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鴉片戰爭
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鸦片战争.png

鴉片戰爭形勢圖
日期: 1839年9月4日 - 1842年8月29日
地点: 中國沿海
結果: 英國胜利
領土變更: 割讓香港島英國
參戰方
 大清帝國  英國
指揮官和领导者
清朝 林則徐
清朝 琦善
清朝 杨芳
清朝 奕山
清朝 伊里布
清朝 颜伯焘
清朝 奕经
清朝 牛鉴
清朝 耆英
英国 亨利·坦普尔‎
英国 查理·义律
英国 喬治·懿律
英国 伯麥
英国 砵甸乍
英国 威廉·巴加
英国 郭富
兵力
八旗绿营:20万人 东方远征军:19000人
伤亡与损失
阵亡:3100余人
受伤:4000余人[1]
阵亡:69人
受伤:451人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又称第一次中英战争,或稱通商战争,是1839年9月4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至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间,清朝英国因為港脚商人飞剪式帆船广东沿海武装公开贩运鸦片而爆发的战争。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是1839年清帝國钦差大臣林則徐道光皇帝圣旨广东东莞收繳鴉片。先於虎门销烟接着道光帝下旨永远断绝和英国贸易,英国为打开中国国门而发起战争。战争以英国远征舰队炮击广东九龙为起点,最后以清朝失败,及以签订《南京条约》告終。这场战争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2]:54

背景[编辑]

清朝閉關[编辑]

英国外交挫敗[编辑]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浙江課稅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皇帝正式宣佈,以後不准洋船再來,只許在粵交易。[2]:36清朝关闭江、浙、闽三海关。清朝對海上貿易城市限制於廣州一口通商,並規定外國商人銷售商品和購買上貨都必須通過特許「行商」之手,此举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政策。[3]:6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此政策保護封建經濟,抵制外國掠奪之自衛手段。[3]:6

清朝進一步限制外人來華貿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明知有此禁令,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復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携預先備好之呈文,逕去大沽,上北京申訴。[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條款有關广州海关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2]:37自1759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2]:37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2]:37一為嚴禁外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2]:37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1760年,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4]

1792年,英國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之喬治·馬戛爾尼特命全權大使,司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2]:39所攜「貢品」,約值1萬5千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文明。[2]:391793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2]:39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2]:39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2]:39馬戛爾尼以書面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2]:39馬戛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清朝嚴正拒絕。[3]:3

英國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2]:411816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5]:20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5]:20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2]:39嘉庆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2]:39立予驅逐出國。[2]:39

对外局势紧张[编辑]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1802年,英國兵船在廣州外伶仃洋面試探清朝防御力量,试图登陆,[3]:3被两广总督劝阻。1808年,清朝水師擊退13艘侵擾清朝東南沿海、闖入虎門之英國兵船。[3]:3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3]:3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內加緊壓榨工人,在國外掠奪殖民地,鼓吹戰爭。[3]:31827年,馬地臣澳門創辦《廣州記事報》,公開鼓吹侵略。[3]:3

1832年2月26日,英國在廣州商館派遺間諜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英语Lord Amherst)船主,和郭士立竄到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口岸測繪地形,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遞交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3]:3-4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清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 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6][7]

1833年,英国国王任命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2]:441834年7月15日,律勞卑抵達澳門。[2]:457月25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遺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2]:45律勞卑離開澳门前,當然已接到两广总督卢坤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先前來广州,殊屬违反清朝规定之條例。[2]:45盧坤傳諭,命令律勞卑於調查整理貿易事宜完畢,即行返回澳門。[2]:45何況律劳卑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公函)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裡,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2]:45卢坤并扬言中断清朝英國贸易。

8月26日,律勞卑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咐英國商人不必以封艙為顧慮。[2]:45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9月2日,盧坤亦發出佈告,斥責律勞卑「妄自尊大」[2]:45,正式封艙。[2]:46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國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供给。律劳卑立即召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清朝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卢坤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9月21日,律劳卑及兵船離開黃埔[2]:46在清朝水师监视下,9月27日重开中外贸易。

鸦片贸易[编辑]

兩國貿易逆差[编辑]

