雲林縣 嘉義縣 安平縣 鳳山縣 恆春縣 澎湖廳

清朝建省後歷任巡撫[编辑]

台灣建省僅十年。

  • 劉銘傳(第一任巡撫):1885年9月10日 – 1891年2月27日
  • 沈應奎(以臺灣布政使代巡撫):1891年4月28日 – 1891年10月15日
  • 邵友濂(第二任巡撫):1891年10月16日–1894年9月15日
  • 唐景崧(第三任巡撫):1894年9月16日 – 1895年3月23日

在台政策[编辑]

實施剃髮易服政策。而台灣方面所稱呼的唐山人包含清朝派到台灣的文武官員。[12]直到日治時期廢除。

義民[编辑]

清朝中葉,原有的八旗、綠營等世襲的職業正規軍隊已不堪作戰。因此地方官府遇事警,往往改以就地臨時徵募鄉民,組成「鄉兵」來彌平事變 [13][14]。再加上清代臺灣墾民之間分類意識強烈,每當亂起,和變民不同原籍的墾民往往必須自組鄉勇以對抗變民[15]。此皆「義民」形成的背景。
而也有如曾任彰化縣令的王璽在其所著的《彰化縣志》中所表達的:「負販食力之輩,一旦地方有變,無他營生,其相率而為賊者此民,其向義而從軍者亦此民。故欲散賊黨以殺其勢者,惟招募義民,最為上策。我軍多一義民,即賊人少一夥黨」。其完整的意思是:那些以勞力謀生的人,當地方有事變的時候,會因亂起而失去生計,最後有可能因無法謀生而跟著附眾起事,也有可能因希冀恢復生計,而成為義民來穩定秩序。所以招募義民,可以避免那些因變亂而無從謀生的人,最後也跟著成為變民[16]

乾隆一朝,漳、泉、客、原四籍墾民都有獲乾隆或頒匾額或賜名。客家籍義民獲頒「褒忠」匾額、泉州府籍義民獲頒「旌義」匾額、漳州府籍義民獲賜名為「思義村」,而原住民也有獲頒「效順」匾額[17]

1786年,福建省臺灣府發生林爽文事件,數萬與林爽文同為漳州籍的群眾加入民變,後因軍紀不良,百姓以鄉勇的形式組織義民軍保衛家鄉。在陳資雲領導下,轉戰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等地。事件平定後,新竹士紳王廷昌出資僱工撿集死難骨骸共二百多具,合葬於枋寮。其後王廷昌、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等,在戴元玖家族的捐地下,集資建塚立廟以祭祀(即今新竹縣新埔義民廟[18]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割讓日本。1895年5月,台灣民主國成立,苗栗客家仕紳吳湯興奉令為義軍統領,召集地方鄉勇組織義軍北埔的「金廣福」姜家後代姜紹祖頭份的武秀才徐驤也來響應。日本近衛軍團攻陷基隆後,6月11日泉州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台北城。日軍佔領台北後,開始南進政策。客家義軍,由於熟悉山地地形,並且採取游擊戰術,在桃竹苗等地抗日屢屢告捷。但隨著因糧草不足,以及官員內渡,越處不利,最後在八卦山戰役壯烈成仁。其後,六堆的義民軍也續在屏東抗擊日軍,終因軍力懸殊而失敗。

開山撫番[编辑]

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區域(土牛界線以西)

清朝經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日本大舉入侵臺灣,是以「番地」並非隸屬清國版圖為藉口。自此,清廷治臺政策改弦更張,轉而積極經營,歷任來臺的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相繼推行「開山撫番」等各種措施,強使臺灣東部納入清國版圖,以杜絕外國入侵的口實。

沈葆禎上奏朝廷開禁後山,廢除清國人渡臺各種禁令,鼓勵移民至後山開墾;開闢北路、中路、南路三條由前山到後山的道路,並任命幹員先行撫番。其開山步驟為:屯兵衛,利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隘碉,致工商,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撫番計劃為: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途,給茶鹽,剃髮令,設番學,變風俗。

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至臺主持臺灣事務,三年(1877年)三月釐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款」。

