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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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中国服饰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

中国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違天主教義的爭議。狭义而言,這是指康熙與傳教士就儒家学说崇拜引發的争论,天主教教宗克勉十一世當時認為中国儒家祭孔祖先崇拜違反天主教教義,支持道明會,打壓耶穌會,結果引發清朝朝廷反制,嚴厲限制傳教士活动。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消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傳教背景[编辑]

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抵達廣東肇庆,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華已62年,德意志籍傳教士汤若望協助編制曆法,獲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發展。

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計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1]

1665年,杨光先發表《辟缪论》,批評汤若望历法不準,當時顧命大臣鰲拜不滿外國人參議朝政,於是支持楊光先,把湯若望收押獄中,天主教在华發展直挫,史称「曆獄」。

往後,康熙帝執政,禁錮鰲拜,重新起用外國人。南怀仁利用西方發明貢獻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聲望,又與利类思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係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為傳教士在中國的蜜月期。

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國準備劃訂疆界,商議尼布楚条约,精於拉丁文的传教士負責代表中方與俄國人溝通,這條條約最終以拉丁文簽訂。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則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標誌著傳教士的勢力攀上高峰: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2]

争论序幕[编辑]

禮儀之爭的序幕,背後是一場天主教華化」的爭論。

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達燕京,一度自喻為「西僧」,但他旋即發現中國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國人接受天主教,必須從士大夫階層着手,他於是改稱為「西儒」,研習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國人介紹記憶術地圖天文等西方技術,以此表明他們並非文化低落的「西」。

孔子

利玛窦容許中國教徒繼續祭天祭祖祭孔的舊俗,利玛窦主張中國人所謂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故祭天並無問題。而祭祀祖先孔子,這些只屬緬懷先人與敬仰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也沒有甚麼干涉;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玛窦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玛窦規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龍華民成為引發「礼仪之争」的第一人。他於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进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入北京,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玛窦死後才提出。當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译音,並指「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應將「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

耶穌會教士雖然對兩派主張意見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鬧大,耶稣会決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這次糾紛只成為會內事務,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在江苏嘉定舉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最終認為敬祭祖问题應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譯。

直至道明會進入這場紛爭,禮儀之爭才正式升級。道明會在華傳教事業,起步較耶穌會略遲。當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朝廷士大夫階層享有聲望時,1631年1月2日或3日,道明會的高奇神甫才從菲律賓抵達中國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開始對華傳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父向教廷報告,指責耶穌會寬容中國信徒祭祖、敬孔,終引起羅馬介入。

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道明會受西班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马尼拉。而葡西两国在海上对抗,关系紧张。

政治風波[编辑]

羅馬早期反复立場[编辑]

早期的礼仪之争仍是天主教徒的学术问题,並未演化成国家之间的政治议題,但隨著各在華天主教會的競爭加劇,修會各自尋求羅馬教廷的支持,爭論才演化成政治事件。事件中,羅馬教廷的態度經歷多次轉變。

1643年,道明會傳教士黎玉范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控告耶稣会士,提出十七问,概略如下:

一、中国信徒是否应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举行认罪及圣餐一次?

二、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
三、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许其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让其继续经营此种营业?
四、是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五、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之祭典?
六、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
七、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仪式?
八、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
九、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
十、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

十一、对于中国非信教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3]
英诺森十世反對教徒祭祖

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諭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但到了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皇申辩,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決定准许耶稣会士照他们的理解参加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教徒的根本信仰。这两道矛盾的命令反映教廷對這一爭論仍未有结论。

亚历山大七世批准中國教徒祭祖

在華教士分裂[编辑]

1667年,因「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會、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皇的裁定。其中道明会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註 1])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后立即返欧,并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西班牙语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一书上册,三年后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中国,并要求各地的会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罗马教廷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

1687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洪若翰、李明、張誠、白晉、劉應以「國王數學家」的名义赴华,在經歷與葡萄牙籍傳教士的鬥爭後,耶稣会在華法國傳教區終於成立,首任會長為張誠。该会成员大多贊成所谓“利玛窦规矩”。只有劉應持反對意見。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颜珰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争议迅速扩大,由纯宗教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羅馬教廷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羅馬教廷在1701年(康熙四十年)和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先后派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和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两位特使来华,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铎罗使华以失败而告终,自1720年12月31日起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4]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圆时,乃奏请回罗马。[來源請求]

教皇終極禁令[编辑]

克勉十一世

虽然之后的欧洲舆论认为儒教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因为它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标准,但教皇坚持儒家的祭典与天主教教义冲突。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发出禁约,规定:

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Deus [God]) 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
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裏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公元1715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5]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破門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

清朝的反制[编辑]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罗马教廷派特使铎罗来华,1707年铎罗在江寧(今南京市)发布禁令,康熙帝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還嚴斥:「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6],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兩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皇呈述。教皇不愿艾若瑟返回中国,至1718年,罗马教皇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行[7]

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閱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約后说: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8]

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

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
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
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9]
本篤十四世

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传旨曰:“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10]

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1733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教皇通谕,令其遵守。1735年,教皇克勉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 1730年-1740年在位)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

教宗本篤十四世於是在1742年頒佈“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約。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本笃十四通谕宣布之后,“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遵教皇谕旨,宣传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之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11]

之后雍正帝再次下令禁教。而乾隆时期,传教士虽在宫中受到很高礼遇,但仍不能在华展开传教。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争议结束[编辑]

1932年,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學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即所谓“上智大学事件”(上智大生靖国神社参拝拒否事件日语上智大生靖国神社参拝拒否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 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天主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不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庇護十二世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1939年-1958年在位)颁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

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如越南天主教也在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问题上获得教宗的特许。

注释[编辑]

  1. ^ 历史上有两个闵明我,道明会士西班牙人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0-1689)是第一个。他离开中国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充闵明我的名字进入北京,作南怀仁的助手。

参考文献[编辑]

  1. ^ 孙尚扬、钟明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28页。
  2. ^ 见黄伯禄编,《正教奉褒》,第116-117页。
  3. ^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第142—143页,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
  4. ^ 中梵外交关系史,8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5. ^ 《自登基之日》载《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 ^ 阎宗临《康熙与克莱芒十一世》 《中外交通史》
  7. ^ 阎宗临 《身见录校后记》
  8. ^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第41-42页。
  9.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10. ^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11. ^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40页。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