18世纪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清朝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但是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地偏向于中国一边,由於清朝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而英国商人带来的对西方的工业产品中国人却无所需求。西方商人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1827年以前,英國多次在廣州試售英國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達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輸入棉布,也虧本百分之十左右。[3]:618世紀,英國開始實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朝則以白银作為貨幣,由於與清朝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英國利潤受損。稅率方面,清朝對英國进口货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許多不可预估的费用。[8]

在1830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9]:2在1833年取銷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以前,英國對中國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達到1,326,388英鎊,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鎊,到1852年便達到300萬英鎊左右。[9]:4從中國輸入茶葉量在1793年不超過16167331磅,到1845年便達到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9]:4

英商垄断鸦片贸易[编辑]

18世紀的中國鸦片吸食者

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来,在公元七世纪末或八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米囊”或简称“白皮”。明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漸增加。[2]:4716世紀晚年,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2]: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0]

1620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了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了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1][10]

1729年,雍正皇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2]:47因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导致健康衰退而不能劳作成为废人。1796年,中國裁停鸦片煙稅,視為禁品,[2]:48嘉庆皇帝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10]

1773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之商人,港腳(Country)為譯音。[2]:38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清朝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从根本上逆转了这种局面。自1800年起,鴉片開始大量輸入中國。[3]:7此时英国人已占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英國從印度裝運鴉片來華。由于吸食鸦片会上癮,清朝嚴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場仍然存在。“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12]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年中,却是单单靠了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13]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14]因此鴉片走私日益擴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4000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40200箱。此后,鸦片泛滥导致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由於鴉片輸入激增,中英貿易逐漸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3]:7並反使清国入超[15][16]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1837年,鸦片泛滥导致的问题终于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17]

战争爆发[编辑]

清朝禁烟运动[编辑]

1840年虎门销烟期间林則徐維多利亞女王的信。
1840年描绘虎門銷煙的中国画

早在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西方鸦片商人仍然勾結當地官僚,千方百计走私偷运鸦片到中国。1773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2]:47-48至1838年,西方鸦片商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数量逐年递增,导致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丝、茶、土产,均不足以抵偿进口鸦片的烟价,长期的鸦片贸易,造成清朝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银元枯竭,银价上涨,工商停滞,国穷民困。当时吸食者上至贵族官僚、下至贩夫士兵,随着鸦片泛滥愈演愈烈,最终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视。

1836年,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3]:4同年,英國資本家在倫敦成立「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加緊侵略中國。[3]:4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18]

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52

1838年6月,鴻臚寺黃爵滋上書道光皇帝。[3]:9奏折節錄如下: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両。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両。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19]

1838年12月底,清朝道光皇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12月28日至翌年1月3日,7天之內,召見林則徐8次,每次約1小時30分。賜予林則徐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授以钦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之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林则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3月10日,林開始採取行動,發出曉諭兩道,給各國夷人,說明通商之利,販煙之罪,限期將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20]他聲稱法在必行。[2]:53另一道係給行商,責令繳煙、具結。[2]:53-54

英國商人總以为中國官員做事一向是虎頭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2]:54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了商館,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2]:54義律得知消息,3月24日自澳門趕至廣州,與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六个星期,与外界交通隔绝。3月27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稟,願將英國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同日布告英國人遵照,總計共有鴉片20,283箱。[2]:54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21]。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實行銷燬,歷時22日。[2]:54“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22]

清军沿海备战[编辑]

战前清王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領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領,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領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23]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24]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25]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26]

英国决议出兵[编辑]

1839年11月3日 第一次穿鼻海战 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战斗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并没有斩断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从地上进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则徐本人称:“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27]林则徐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要求外国鸦片商人立下文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到中国来,结果遭到英国商人的坚决抵制。

7月初,发生英國水兵在九龙毆斃華人林维喜之事。[2]:55英國水手香港九龍尖沙咀村行凶,毆傷村民多人,其中林維喜重傷致死。[3]:14林则徐多次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兇犯,义律故意踐踏主權,包庇兇手逍遙法外,甚至悍然武裝挑釁。[3]:14義律緝拿兇犯,由行政機關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2]:55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王不許。[2]:55义律又以兩國法律相距太遠為由,要求英方一同參與審訊,遭拒。林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2]:55義律置之不理。[2]:55結果英方私下判處涉案人回英,分別監禁3至6個月。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不得不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门,不准英國人逗留。[2]:55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2]:55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2]:559月下旬,義律返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2]:56

