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转至: 导航搜索
中國從民國建立到抗日戰爭間的發展比較表

南京十年,又稱黃金十年十年建設十年建國,通常是指國民政府從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庆期间的中国历史。1928年北伐結束後,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1],開啟中華民國一段罕有的短暫盛世,各方面建設發展被譽為「黃金十年」[2]

經濟[编辑]

工商業發展[编辑]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接軌。當時中國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發展長足,產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

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雖有內憂外患,中國經濟還是得到長足發展,不計東北,全國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近代以來最高水準,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雛形。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9.4%;煤礦業為7%;水泥業為9.6%[3]鋼為40%[4]。1927年至1936年間,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但是,造就“黃金十年”,主要是靠機制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三大行業以兩位數水準高速增長,而當時對國家強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鋼鐵製造業、機械製造業等並沒有什麼發展。實際上,當時中國處於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渡階段,占中國當時GDP很大比重還是靠龐大農業人口進行農業和手工業,中國現代工業僅占GDP一成左右[來源請求]

此外,中國當時僅有些許現代工業,主要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其中日資占很大比重。到1936年時,外國在華工業投資不下29.2億元,加上鐵路和航運業,資本總額約有64.34億元。[5]其中,日本中國東北地區投資佔有很大比例,如不計東北,大約為28.43億元。[5]經過1920年代1930年代大規模投資,外國資本在中國工礦業中已經佔據壟斷地位,大體控制中國生鐵產量95%、產量83%、機械採量66%、發電量55%。[6]

據統計,1936年全國工礦業(不含東北)中,外國資本高達78.4%, 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家資本僅分占5.4 %和 16.2%。[7]1936年,日本投資和貨款控制之產量,佔鐵礦總產量99.2%、生鐵產量96.8%(包括東北)。[8]日資煤炭產量29%(英資為23%)。而地區差別也更為明顯,工業畸形集中在少數城市,以至在1938年失去武漢後,國統區鋼產量僅為戰前3%,電力14%,水泥5%,化學1%,棉紗1%,麵粉2%[來源請求]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9]1936年6月,國民經濟建設委員會成立。[10]1936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有明顯提高,據統計,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已增加到306.12億元,其中工礦業總產值約為106.89億元,佔工農業總產值35%;農業總產值為199.23億元,佔工農業總產值65%。[11]工礦業產值上升,農業產值比重下降,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標誌之一。[11]

國民政府鐵路公債還本付息表
湖北省善後公債

財政[编辑]

1928年6、7月間,國民政府宣布與各國本平等互惠原則重訂新約,此後一年間,與各國所改訂之新約以通商條約和關稅自主條約為主。[12]

整頓財政[编辑]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決定在召開全財政會議之前,先行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企圖通過兩會來確立財政體制和制定各項財政經濟政策。[13]

1928年6月下旬,全國經濟會議在上海召開。[13]出席會議約有70人,是中國銀行界和工商界頭面人物及財經問題專家和學者,約有45人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代表。[13]工商界代表中有70%是江蘇和浙江籍。[13]會議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解決國家財政困難之措施與計劃。[14]因此,宋子文向會議提出財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軍費開支、編制預算、建立強有力中央銀行、取消銀兩制、建立中央造幣廠和裁撤厘金等。[14]會議對宋之方案原則上贊成。[14]宋子文提出之財政部理財計劃,通過全國經濟會議,取得江浙資產階級支持。[14]

1928年7月上旬,宋在南京召開全國財政會議,主要是全國各省市財政廳長及負責執行財政計劃職責之國家與地方官員參加。[15]宋直接提出解決財政困難之方案,歸結為兩點:一為限制軍費開支,二為編制全國預算。[15]

1928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宋向全會提出《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樹立財政基礎而利民生建議案》,並說明全國經濟、財政兩會議所通過之計劃。[16]五中全會認為有迅速設立預算委員會之必要,決議應交國民政府即行組織。[16]

1928年,國民政府公佈審計法,規定審計職權和審計方式。[17]是年中國海關收入約為關平銀8,233.2萬兩,比1927年增加關平銀1,359.7萬兩。[18]