2006年11月20日,自由時報記者曾韋禎於中國時報投稿《寧勿劉銘傳》一文表示:「劉銘傳在台種種治績最為人所詬病的,美其名為「開山撫番」,實則是對原住民的血腥屠殺與武裝殖民。」

賦稅[编辑]

台灣位處海外,錢糧轉運成本高;白銀流通量少,銀錢比價高;且處於開拓階段,多屯墾莊園、原住民番社,稻米產量不足;為因應與中國本土之差異,各項稅賦有所調整。「台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中土止有田,台灣兼有園,中土俱納米,而台灣止納穀,中土改折(折銀),台灣止納本色(穀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臺灣之後定漢人田地田賦每年「田每甲徵榖谷八石八斗,園四石」,丁銀則維持明鄭稅率「循鄭氏之舊,每丁歲徵銀四錢八分六厘」。

然而實施之後卻發生佃農以多報少而造成實際田賦比內陸省份還重,雍正五年(1727年)巡臺御史尹秦奏陳五項原因:「開臺之後。地方有司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粒,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征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沖為澗壑,流沙壅積,熟田亦為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以補苴虧缺,二也。臺地依山臨海,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鹵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三也。臺地土脈炎熱,不宜施肥,二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歲,然後耕耘。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輸將公課,四也。台灣佃丁皆系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則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五也。」

乾隆九年(1744年)下詔:「臺灣田園已照同安則例,後經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以昭優恤。除從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減。至嗣後墾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台民輸納寬舒,以昭加惠邊方之至意。」大幅減輕稅率。

光緒十一年(1885年)建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其奏摺中陳述臺灣稅輕:「乾隆元年(1736年),欽奉恩諭,臺灣丁糧著照內地分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舒民力,歲徵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及十二年(1747年),乃議勻入田園徵收,其番眾所耕田地,概免完賦,照舊就丁納糧。至道光間,通計全台墾熟田園凡有三萬八千一百餘甲,又三千二十一頃五十餘畝,谷種折地一千四百三十畝,年征粟二十萬五千六百餘石,租番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圓。至今已數十年,墾熟田園較前多至數倍,統計全臺之額,僅徵額銀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兩,洋銀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圓,又榖十九萬八千五十七石,久無報丈升科。伏維我朝輕徭薄賦,亙古所無,而於臺灣一島尤為寬厚。雍正、乾隆間,屢奉恩諭,台灣賦稅,不准議加。」 另外也說明國家稅收少但佃農負擔田賦甚重,是因受地主士紳剝削:「臣渡台以來,詳查民間賦稅,較之內地毫不輕減。而詢其底蘊,全系紳士包攬。若某處有田可墾,先由墾首遞稟,承攬包墾,然後分給墾戶。墾首不費一錢,僅遞一稟,墾熟之後,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項名目,而糧課正供毫無續報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園三百餘里,僅征糧一萬三千餘石,私升隱匿,不可勝計。」隨即奏請清理田賦[19]

另外許多經濟作物也是課徵錢糧的替代品,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閩浙總督劉韻珂上奏:「臺灣號稱殷富,開闢則地利較溥,他如木料、茶葉、樟腦、藥材等物,為數更屬不少,通商惠工足以興利。」

對原住民則課徵「番課」;已歸化的原住民番社所有的田地,不徵收田賦,只徵收人頭稅「丁口餉」,徵收的稅額以穀折算,以番地收成的米糧代替繳納,又稱「番餉」;已歸化但尚未漢化的番社,則沿用荷蘭、明鄭時期制度,准用鹿皮繳納,稱「輸餉」。光緒十三年(1887年),巡撫劉銘傳奏准廢止課徵番餉。

因番地不徵收田賦,漢人往往極盡所能取得番地權利。按規定,墾戶開墾無主之地必須向官府申請、註冊稅籍,若要取得原住民土地使用權,則須自行與原住民協商訂立契約方得耕種。雍正三年(1725年)定番地開墾,准照普通佃農大租規定繳納定額比率的租金與田賦,此種漢人租用番地的租金稱為「番租」或「番大租」。這類土地契約名目繁多,有「招墾」、「佃租」、「永耕」(永佃權)等,由於原住民沒有文字,契約通常用漢字寫成,漢人往往詐騙不懂漢字的番民而玩弄文字侵奪土地,訴訟時番民因契約明訂而敗訴。清朝政府為保護原住民而多次重申漢人入山之禁令、強化契約證人制度、審判時作有利於番民之解釋等措施,但因漢人強行侵占,以及平埔族人容易信任他人、積蓄觀念薄弱、招贅與繼承習俗等因素,番地所有權仍然大量流失。