1839年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到英國。[3]:13英国国会对此问题进行激烈辩论。英国商业集团纷纷叫嚣发起战争,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稱中國禁煙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28]滑铁卢战役英军统帅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第十四代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山登勋爵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29]。”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侵略中國問題。[3]:13 内阁會議經過討論後,作出「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之決定。[30]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遺艦隊。

1839年11月2日,義律率軍艦兩艘,駛至虎門口外之穿鼻,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再次進口,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准許英國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有一艘具結英國船隻,正報進口,英國軍艦迫令折回。[2]:58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國軍艦開炮,衝突再起。[2]:58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

1839年11月4日,第三代巴麦尊子爵亨利·坦普尔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31]:59。”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2]:58 林则徐專門断绝英國贸易。[2]:59林則徐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系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响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严的事件。」[2]:60英国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2]:60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南非聯邦前身)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全權,义律为副全权。[2]:60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2]:61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2]:614月初,英国国会終於以極微多数同意政府政策。[2]:614月7日,英国下议院经过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皇影响下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发动战争决议案,派兵前往中国。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2]:61

戰爭經過[编辑]

第一阶段[编辑]

英军北上[编辑]

1840年6月5日 第一次定海之战 中 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抵达廣州海面[2]:61,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15]。英军主力抵达广东后,见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认为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效果不大,在距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能更有效的逼迫清朝屈服。鉴于此,英方除留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外。主力舰队则按照英方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从广东启程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列岛。

7月初,英舰队途经福建厦门海面。2日,义律向厦门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遭到守军拒绝。遂发炮轰击,双方交火,各有损伤。英军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诏书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继续北上。4日,英舰队抵达舟山列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威厘士厘号”交涉,伯麦照会姚怀祥,限次日下午2时前将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军攻城。激战中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伤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里”号成为旗舰。

定海城陷后,道光发布上谕,将:“乌尔恭额、祝廷彪、着先行革职,戴罪图功。”着:“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洋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32]

英军在占领定海转入休整。28日,英军结束休整,以主力舰队继续北上。途径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33]8月3日,道光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道光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33]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34]

8月10日,琦善奉谕。11日,琦善派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与英军接触。15日,英军向清廷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在致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东残害英商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顺带提出割地,赔款、道歉、等要求。[35]

同时,在送往京师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详细汇报了英军舰队情况,称:“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36]

道光帝认为:“英夷如海中,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37]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37]:3

双方交涉历时一月,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38]:4259月15日,英军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

1841年1月7日 虎门之战 中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

广州和谈[编辑]

9月28日,钦差大臣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11月底,琦善至广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以致兵心解体。又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英夷抚而用之,沦为汉奸。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砲台守軍大加裁撤,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39]

1840年12月,双方开始和谈。义律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按照《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关于割让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绝,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地方岛屿,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见英方条件求过于苛刻,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月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40]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英军抵达脊巅,向下猛攻,[41]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42]。“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43]。”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用舷侧炮猛烈地炮火压制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地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44]:97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与英军战舰相抗衡,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45]

战斗结束后,英国军舰随即抵近珠江口,围困虎门炮台第二道门户横档岛,对清朝保持军事压力,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在割让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义律不待琦善请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46][10]

1841年1月23日,随着《穿鼻草约》的签订,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47]

第二阶段[编辑]

清朝宣战[编辑]

军用地图上1841年的广州态势

1841年1月27日广东败报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下旨对英宣战:“逆夷日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48]著:“裕泰等将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令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带领,分起赴粤。”[48][49]并说:“览奏十分愤懑,降旨受奕山靖逆将军[50]。”谕: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行径“通谕中外知之”,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从湖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北贵州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51]:712

2月26日,義律获悉清朝对英开战的消息,乃先下手為強,命令英军向广州城重要门户虎門砲台发起进攻,事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羸兵二百,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52]。”“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弹当胸至,洞而不倒,夷众拥入,天培阵亡。”[53]当日,虎门要塞各炮台皆被英军攻破。有说“火药皆杂以土,军门(关天培)……知受绐,愤激自刎[54]。”

同时,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国舰队占领香港的密奏,大为震怒。当即上谕:“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憾!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55]

2月27日,英舰进至广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56]

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

广州之战[编辑]

1841年5月25日占领四周高地的英军向广州城内轰炸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楊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楊芳作战不力,乃用阴门阵抵敌,结果一败涂地。[57]便与义律签订通商协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58]这样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杨芳)。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好[59]。”