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

改革海關行政[编辑]

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由易紈士(Edwards)代理。[19]財政部長宋子文對易非常不滿。[19]他訓令易紈士,「自本年(1928年)一月份起,將逐月收支數目,及還本付息數,每項匯兌率並結存各款數,存何銀行,分別列表造冊具報,以憑稽核」[20]

1928年1月,財政部得知蕪湖海關籍稅務司賈士(Gards)違背命令,擅放鹽斤,並借故恫嚇封關,部長宋子文認為是「蔑視政府,濫用職權」,立即決定撤換賈士,另委西班牙籍馬悌(Macti)繼任。[21]另外訓令其他各關稅務司:「如有不遵政府命令,越權瀆職情事,本部職權所在,決當嚴予懲處,不稍寬縱。」[22]

1929年1月,任命梅樂和(Maze)為海關總稅務司,取代易紈士。[19]

關稅自主[编辑]

1928年7月25日,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在北京簽訂《中美關稅新約》,美國第一個同意中國關稅自主。[23]10月,宣告關稅自主。[24]11月,美國首先承認關稅自主,各友邦均贊同,惟日本則極端反對。[24]12月,第一次公佈海關進口稅則,確定7級進口稅率。[17]

1930年2月1日起,國民政府宣佈將海關進口稅改為徵收價值較穩定之金單位。[25]每一個海關金單位值純金0.1866公毫。[25]從此,中國對庚子賠款及若干外債償付本息,可直接使用海關稅收(關金劵)償還,無須再用銀兩折算各國金幣還債。[25]國際銀價漲跌對中國財政和稅收影響因而減少。[26]

1930年底,制定新進口稅則,使最高稅率由22.5%提高到50%。[17]1931年,廢除厘金,中國收回關稅自主權:進口稅從1929年之4%增至1930年之10%,1934年又達25%。[27]1933年5月22日,公佈國定進口稅則,將最高稅率提高到80%,遭到日本反對。[17]1934年6月30日,公佈海關進口新稅則,減低印花染紗織品、金屬器具、機器工具等稅率。[28]

中國徵收貨物統稅,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大大改善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劣勢。

金融[编辑]

建立國家金融機構[编辑]

1927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制定《中央銀行條例》19條,規定「中央銀行為特許國家銀行,在國內為最高之金融機關,由國家集資經營之」,並設籌備處於上海。[29]1928年10月8日,國民政府修訂《中央銀行條例》為20條,由國民政府撥款2,000萬元。11月1日,中央銀行成立,總行設於上海。[29]

1928年,前身為清政府大清銀行之中國銀行有資本2,000萬元,國民政府將其總管理處由北京遷往上海時,即修改其銀行條例,將資本額定為2,500萬元。[30]新增之500萬元就是強加入之「官股」。[30]交通銀行有資本1,000萬元,國民政府將其總行由北京遷往上海時,即頒佈該銀行條例,將資本額定為1,200萬元。[30]交易銀行原有資本1,000萬元,新增之200萬元也是強加入之「官股」。[30]實際上,國民政府只交100萬元。[30]中央銀行之設立,取銷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在北京政府統治時期曾經享有代理國庫之特權。[30]國民政府國家資本滲透到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31]國民政府又將中國銀行改組成特許國際匯兌銀行。[30]

1933年,為挽救國民政府財政窘迫之情況下,孔祥熙受命接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32]孔與蔣、宋在武漢開會密商,決定對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增資組,提高中央銀行地位。[33]

1935年初,孔開始面臨新財政危機,美國白銀政策威脅孔所施行之赤字財政政策。[34]由於貨幣市場緊張,上海金融界不願意認購政府新公債,而中央銀行負擔極大。[34]在此情形下,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反對孔之赤字財政政策,且在財政危急時,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聯合拒絕以財力支援孔,使孔很惱怒。[34]