移民政策[编辑]

清朝政府在統治之初,先是將十幾萬在荷、鄭時期就已居住在台灣的居民強制遣返等原籍[20],又厲行渡臺禁令,對大陸人民移民台灣嚴格限制,禁止攜帶家眷,因為粵東人在中國大陸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更是禁止渡臺,於是臺灣客家人人口數因此大幅落後同時移民台灣的泉州人及漳州人,而在日後分類械鬥中失利並退出平原。渡台者多半為單身男子,或是已有家眷,但受限制無法攜帶妻子來台的已婚男子。「饑來飽去」,「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春季赴台耕種,秋收回籍」。並且清朝本身即有多次下令「漢番禁婚」[21],以求解決漢人利用原住民招贅與繼承習俗侵奪番社所有土地的問題。從推測作於嘉慶道光年間的渡臺悲歌中,一面描述渡海經驗的輕鬆「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臺灣」,一面描述在臺灣開墾生活的艱辛。[22]總計清領時期,台灣共有六大移墾勢力: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漳州人、四縣客、海陸客。其他較小勢力,往往依附在其底下。

原住民政策[编辑]

清朝時期對台灣的開發局限於西部平原和宜蘭平原,而不及於山岳地帶。漢化較深的原住民被稱為「熟番」,漢化較淺的原住民被稱為「生番」。漢人在拓墾過程中常侵占原住民土地,或因文化隔閡彼此冒犯,乃至從事不誠實的交易,因此常有漢番衝突產生。清廷對於原住民問題採「畫界封山」政策,劃定番界,並設石碑於界線,將漢人以及原住民隔離,同時也設「理番同知」一官調節其紛爭。但因政策不落實,且理番同知皆為漢人,原住民較易吃虧。所以原住民土地時常被明爭暗奪,有時漢人甚至以通婚之名佔據土地,多人仍越過番界來農耕、經商,衝突仍十分頻繁。

無防備之敵境孤島[编辑]

由於清廷據有臺灣純係因據有台灣可為中國東南沿海四省的屏障,以及預防漢族渡海割據,成為反清力量的根據地。所以清廷對台灣是以預防、分化、肅清、鎮壓、屠戮臺灣人民的力量而設計的。因此在澎湖駐屯重兵達一萬多人,而台灣本島則有班兵制度與台灣不築城,也禁止台灣人服兵役,更嚴禁私製武器、組織會黨。

當時清廷在台駐軍皆由大陸調派,每三年調動一次,即為班兵制度

反抗事件[编辑]

在清朝治台的212年中間,反抗事件層出不窮,伊能嘉矩在其著作《台灣文化志》中表示,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綏撫工作的歷史」[23]。在這段期間,百姓暴動頻起,總計發生了百餘次反抗事件,其中大規模者達三、四十起,俗諺稱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這些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國號永和)、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以及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朝統治下台灣的三大「叛亂案」。

一般學者都同意,發生這些叛亂的主因,不外乎清廷從大陸派來的官吏素質粗劣、官民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台灣住民的高壓政策等[24];另外,還有台灣男女比例懸殊之說。然而,如果我們論及這些動亂和台灣意識之發展的關係的話,雖然史明(1980,200)宣稱這些動亂「在實質上,已經非常合乎近代殖民地解放的革命理念」,且有史料證明,清治臺灣三大叛亂案主角或多或少都與洪門天地會有關,且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譚人鳳在《社團改進會意見書》中寫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實種於二百年於前之洪門會黨」[25],而臺灣就是洪門天地會發源地之一」[26]。但是,多數學者似乎並不盡同意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黃昭堂(氏著,1996,86)就這樣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台灣住民之間已經有了作為『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台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台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 [27]

清治時期民變的領導人物有:蔡機功吳球劉卻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陳周全楊良斌張丙洪協洪紀林恭戴潮春施九緞朱蔚