4月14日,在虎门陷落2个月后奕山一行才抵达广州,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道光以为大军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一再督促发兵攻剿。[60]

清军向广州英军大举反攻。5月21日,奕山令水军1700余人,于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钩镰、火箭、喷筒出動,掷火焚烧。[2]:65陆军进攻商馆区,捉拿义律,义律提前逃离商馆。与此同时,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开火。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英舰被清军火船冲入舰炮射击死角,数艘军舰被岸炮击中。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撤退。当晚交战,英舰一艘未沉,火船冲到岸边,民船烧掉不少。[60]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2]:65清军三路兵丁,一閧而溃退。[2]:6524日,英军在广州登陆。次日,英军登陆完毕,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60]炮台清军阵亡500名,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英军包圍廣州,在高處架炮轟城內,击毁兩個火藥庫。[3]:19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000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亂。[2]:65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3]:19英軍以死9人,伤68人代价击败2万中国军队。[60]

英军统帅砵甸乍
英海军司令威廉·巴加
英陆军司令郭富

奕山退兵[编辑]

5月27日,義律與奕山代表訂立《廣州和約》: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6天內退至廣州城外60里地方,1週內繳出贖城600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2]:65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30萬元。[2]:65奕山不但率部撤离了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了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61]

收錢後,英军紀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200多名英兵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2]:65第二天,英軍2000人來援,鄉民依然不退。[2]:65當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20人。[2]:65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2]:65繼而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組織跟着成立。[2]:65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2]:65奕山惟有揑造謊言,對朝廷交代[2]:65。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2]:65-66第二,行商積債600萬元,除自籌200萬外[62],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2]:66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2]:66為了不被皇帝懲罰,奕山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63]舉棋不定、忽剿忽撫之道光何嘗不明內情[2]:66[64]事己至此,只好認可。[2]:66禁煙久已不提,不談痛剿,命令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關係已定,不料英軍正大舉而來。[2]:66

第三階段[编辑]

战事扩大[编辑]

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华,进一步扩大战争。璞鼎查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英语Royal Irish Regiment (1684–1922)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英语26th_(Cameronian)_Regiment_of_Foot第49威尔士步兵团英语49th_(Princess_Charlotte_of_Wales's)_(Hertfordshire)_Regiment_of_Foot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英语55th_(Westmorland)_Regiment_of_Foot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师英语62nd_Punjabis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师英语66th_Punjabis开始第二次北上。[65]

鸡笼之战[编辑]

1841年8月13日,英國雙桅軍艦“纳尔不达”号(HMS Nerbudda)进入台湾雞籠港(今基隆港)游弋。8月16日,納爾不達號發炮向雞籠二沙灣砲台发起攻击,遭到清朝守兵发炮還擊,将其击伤。激战中納爾不達號發重砲後撤,誤觸暗礁下沉,英军被杀32人,被俘133人。清军从运输船上获大炮10门,并获炮弹、图册等物。10月19日,英國派艦至基隆要求換回俘虜,未获清軍回复。27日,英军再攻鸡笼,派兵从三沙灣登陸,遭清軍開砲還擊,将其逐至外洋,大安之役为战争期间清军罕见的一次胜利。[66]

闽浙之役[编辑]

英国人作画 1841年8月25日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东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著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67]

1841年9月25日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1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68]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5600清军与英军激战6日,英国陆军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18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69]10月1日,英军攻占定海,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先后阵亡。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Duall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70]

10月10日,两江总督裕谦、福建提督余步雲、狼山镇总兵谢朝恩率4千清军与2400英军发生战斗,谢朝恩在沙蟹岭战斗中阵亡。余步云率先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乃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谦指挥守军登城抵抗,英军猛攻。裕谦见镇海势危,自杀身亡。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71]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军攻击浙东沿海的消息,当即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征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72]

浙东之战[编辑]

1842年3月10日浙东之战中寧波城內的英軍擊退了清軍的進攻
清军杭州将军耆英

1842年3月,清扬威将军、乾隆帝曾孙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73],分宁波、镇海、定海三路反攻英军。奕经心腹慈溪人陆心兰为英军间谍,战前先将清军行动日期透露给英军,后又将宁(波)、镇(江):“二城守备虚弱,潜师袭之可得”的假情报提供给清军,并特意交待:“毋带火器,以警敌人”。奕经轻信陆心兰,[74]结果清军中计。