1935年3月23日,孔突然宣佈,政府將要對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實行管制,要求兩行增發股票,要把兩行之控制權交給政府[35]。配合索取控制權,國民政府同時發行1億元以關稅為擔保之金融公債,作為購買新股資金。[34]起初,孔企圖使中國銀行資本股額變為國家資本佔30萬股,私人資本佔20萬股,每股100元,但江浙資本集團反對。[34]經過討價還價,最後是國家與私人資本各佔20萬股,使資本總額達到4000萬元[36]。在交通銀,財政部增撥金融公債1000萬元,連同原有官股,使國家資本佔55%。[37]在向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強行增資同時,孔宣佈由宋子文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後來為拉攏江浙資本集團,宋子文只任董事長,總經理由江浙資本集團之宋漢章擔任)。[37]

債務[编辑]

1928年,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發行內債15000萬元。[38][39]1929年,宋發行內債19800萬元,1930年發行17400萬元。[40]內債主要用於軍政開支。[40]直到1933年,財政部已發行公債140000萬多元。[32]這加深部長宋子文與上海金融家之矛盾,吃力於籌劃公債還本付息和開發財源,因此與蔣介石在軍費及預算問題上激烈衝突,蔣只好讓孔祥熙接替宋子文。[32]1933年4月6日,孔接任中央銀行總裁,11月1日接任財政部長。[32]孔接任時,「國庫每月收入1500餘萬元,支出2200餘萬元,其中軍費一項每月即達1800萬元,每月不敷數目約800萬元之譜。庫存僅有現金300萬元及尚未發行的公債庫卷2700餘萬元,黃金外匯全無。即使2700餘萬元的公債能全部順利發行,也不過維持三個月的開支而已。宋子文認為:三個月之後,國民政府的財政,就要垮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41]

國府努力穩定物價、償還國債,常以貸款公營企業收入投入建設。收入提高同時,開支也隨著增加,主要在國防軍事與及各項建設方面。赤字彌補主要靠借債。1927年至1931年,共發行公債總金額為10.58億元。[42]1933年至1937年,共發行公債總金額為12.63億元。[43]1927年至1937年間,政府共償還外債額達2.75億美元[44]1927年至1932年,軍費與償債支出佔整個歲出75%至80%以上,1933年至1936年平均在70%左右。[45]1927年至1935年間,政府共償還債款311000餘萬元,包括內債221000餘萬元,外債63000萬餘元,賠款28000萬餘元。

整理貨幣[编辑]

1928年6月,在全國經濟會議上,財政部長宋子文認為:中國極為紊亂的貨幣制度必須加以整理,其整理目標,應從開鑄統一的國幣,嚴禁各種劣幣流通方面著手[46]。他提出應該統一「各省參差之幣制」,整理「濫幣」。[47]會議通過關於整理紙幣與硬幣、廢兩用元之提案。[47]之後召開全國財政會議,通過改革幣制方針,包括「實行改兩為元」、「施行金匯兌本位辦法」。[47]

1928年10月,宋子文決定以原上海造幣廠為基礎,改建為中央造幣廠,籌辦開鑄統一國幣。[48]對其餘造幣廠,宋則令嚴加整理,不具備條件者則予以取消[49]。實際上,宋對硬幣整理工作未及開展。[48]他根本主張是對現貨幣制度徹底改革。[48]1932年,在上海開辦新造幣廠。[27]

廢兩改元[编辑]

1920年,倫敦標準銀價為每盎司61.95便士,到1928年却跌至每盎司約25便士,到1931年2月竟跌至12便士半[50]。銀價暴跌,中國以銀為貨幣,對外用銀幣償還債務和匯兌十分不利。[51]而金價高漲,又使國人極力恐慌,爭論中國是否應保留銀本位制,還是改用新貨幣本位制。[51]

1928年,全國經濟會議召開,決定1929年7月1日實施「廢兩改元」,而後全國財政會議又通過「應從速實行,以期幣制之統一」之決定。[52]

1932年春,上海銀元過剩,內地流進上海銀元達5466萬元[53]。1928年,全國僅有6億銀元,到1933年,財政部估計流通銀元已高達14億元,用作準備金之銀元有2億元,共達16億元之多。[54]在1933年流通之銀錠,據估計僅有1.53億上海兩(約2億元)。[54]