朱一貴事件[编辑]

於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庭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復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28]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後於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亦有「留髮」去辫現象。[29]。朱一貴事件最後因整個起事集團分裂為使用閩南語泉漳片的閩籍墾民和使用閩南語潮汕片的粵籍墾民二股勢力而敗亡[30]

原住民反抗事件[编辑]

1731年(雍正九年)年末暴發大甲西社番亂 (亦稱大甲西社抗清事件),巴布拉族消失,大肚王國滅亡,這場反抗事件過後,參與的男性原住民幾乎被屠殺殆盡,造成「番童少雁行,番婦半寡居」的情景。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與清兵對抗,發生加禮宛事件(亦稱達固湖灣事件),撒奇萊雅族開始流離失所或隱居他族,從此消失在歷史紀錄中而被認為是在清末消失滅絕的原住民族。噶瑪蘭族群則主要的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逃竄或歸降清軍。

原住民的抗清事件,以清國政府的「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之後最頻繁,較重大的有1875年「獅頭社事件」(內外獅頭社事件)、1876年「太魯閣事件」、1877年「大港口事件」(奇密社事件)、1878年「加禮宛事件」、1886年「大嵙崁社事件」、1887年「中路開山事件」、1888年「大庄事件」(卑南呂家望事件)、1895年「觀音山事件」等。「開山撫番」完全無視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原住民若有不服從者,下場就是遭到清軍「破庄滅族」、「喪身滅社」,因此造成許多部落喪失家園、流離失所,例如,加禮宛事件之後的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

分類械鬥事件[编辑]

清治時期的分類械鬥,主要以不同祖籍間的「閩粵鬥」及「漳泉拚」為主,也有不同姓氏間或職業間的械鬥。起因為:一、經濟因素,爭奪田地或水源。二、社會因素,羅漢腳人數眾多,因細故釀成大禍。三、政治因素,官府無力管轄,加上貪贓枉法,民間遂以私鬥了斷。

會黨叛亂[编辑]

洪門天地會以民族解放革命為宗旨,創始者為鄭成功,修整者為陳永華,分佈極廣。洪門中存有許多反滿規矩,如入會時必披髮,因大長辮非漢族之物,另見祖宗衣著亦復明時衣冠。鄭成功辭世以後,洪門會章依舊傳承下去,滿清台灣三大叛亂案主謀,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皆曾借洪門天地會的力量發起革命。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起點,便由洪門傳播出的支系三合會首領介紹入會,並開山立堂,改組致公堂,創立興中會,山名大陸山。[31]但此種會黨,在清治時期是嚴重違法。大清律例明定:「異姓歃血訂盟結拜兄弟﹐均照謀叛未行律﹐為首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眾20人以上﹐為首絞決﹐為從發往煙瘴地帶從軍」。[32]現代在鹿港就建有福靈宮,專為洪門天地會林爽文反清起義事件所設立,其主神位是林爽文的平海大將軍「王勳」。另外在台中縣沙鹿「福興宮」,也是崇拜在林爽文事件中,以標榜「反清獨台」天地會九龍山的王勳,並尊為主神來祭祀。[33]

禮制[编辑]

跪拜禮

據《清史稿》中“禮”的分為;跪:用於民眾面見官員,下級面見上級,以及祭拜神靈時的迎、送、讀聽祭文、聽取詔令、聽審和判決等等,分別稱為“跪迎、跪送、跪讀、跪聽、跪受”等等。叩:叩頭,就是先跪下,然後雙手伸向頭前頭前按地,頭部的前額碰在地上。又分為“一跪一叩”(又稱“一跪一拜”下同),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等,而以三跪九叩最為隆重。[34]以上通稱為“跪拜禮”,直到日治時期才徹底廢除,使台灣民眾見到官員不需再行跪拜禮。

法律[编辑]

1858年法国报纸Le Monde Illustré上的照片,图上为被凌迟的法国使者

大清律例全部皆適用當時臺灣。包括各項刑罰,舉凡凌遲戮屍族誅等等。譬如朱一貴事件首領朱一貴林爽文事件首領林爽文,因為是謀大逆為首叛之罪,押解至北京審判、凌遲處死。民事上契約與糾紛訴訟也一體適用清律。清律在臺灣施行至日治時期結束。