宁波西门,清军以阿木穰率领的百余名虎皮装束藏兵负为先锋,攻打西门。[75]清军攻入城后直奔英军宁波指挥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门坚墙高”,无法攀登。此时英军开门冲出,用火枪齐射,将手拿火绳枪或长的清军打退到狭窄的街道里。紧接着,又有部分英军爬上临街的屋顶,向拥挤在街心的进攻部队发射火箭。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街心拥挤的清军进攻部队开炮,炮弹准确的打入清军阵中,一时尸体堆积如山。惨烈的死亡,迫使入城的清兵蜂拥溃逃,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惨死。[75]

宁波南门,清军“守备徐宦最为猛烈,挺先进,奈后援伤亡渐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军指挥官)游击黄泰与守备魏启明把总顾得静外委王保元蒋维述等均阵亡。”[76]

反攻镇海的清军在刘天保率领下向镇海进攻,抵达城下后:“群夷按队而出,枪炮齐发”清兵:“以长矛及双手带名刀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败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刘天保与“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鸟枪乱击,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夷人复以火箭来射而我兵益不支矣”。金川土守备哈克里带领臧军攻夺招宝山炮台,双方激战正酣之时,“一艘英国军舰剪江而至,用炮仰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军进攻部队也在英国军队猛烈的炮火下纷纷溃退。[77]

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逆江而上,向大宝山的清军反扑。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坝登岸,进攻慈溪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宝山,朱贵率领500余名清兵抵抗。“时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刘天保、凌长星时驻兵西苑岭,又以旧怨隔岭做璧上观,不肯助战,故(朱)贵势益孤。”战斗中,朱贵、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战而死,全军尽灭。[78][76]

奕经在进行陆地进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船去攻英舰:“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碶)渡结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慎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见火起,遂亦举发。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军夜晚反击,反以虏获船纵火来烧清军沿江营寨。[76]

清军在浙东的反击行动,一路因遭英军阻击而撤出战斗;另一路攻城失败,未能入城;夜袭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风潮不顺,未能成行。三路反攻均遭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浙东战败,使清廷无心再战,道光皇帝决计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为钦差大臣、杭州将军,将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结果“人人以为指日可罢兵,遂不复议进战。”[76][79]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经“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80]而此时璞鼎查此时正准备谋划进军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战役计划”,对清廷的求和已经毫无兴趣。[81]

长江战役[编辑]

1841年10月,英军在福建和浙东等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取得进展,但亦受到清朝军队的抵抗。为尽快结束战争,英军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进攻长江中下游一带[82](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83]。从11月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增调本土和印度海陆军来华。经过半年准备和动员,至1842年5月英军在华兵力增至正规军舰二十五艘,汽轮十四艘,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陆军的运兵船。[84]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中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阵亡

1842年5月7日,英军开始从浙东收缩兵力执行扬子江战役计划。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集结。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军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乡勇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军损失60余人,第18皇家爱尔兰团高级军官汤林森中校(英语Nicholas Ralph Tomlinson)在天尊庙战斗中“颈部被清军击穿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85][86][87]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羈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88]但英军对清廷的和谈诚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开始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沿途清军设防情况,准备继续进攻吴淞口。[84]

1842年6月16日吴淞战役

1842年6月初,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2]:67英军以5艘军舰进攻吴淞炮台。6月16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两江总督牛鉴遁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炮台[12]江南提督陈化成陣亡[2]:67[89]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84]评论:“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厉害”。[90]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逃离。[84]

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推进,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4天後退走。[2]:67上海制炮局新铸的铜、铁炮171门,火药9吨及大批存粮,尽被英军所获。[84]

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与青州八旗在镇江战斗

1842年7月13日,英军进抵镇江。耆英伊里布“馈送英夷牛羊”[76],两江总督牛鉴以“黄金十二万犒劳英师。[91]”扬州富商颜崇礼因为与当地盐枭长期不和,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炮击老河影一带盐民,[92]酿成“老河影惨案”[93]都统海龄令旗兵撤往城内,紧闭四门,满城捉汉奸,捕杀城内居民百余人。[94]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9000人、战舰15艘在舰炮支援下向镇江发起进攻[95]。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顽抗[90]”。守城的旗兵或者将英军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墙。英军在炮火掩护下,用火药包将瓮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蜂拥而入。英军攻入城内后,城内的旗兵从巷道内涌出,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96]最后,守卫镇江城的旗兵以极大的伤亡代价,使英军死伤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重的伤亡。此役清军损失旗兵500余名。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杀身亡。[97]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98]”。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99]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了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00]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01],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02]