1933年3月1日,中央造幣廠正式開鑄統一標準銀元。[55]同日,財政部長宋子文規定3月10日起通用銀元。[55]4月6日,國民政府頒佈廢「」改元訓令。[56]自此以後幣制就以銀元為基礎。[27]

法幣政策[编辑]

1935年6月3日,財政部次長(原為錢幣司司長)徐堪,奉命擬定法幣政策條文。[57]11月3日下午4時,財政部長孔祥熙在上海財政部辦事處,召集銀行界領袖開會,討論改善金融,鞏固幣制,實行新貨幣政策之辦法,至晚上9時結束。[58]會後即頒布實施徐堪擬定之《緊急安定貨幣金融辦法》,就是《財政部改革幣制令》[58]:「一、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四、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十一月四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59]《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還談到:「中央銀行之組織,亦將力求改善,以盡銀行之職務。……」[60]11月4日凌晨,為減少商民之疑慮,孔發表談話,說明實施法幣之原因和目的,並佈告實施法幣政策。[61]

實行統一紙幣制度,有利於貨幣統一和國民經濟發展。[62]實行白銀國有,出售白銀,換回外匯,建立法幣國際信譽。[63]法幣有利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法幣改革後數個月,中國貨品出口超過進口。[64]確立紙幣制度使政府能用增加發行來彌補赤字,但同時也為長期通貨膨脹開闢道路。[65]

農業[编辑]

二五減租[编辑]

孫中山說過,農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1926年的“二五減租”方案可以說是孫中山上述思想具體落實。當時各方,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均無異議。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溫和改良主義方案。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繼續標榜實行“二五減租”。1927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繳納租項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穫量百分之四十”,“佃農對於地主除繳納租項外,所有額外苛例一概取消”,“佃農對於所耕土地有永佃權”。根據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蘇都曾制訂過相應條例,但是,真正實行過的只有浙江省。

在地主階級強大壓力下,浙江省二五減租運動逐漸成為具文。全省八十多縣中,只有少數縣部分區、鄉有所動作,大多數縣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見波紋。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實行,大部分省份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沒有[來源請求]。中國國民黨僅存改良主義火星只是閃爍一下,就灰飛煙滅。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重提二五減租,然而,死灰難以再燃,連些微火星也難以見到。[66]

農業生產[编辑]

農業生產以稻穀和棉花為指標,稻穀產量1931年為974,369千擔,此後大體直線上升,1936年產量為1,034,125千擔,共增長6.1%。[67]

饥荒是普遍的[來源請求]長江1931年-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饥餓、瘟疫而死亡人數達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饥荒,餓死過600萬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人數,沒有精確統計數字,只能從當時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來源請求]甘肅死人數目不詳。在江浙以外地區,新軍閥混戰導致生產完全被破壞,直到1949年才開始恢復[來源請求]

江浙地區由於美國廉價糧食傾銷,自耕農和中小地主基本破產。由於國民政府沒有任何能力改善局面,共產主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發展[來源請求]

基礎建設[编辑]

鐵路建設[编辑]

1928年,國民政府鐵道部成立,主管全國鐵路建設事業。[68]1929年1月,鐵道部長孫科提出《庚款築路計劃》,擬6年中從庚子賠款和關稅中集資4億餘元,修建鐵路4,000餘公里[68]

1931年,國民政府擬訂《十年工業計劃》。[68]全國國有鐵路13,960,000公里,其中約40%在東北。[69]除外國直接經營者外,中國自營有9,594公里,其中,718公里即約18%在東北,「九一八」事變後全部淪入日本之手。[69]

1936年8月,「粵漢鐵路通車」。[70]

1937年全國铁路21,761余公里中,東北佔45%,國民政府控制11,419公里,佔總數52.2%,其餘440餘公里為英、法資本控制。[71]

公路建設[编辑]

1928年,全國已有公路29,127公里。[72]國民政府把公路建設列為國家經濟建設要政。[73]