語言[编辑]

清治台灣以後,臺灣民间語言基礎承襲於明鄭時期,閩籍漢人以閩南語泉州腔為優勢語言。今日臺灣部分源自原住民之地名,大抵以閩南語轉寫原音。客家語亦通行於客家人聚居地區。另外,原住民族有其屬於南島語系台灣原住民族語。而清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和部分基层吏员则通用北京官话

宗教[编辑]

1683年後,1859年以前,台灣宗教除了道教佛教與融合前二者的台灣民間信仰為多數,幾無其他宗教。荷蘭統治時代,雖然在南台灣有基督新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進來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在明鄭時期交替時幾乎斷絕。鴉片戰爭後,直到1859年英法聯軍菲律賓道明會派遣神父來台,兩年後,重始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開港後的1865年英國長老會以南部為中心,又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北台灣為中心,開始傳佈新教。十九世紀後半重新開始的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傳教活動,經過一個世紀到今天仍然繼續著,信徒人數雖不能與來自唐山佛教道教相比,但為台灣社會帶來多元性的文化,並給予很大影響。

習俗[编辑]

服色[编辑]

1683年七月十九日施琅派吳啟爵等到台灣,公告張貼薙髮令。七月二十日明鄭軍民全部剃髮易服,開啟了台灣人民剃髮留辮歷史。清庭剃髮令於台灣日治時期後被結束。

臺灣鴉片之始[编辑]

朱一貴起義而於1722年來臺的藍鼎元(1680年~1733年),對於台灣前期鴉片的吸食,有詳盡描述,也是目前為止對台灣鴉片最早文獻,臺灣吸食鴉片習俗也是直到日治時期方才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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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撰不知始自何來。煮以銅鍋,撰筒如短棍。無賴惡少,群聚夜飲,遂成風俗。飲時以蜜糖諸品及鮮果十數碟佐之。誘後來者,初赴飲不用錢,久則不能自己,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慾。始以為樂,後遂不可復救。一日輟飲,則面皮頓縮,唇齒齞露,脫神欲斃。復飲乃愈。然三年之後,無不死矣。聞此為狡黠島夷,誑傾唐人財命者……愚夫不悟,傳入中國已十餘年,廈門多有,而臺灣特甚,殊可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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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鼎元,《平臺記略》(台文叢14種,1958),頁50。

相關爭議[编辑]

  • 台灣學者李永熾認為:台灣在滿清時期也一樣是殖民地,臺灣漢人被滿族殖民迫害直到馬關條約才暫告結束。[35]
  • 清國統治台灣達兩世紀之久,其中有紀錄的變亂就有六十五件。而台灣政治及歷史學者黃昭堂認為,與中華民國政府關係密切者只要涉及到領土問題,他們會說清國就是中國;但是如果涉及到住民變亂時,他們卻又將清國視為異族的征服王朝。[36]

相關條目[编辑]

參考來源[编辑]