和約簽訂[编辑]

签订南京条约(油画)

清軍節節敗退,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請,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國艦隻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華」(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8月29日,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2]:69

主要事項為:准英國人攜眷居住;广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香港岛给與英国。[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03]

影响[编辑]

政治[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開端,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之起點,[3]: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虎門條約》,重新規定英國所享有的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后,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个世纪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

清朝對一國失去某一特權,就等於對所有列強失去該特權,這使清朝在外交上處於不利弱勢。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使清朝國防受到威脅。香港島被割讓給於英國,開外國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後來戰爭中,外國奪去更多清朝領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割裂中國領土,破壞主權之完整,中國喪失獨立自主地位。[3]:35領事裁判權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違法行為。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部分中国文人学者逐渐开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问题,到1861年,已写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着作。介绍西方的地理和先进的军事、科技事物,希望够使中国人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在战争中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104]

民生[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國社會經濟開始重要變化[3]: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05][106]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107]英國資產階級把大批商品運來中國。[3]:37中国自给自足之封建经济遭受冲击,對外國商品仍頑強抵抗。[3]:3718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最為嚴重之五口通商地區,封建經濟已开始解体。[3]:39[108]”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109]一般的人贫穷到达了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了太平天国[110]

文化遗产[编辑]

大陆[编辑]

鸦片战争博物馆
二沙灣砲台正门
  •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東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總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管理虎門炮臺舊址──沙角炮臺、威遠炮臺、靖遠炮臺、鎮遠炮臺、南山炮臺、蛇頭灣炮臺、九宰炮臺、廣東水師提督署寨墻等戰爭遺跡,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11]
  • 林則徐銷煙池: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東莞太平鎮口的兩個水池,為燒毀鴉片而建,後於1957年重建。[112]
  • 胡里山砲臺:福建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廈門島東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閩浙總督顏伯濤在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建了一條全長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崗岩石壁,並安裝100門火炮,稱為「石壁砲台」,英國人稱為「長列炮台」,鴉片戰爭期間被英軍攻陷炮台被毀。現存砲台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造,光緒20-22年(1894-1896年)興建完成。炮台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7萬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與漳州龍海嶼「仔尾砲台」隔海相對,向西協助距離5000米的「磐石砲台」。
  • 鎮海口海防遺址: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位於寧波市鎮海區和北侖區,分為甬江口南、北兩處。甬江北岸(鎮海區)包括:威遠城、招寶山明清碑刻、月城、安遠炮台、吳公紀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記、泮池(裕謙殉難處)、吳傑故居;甬江南岸(北侖區)包括:戚家山營壘、金雞山了台、靖遠、平遠、宏遠、鎮遠砲臺。[113]
  • 焦山炮台遺址: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焦山係「京口三山」名勝之一,位於於揚子江心,與對岸象山夾江對峙,山高71米,周長2000餘米,因東漢焦光隱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軍侵入長江遭到副都統海齡率領鎮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14]
  • 鴉片戰爭戰爭遺址公園: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佔地12公頃,1997年6月建成,鴉片戰爭遺址,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園內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館、“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陣亡將士墓群。[115]
  • 吳淞砲台遗址:位於上海市寶山區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軍進犯吳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陳化成在吳淞西砲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临江公园存有當年使用的“平夷半國”大砲。[116]

臺灣[编辑]