1928年,交通部擬訂全國公路計劃,以蘭州為公路中心,分全國公路為國道、省道、縣道3種,總長為41,550萬公里,預計10年完成。[74]11月,鐵道部成立,交通部主管之公路建劃歸鐵道部。[74]

1932年5月,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奉命督造三省聯絡公路。[74]11月,三省聯絡公路擴大為七省聯絡公路。[74]1932年5月,全國經濟委員會開始督造、皖、、蘇、、浙七省聯絡公路時,七省可通車之聯絡公路,僅有7,700餘公里。[74]1934年,4省及閩粵贛邊公路亦納入七省聯絡公路網。[74]至1936年6月止,各省完成聯絡公路共計21,000餘公里,可互通公路計30,000餘公里。[74]此外,尚有已興工路線3,900餘公里。[74]

國民政府為備戰而特別建設公路,連貫等地。1935年至1936年,修築西蘭公路(西安至蘭州)約700公里,西漢公路(寳雞至漢中)250餘公里,漢寧公路(漢中至七盤關)150餘公里。[74]到1936年底,全國共有公路108,117公里[75],中國公路網已基本形成。[74]中國抗日戰爭前,國民政府修築公路8万公里,使中國經濟得以發展。[76]

地方建設[编辑]

1927年,國民政府交通部下設郵電總局,管理全國郵政事務。[77]1931年6月,交通部修訂《郵電總局組織法》,規定總局設局長、副局長各一人,全由華人擔任。[77]

1932年度,長途電話擴充1,347公里,1935年度擴充10,772公里。[78]全國線路總長度由1933年14,800餘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000餘公里。[78]

黃金十年期間,國民政府努力改善公共衛生設施。

政治、外交及司法[编辑]

黃金十年期間,國民政府依據孫文所創之建國大綱實施「訓政」,以培養國民施行憲政等能力,實為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1928年10月,蔣介石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設置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之步驟。[24]11月,制定國璽;實施禁煙。[24]1931年6月,國民政府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確立以黨領政的政治體制。1936年,國民政府制定憲法草案(五五憲草),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結束黨治,還政於民。面對日本進逼,蔣定下「攘外亦須安內」之國策,旨在外交抗日國共內戰同時並行。國民政府無強大經濟與武力,積極爭取西方奧援,力圖避免對全面開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制憲國民大會至1946年才召開。

另外在1934年2月,蔣中正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強調以儒家為宗的道德價值,推行衛生現代生活方式,期望在中國共產黨最活躍的江西建立新秩序。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禮義廉恥,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

國民政府藉外交手段逐一收回一些租界和外國在華享有特權。《中華民國刑法》、《中華民國民法典》、《中華民國行政訴訟法》等基本大法相繼頒佈,司法體系漸趨完備。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提高工農業生產。

教育[编辑]

南京十年這段時間,國民政府首重教育,開始訂定學校設備與課程標準,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致力掃除文盲。國民教育也有了長足進步;國語作為標準語言得到推廣。

1927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李石曾參與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乘機提出設立國家科研機構。[79]4月17日,李石曾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議「設中央研究院」[80],隨即通過,指定李石曾、蔡元培和張靜江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組織法。[79]

國民政府除發展各級教育外,亦派學生出國留學。[81]1929年,教育部相繼頒佈《癹給留學證書規程》及《中央派遣留學生管理章程》,詳細規定留學資格,並成立中央訓練部留學生管理委員會,加強管理留學教育。[82]1933年3月,教育部依據此法令頒布《小學教程》,初等敎育赴走上軌道。[82]

1932年10月,教育部頒佈《幼稚園課程標準》,規定幼稚園招收4至6歲幼兒,接受音槳、故事、兒歌、游戲、常識等簡單教育,使兒童快樂健康發展。[83]1932年12月,國民政府公佈《小學法》。[83]1933年3月,教育部依據此法令頒布《小學教程》,初等敎育赴走上軌道。[83]

截至1934年,全國曾經或正在民眾學校及識字學校接受掃盲教育的為685萬人,佔全國2億文盲3.4%。[84]初等教育由1929年百分之17就學率,增至1936年百分之43。[85]