  1. ^ 乾隆《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諭閩廣正鄉音、彭紹升《碑傳選集》、竺家寧〈方言和共同語〉
  2. ^ 竺家寧《聲韻學》第四講
  3. ^ 清代臺灣相關地名專用「臺」字,「台」為日治之後用字。
  4. ^ 吳文星,《近代台灣的社會變遷》、吳密察,《台灣史小事典》,遠流出版、國家文化資料庫
  5. ^ 〈臺灣就撫疏〉《靖海紀事》,頁44
  6. ^ 〈舟師抵臺灣疏〉《靖海紀事》,頁51
  7. ^ 《台灣簡史》周明峰 1994,43
  8. ^ 聯合新聞網:鄭守讓 自稱鄭氏10代孫。
  9. ^ 志九十一/職官三/外官/總督巡撫, 中央研究院電子文獻資料庫《清史稿
  10. ^ 志一百三十三/邦交六/日本, 中央研究院電子文獻資料庫《清史稿
  11. ^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及
  12. ^ 滿清據台時期台灣本地人與唐山人
  13. ^ 《臺灣紀事》,「夫義民,即古所稱募兵也。」。
  14. ^ 《彰化縣志》,「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隸於司徒,而為井邑邱甸之民;有事則屬於司馬,而為伍兩卒旅之兵。兵即農也。... 隸於行伍者曰兵,因有事召募使從軍曰義民。」。
  15. ^ 《臺陽筆記》,「故往往有漳人作亂而泉人攻之者,泉人謀逆而漳人揭之者。若漳、泉合謀不軌,則粵民必倡義以誅之,未有不成功者。」
  16. ^ 見《彰化縣志》。王璽在後面也跟著表達,不願附眾起事的墾民通常容易遭變民裹脅,如果組織這些墾民來捍衛自己的家園,那麼大家就會知道不需附和變民即可以保障自己的性命財產。即所謂的:「蓋良民素弱,奸民素強,至事變而兵力不能衛民,何難脅良民而胥陷於賊哉... 使不願從賊者,執以歸莊;而四方丁壯咸思投軍。即老弱亦知有生路,賊黨已不攻自散矣。」
  17. ^ 《臺案彙錄庚集》,「泉州、粵東各莊義民… 業經降旨賞給「褒忠」、「旌義」里名匾額。其漳州民人有幫同殺賊者,亦經賞給「思義村」名… 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等,著賞給「效順」匾額...」。
  18. ^ 嘉慶七年義民廟四姓首事所立的〈全立合議規條簿約字〉。
  19. ^ 連橫臺灣通史》卷八、郭泓彬編著台灣史
  20. ^ 清代台灣客家移民主要祖籍來源詳見客家地區
  21. ^ 社寮故事館
  22. ^ 陳育麒,〈臺灣史學訊:原鄉、祖廟、渡臺悲歌 ——「2012田野與文獻研習營」的幾點觀察〉,載國立臺灣大學史原論壇。
  23. ^ 引自王育德 1979,80
  24. ^ e.g., 黃昭堂 1993,7;張德水 1992,46
  25. ^ 「近代秘密社會史料」蕭一山編。
  26. ^ 「洪門志」中華書局出版。
  27. ^ 類似的看法,也可以見之於江寬政(1999,294);Mendel(1970, 14-5);Meisner(1964, 148);以及Ong(1964, 163)。
  28. ^ 朱一貴大革命
  29. ^ 謝國興. 官逼民反──清代台灣三大民變.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1993. 
  30. ^ 林正慧,〈閩客?福客?清代臺灣和人族群新探-以屏東平原為起點〉,《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六期》,第45頁。
  31. ^ 洪門天地會
  32. ^ 《大清律例》
  33. ^ 洪門天地會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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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35. ^ 1995年 李永熾馬關條約與台灣意識的形成
  36. ^ 第二次大戰前「台灣人意識」的探討

參考與註釋[编辑]

註釋[编辑]

1. 1858年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等國便藉著此一機會要求清政府開放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五個通商口岸。不過其中的「台灣」究竟是指所有台灣的港口,或是指台灣府(今台南安平)呢?由於定義不夠清楚,當時曾有過一番爭議,後來在擬訂條約細節時,法國要求「台灣」通商口岸除了安平之外,必須加開北部的淡水作為通商口岸。之後其他國家遂亦援引「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從此淡水便成為洋商的聚集之地(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

參考文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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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1860年之淡水開港,見四百年來的淡水河流域:1860s-1960s淡水河流域的新展開 [online]。台北: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引用於2004年11月5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黃昭堂,1993,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廖為智譯。台北:台灣現代學術研究會
  • 黃昭堂,1996,第二次大戰前「台灣人意識」的探討,見黃昭堂,台灣淪陷論文集,頁81-109。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江寬政,1999,台灣歷史中的反抗精神:一個意識層面的初步考察,見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
  • 賴建國,1997,台灣主体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Mendel, Douglas H. 1970.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ng, Ioktek. 1964. A Formosan's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63-70.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平裝普及版)。San Jose,Calif.:蓬島文化公司
  •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 張德水,1992,激動!台灣的歷史:台灣人的自國認識。台北:前衛
  • 周明峰,1994,台灣簡史。台北:前衛。
  • 閻崇年,2008,清宮十大疑案正解 。台北:聯經。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