二沙灣砲台[117]四草砲台安平小砲台皆是在此戰爭期間由清軍所建[118]大武崙砲台亦是,但現址為日軍為防禦美軍所改建[119]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张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队的伤亡及其影响. 2008年. 
  2.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中國近代史》編寫小組:《中國近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7月
  4. ^ 广州十三行:以官制商 以商制夷. 新浪財經網. 2005年12月25日 [2014年12月1日] (中文(中国大陆)‎). 
  5. ^ 5.0 5.1 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1987年6月
  6. ^ Hugh Hamilton Lindsay: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1833. [2014年12月1日] (英文). 
  7. ^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 中华网. 2005年4月1日 [2014年12月1日] (中文(中国大陆)‎). 
  8. ^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01-01. ISBN 9787506287128. 
  9. ^ 9.0 9.1 9.2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版,ISBN 7010012091
  10. ^ 10.0 10.1 10.2 10.3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 9787506287128. 
  11. ^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0407669. 
  12. ^ 12.0 12.1 梁廷𣏵. 链接到维基文库 夷氛闻记. 维基文库. 
  13. ^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4,96页
  14. ^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年: 第118页. ISBN 978-0-521-07916-7. (英文)
  15. ^ 15.0 15.1 罗兹·墨菲著. 《亚洲史》(第四版). 黄磷译.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4年10月: 第369–371页,452–453页. ISBN 7-80700-092-9. 
  16. ^ 泰勒·丹涅特. 《美国人在东亚: 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 姚曾廙译.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第103–104页. OCLC 301747065. 
  17. ^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2卷
  18. ^ 《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道光朝,第12-16頁
  19. ^ 《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刊黃爵滋:《籌辦夷務始末》
  20. ^ 中國歷史里程碑. Www.ebaomonthly.com. [2014年12月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年12月22日) (中文). 
  21. ^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页
  22. ^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504-505页
  23. ^ 《筹办夷务始末》卷28,道光朝,第23-29页
  24.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 .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25. ^ 曲庆玲. 《试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海防要塞建设》. [2012-10-31]. 
  26. ^ 杨金森. 中国海防史. 海洋出版社. 2005年10月1日. ISBN 7502764119. 
  27. ^ 林则徐:〈信及录〉,《鸦片战争》(2),第305-307页
  28. ^ 《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34頁
  29. ^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64页
  30. ^ 《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第49頁
  31. ^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32. ^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五
  33. ^ 33.0 33.1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七
  34. ^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六
  35. ^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三联书店. 2005年7月. ISBN 9787108022943. 
  36. ^ 齐思和.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45. 
  37. ^ 37.0 37.1 《筹办夷务始末》卷十六,道光朝
  38. ^ 琦善:〈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
  39. ^ 芍唐居士撰、王之春編:《防海纪略》卷二,1871年
  40. ^ 佐佐木正哉. 《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 东京. 1964年11月: 29. 
  41. ^ 宾汉(Bingham,J.E.). 《英军在华作战记》卷二. : 97.
  42. ^ 《筹办夷物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817-821页.
  43. ^ 林则徐:《家信》
  44. ^ 宾汉(Bingham,J.E.):《英军在华作战记》卷二
  45. ^ 《复仇女神号作战记》第一卷. : 256–273页.
  46. ^ [美]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306. ISBN 9787806785485. 
  47. ^ 宁波文化网. 宁波大事记 清(1804年—1850年). [2014-12-24]. 
  48. ^ 48.0 48.1 《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五九
  49. ^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道光朝,第25、32页
  50. ^ 《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一,第13页,卷二十三,第3—4页
  51. ^ 《上谕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
  52. ^ 丁晏:《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
  53. ^ 梁廷柟:《夷氛闻记》
  54. ^ 夏燮:《中西紀事》
  55. ^ 《廷寄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806页
  56. ^ 杨芳:《筹备攻守机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 883 页。
  57. ^ 梁廷枏. 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夷氛闻记·卷2. 中华书局. 1959. ISBN 9787101007879. 
  58. ^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
  59. ^ 《夷匪犯境闻见录》,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8页