1930年代上海外灘繁華景象

國防[编辑]

南京十年期間,中國持續动乱,外患不绝,內戰頻仍。1930年曾爆發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聯合發兵,與蔣介石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30萬人,死傷超過30萬人,戰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諸省。军费浩大,佔了预算40%以上。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国民革命军面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铁骑之下。

尾聲[编辑]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輕易拿下中国东北地区,中國失去東北的工業,使得當年國民生產總值倒退。另外還發生闽变,又有第一次國共内戰,最後還發生西安事變

在此期間重工業成長有限。鋼鐵工業的甚至出現了倒退,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1890年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稳定在5万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国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没有恢复生產。[86]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国与日本重工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從1931年到1937年,中國鋼鐵產量僅從43.7萬增長到47.1萬噸,機械製造業就更不用說,雖然江南造船廠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為美國建造4艘萬噸級運輸艦,1931年5月東北誕生第一輛中國製造汽車,然而此時中國機械行業實際上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門重火炮[來源請求]

此時中國國民黨內部已開始腐化,派系林立,而其無條件接受入黨者則加重這一狀況。農村社會與經濟狀況在軍閥內戰之餘也沒有得到改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依靠海關稅收,管轄範圍有限;軍事開支依靠大批借款。政府五院作用很少,實權由軍事委員會掌握。政府渙散,使得蔣支持建立法西斯色彩黨內組織“藍衣社”。[87]1936年9月,「桂軍事當局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70]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發,使國民政府在這十年間經營中國經濟現代化努力成為泡沫,所有建設成果幾乎完全消失。隨著國民政府在1937年遷都重慶中国西南地区大後方集中全國大部分資源,成為戰時中國發展重心。

評價[编辑]

1951年9月19日美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國會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85]。這段時間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高度成就[註 1]

《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稱,1928年至1937年,中國國民黨力量鞏固,取得成就。[88]政府積極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建設道路、改善公共衛生、立法禁毒、擴大農工生產。[88]此時期因為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而稱為「黃金十年」。[88]

注釋[编辑]

  1. ^ 有學者認為大陸普遍强调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黃仁宇則將蔣、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見陳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参考文献[编辑]

  1. ^ 張力. 《國際合作在中國: 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 台灣: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 1999. ISBN 9789576716560 (正體中文). 
  2. ^ 薛光前,《艱苦建國的十年》,民國60年.台北正中書局
  3. ^ 周澹寧著,《中國近代經濟史新論》,第251-255頁
  4. ^ 〈日本侵華終結“黃金十年”〉,《環球時報》,2006年6月8日,第13版
  5. ^ 5.0 5.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61頁,ISBN 978-7-08001-8
  6. ^ 吳承明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31頁
  7. ^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14-135頁
  8. ^ 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3年,第129頁
  9.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357頁
  10.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26頁
  11. ^ 11.0 11.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64頁
  12. ^ 張玉法著,《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7月第二版,第198頁
  13. ^ 13.0 13.1 13.2 13.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97頁
  14. ^ 14.0 14.1 14.2 14.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98頁
  15. ^ 15.0 15.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699頁
  16. ^ 16.0 16.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00頁
  17. ^ 17.0 17.1 17.2 17.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07頁
  18. ^ 羅元錚主編,《中華民國實錄》第二卷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327頁
  19. ^ 19.0 19.1 19.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10頁
  20. ^ 宋子文:《財政部1928年11月份工作報告》,刊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8頁
  21.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09頁
  22. ^ 《國民政府財政公報》第六期,第34頁
  2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13頁
  24. ^ 24.0 24.1 24.2 24.3 陳布雷等編著:《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17頁
  25. ^ 25.0 25.1 25.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53頁
  26. ^ 卓遵宏:《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台北:「國史館」印行,1986年,第238頁
  27. ^ 27.0 27.1 27.2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第916頁,ISBN 7-5004-1288-6
  28.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07-708頁
  29. ^ 29.0 29.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5頁
  30.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6頁
  31. ^ 董長芝等:《民國政經濟史》,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52頁
  32. ^ 32.0 32.1 32.2 32.3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7頁
  3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7-738頁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8頁
  35. ^ 小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刊小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蔡靜儀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217頁
  36. ^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B70頁
  37. ^ 37.0 37.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39頁
  38. ^ 千家駒:《舊中國公債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39. ^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
  40. ^ 40.0 40.1 郭岱君:〈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1925-1928)〉,刊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第94頁
  41. ^ 郭榮生:《孔祥熙年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3-84頁
  42.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88頁
  4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91頁
  44. ^ [美]Owen D. Young英语恩·楊格著、陳澤憲等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北京: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1年,第155頁
  45.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76頁
  46. ^ 宋子文:《國民政府財政部最近三個月報告書》,刊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1頁
  47. ^ 47.0 47.1 47.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47頁
  48. ^ 48.0 48.1 48.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50頁
  49. ^ 吳景平:《宋子文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4頁
  50. ^ 卓遵宏:《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台北:「國史館」印行,1986年,第232頁
  51. ^ 51.0 51.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51頁
  52. ^ 卓遵宏編:《抗戰前十年幣制史資料(一)幣制改革》,台北,1982年,第99-101、124-131頁
  53. ^ 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全國銀行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第F140頁
  54. ^ 54.0 54.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55頁
  55. ^ 55.0 55.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56頁
  56. ^ 《國民政府廢兩改元訓令》,《國民政府公報》
  57.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3頁
  58. ^ 58.0 58.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4頁
  59. ^ 《國民政府檔案》,檔號:2-1·12·10-11《改定貨幣政策》,台北:「國史館」藏
  60. ^ 《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佈告》,1935年11月3日,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94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第6-7頁
  61.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5頁
  62.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6頁
  6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8頁
  64.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周天度、鄭則民、齊福霖、李義彬等著,《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769頁
  65. ^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第916-917頁,ISBN 7-5004-1288-6
  66. ^ 杨天石.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炎黄春秋. 2009, (5) [2013-10-02]. 
  67. ^ 張玉法著,《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7月第二版,第194頁,ISBN 957-08-2269-4
  68. ^ 68.0 68.1 68.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38頁,ISBN 978-7-08001-8
  69. ^ 69.0 69.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39頁,ISBN 978-7-08001-8
  70. ^ 70.0 70.1 陳布雷等,《蔣介石先生年表》,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6月1日,第33頁
  71. ^ 許涤新等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6-88頁
  72. ^ 許涤新等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頁
  73.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39-840頁
  74. ^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40頁
  75. ^ 許涤新等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頁
  76.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41頁
  77. ^ 77.0 77.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43頁,ISBN 978-7-08001-8
  78. ^ 78.0 78.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46頁,ISBN 978-7-08001-8
  79. ^ 79.0 79.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95頁
  80. ^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七十四次會議紀錄》,刊《革命文獻》第22輯,第174-175頁
  81. ^ 張玉法著,《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2001年7月第二版,第196頁,ISBN 957-08-2269-4
  82. ^ 82.0 82.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80頁
  83. ^ 83.0 83.1 83.2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65頁
  84. ^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82頁
  85. ^ 85.0 85.1 《中國現代史辭典》,近代中國出版,1987年。
  86. ^ 有論者指,漢陽鋼鐵廠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復生產,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長期向日資舉債,終致日資所入侵有關。另外,當時中國鍊鋼水平也是一個因素。見:「車維漢. “近代日本與中國大冶鐵礦”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新華網. 2004-04-07.  」。另外全漢昇在"漢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內亂時發,漢陽鐡廠每每爐毀敷停,萍鄉煤礦常因戰事停工,大冶鐡礦屢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汉阳铁厂1、2号高炉停产,1921年北洋政府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阳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至此汉阳铁厂炼钢部分全部停产,并日趋衰落。見:“我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
  87. ^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十三章
  88. ^ 88.0 88.1 88.2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189頁,ISBN 9787505734474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