  60. ^ 60.0 60.1 60.2 60.3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三联书店. 2005年7月: 306页. ISBN 9787108022943. 
  61. ^ 胡述兆.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台灣: 漢美出版社. 1995-01-01. ISBN 9789579005777 (正體中文). 
  62. ^ 怡和行伍敦元任110萬元,同孚行潘紹光任26萬,其他各行共任64萬元。
  63. ^ 燦爛的中國文明-矇騙戰局. 中國文化研究院. [2014年12月1日] (中文). 
  64. ^ “粤东节次焚剿之奏,不过为在事员弁虚报冒功张本,上亦知之,不敢深诘也”見夏燮:《中西紀事》卷6,粤东要抚
  65.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66. ^ 顧力仁,《台灣歷史人物小傳》,台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年
  67.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68. ^ 茅海建. 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 1993年04期. 《近代史研究》. 
  69. ^ 董沛. 《明州繫年錄》. 1878年. 
  70.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71. ^ 张喜:《抚夷日记》,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北京:中國史學會,1954年
  72.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 第六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73. ^ 见贝青乔《咄咄吟》、杨泰亨《光绪慈溪县志》
  74. ^ 董沛:《光绪鄞县志》
  75. ^ 75.0 75.1 朗顿·班觉 朗顿·罗布次仁. 《参加鸦片战争的藏族远征军》.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76. ^ 76.0 76.1 76.2 76.3 76.4 贝青乔:《咄咄吟》
  77. ^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鸦片战争》第3冊,北京:中國史學會,1954年,第194頁
  78. ^ 《清史稿》卷三百七十二·列传一百五十九
  79. ^ 汤纪尚:《槃過文集》《书蒲城王文恪遗事》《鸦片战争》(4),第609页
  80. ^ 《苏霖致张喜书》
  81. ^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七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82. ^ 羽离子. 《中英扬子江战役中未详战史的查实》.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03期. 
  83. ^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0407669. 
  84. ^ 84.0 84.1 84.2 84.3 84.4 军事科学院.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七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
  85. ^ 乍浦保卫战170周年记 来源:平湖文摘 2014年7月29日
  86. ^ 《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四·列传·二百八十一
  87. ^ 夏燮:《中西纪事》卷24,海畺殉难记
  88.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283–284页. 
  89. ^ 袁翼:《江南提督陈忠愍公殉节略》
  90. ^ 90.0 90.1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
  91. ^ 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道光英舰破镇江记
  92. ^ 梁章钜:《浪迹丛谈》
  93. ^ 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
  94. ^ 齐思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三)第五部分《草间日记》. 上海书店. 2000-06-01. ISBN 7806228004. 
  95. ^ 奥特隆尼:《对华作战记》
  96. ^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500407669. 
  97. ^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九
  98. ^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鸦片战争》第3册,北京:中國史學會,1954年,第105页
  99. ^ 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扬子江战役及南京条约》
  100. ^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133页
  101. ^ 《筹办夷务始末》卷58 道光朝
  102. ^ 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 中国历史专题网. [2008-08-31]. 
  103. ^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 镇江网. [2008-10-24]. 
  104. ^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10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5页
  106. ^ 《刘韵珂致伊耆牛大人书稿》,《鸦片战争》(3),第362页
  107. ^ 牟安世《鸦片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408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1页
  108. ^ 欧阳昱:《见闻琐录》,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54-555页
  109. ^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110. ^ Brine Lindesay:《中国太平叛党志》,1862年英文版,第8页
  111. ^ 博物馆简介. 鸦片战争博物馆. [2014年12月14日]. 
  112. ^ 林则徐销烟池虎门炮台旧址. 东莞旅游网. [2005-12-12]. 
  113. ^ 海防遗址寻踪. 镇海海防口历史纪念馆. [2014年12月16日]. 
  114. ^ 镇江的古炮台. 镇江史办公室. [2009-10-13]. 
  115. ^ 中国鸦片战争遗址公园. 定海旅游网. [2009-11-14]. 
  116. ^ 中国海疆炮台. 中国船文化网. [2012-06-19]. 
  117. ^ 約翰·陶德. 《泡茶走西仔反: 清法戰爭台灣外記》. 臺灣: 台灣書房. 2007-11-13: 第4頁. ISBN 9789866764158 (中文(台灣)‎). 
  118. ^ 李乾朗、俞怡萍. 《古蹟入門》. 臺灣: 遠流出版社. 1999-10-26: 第225頁. ISBN 9573238381 (中文(台灣)‎). 
  119. ^ 李鎭岩. 《台灣古蹟地圖》. 臺灣: 晨星出版社. 2001-09-30: 第33頁. ISBN 9789574550456 (中文(台灣)‎). 

書籍[编辑]

  • 《世界歷史百科》. 三聯書店. 2004. ISBN 962-04-2279-1 (中文). 
  • 《新理念中國歷史》.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6. ISBN 962-948-193-6 (中文). 
  •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三联书店. 2005年7月. ISBN 9787108022943. 

研究書目[编辑]

  • Frederic E. Wakeman, Jr.(魏斐德)著,王小荷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 張馨保著,徐梅芬譯:《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