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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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民國建立到抗日戰爭間的發展比較表

南京十年,又稱黃金十年十年建設十年建國,通常是指國民政府從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庆期间的中国历史。1928年北伐結束後,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1],開啟中華民國一段罕有的短暫盛世,各方面建設發展被譽為「黃金十年」[2]

經濟[编辑]

工商業發展[编辑]

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使用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接軌。當時中國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發展長足,產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

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雖有內憂外患,中國經濟還是得到長足發展,不計東北,全國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近代以來最高水準,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雛形。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9.4%;煤礦業為7%;水泥業為9.6%[3]鋼為40%[4]。1927年至1936年間,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但是,造就“黃金十年”,主要是靠機制麵粉業、紡織業、火柴業這三大行業以兩位數水準高速增長,而當時對國家強大更具重大作用的鋼鐵製造業、機械製造業等並沒有什麼發展。實際上,當時中國處於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過渡階段,占中國當時GDP很大比重還是靠龐大農業人口進行農業和手工業,中國現代工業僅占GDP一成左右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

此外,中國當時僅有些許現代工業,主要掌握在外國資本手中,其中日資占很大比重。到1936年時,外國在華工業投資不下29.2億元,加上鐵路和航運業,資本總額約有64.34億元。[5]其中,日本中國東北地區投資佔有很大比例,如不計東北,大約為28.43億元。[5]經過1920年代1930年代大規模投資,外國資本在中國工礦業中已經佔據壟斷地位,大體控制中國生鐵產量95%、產量83%、機械採量66%、發電量55%。[6]

據統計,1936年全國工礦業(不含東北)中,外國資本高達78.4%, 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家資本僅分占5.4 %和 16.2%;七七事變前,日本資本控制關內29%煤炭產量(英資為23%)、關內90%鐵礦礦、95%現代化煉鐵。而地區差別也更為明顯,工業畸形集中在少數城市,以至在1938年失去武漢後,國統區鋼產量僅為戰前3%,電力14%,水泥5%,化學1%,棉紗1%,麵粉2%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

財政整頓[编辑]

國民政府鐵路公債還本付息表
湖北省善後公債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決定在召開全財政會議之前,先行召開全國經濟會議,企圖通過兩會來確立財政體制和制定各項財政經濟政策。[7]

1928年6、7月間,國民政府宣布與各國本平等互惠原則重訂新約,此後一年間,與各國所改訂之新約以通商條約和關稅自主條約為主。[8]

1928年6月下旬,全國經濟會議在上海召開。[7]出席會議約有70人,是中國銀行界和工商界頭面人物及財經問題專家和學者,約有45人是中央和各省市政府代表。[7]工商界代表中有70%是江蘇和浙江籍。[7]會議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解決國家財政困難之措施與計劃。[9]因此,宋子文向會議提出財政部之方案,包括限制軍費開支、編制預算、建立強有力中央銀行、取消銀兩制、建立中央造幣廠和裁撤厘金等。[9]會議對宋之方案原則上贊成。[9]宋子文提出之財政部理財計劃,通過全國經濟會議,取得江浙資產階級支持。[9]

1928年7月上旬,宋在南京召開全國財政會議,主要是全國各省市財政廳長及負責執行財政計劃職責之國家與地方官員參加。[10]宋直接提出解決財政困難之方案,歸結為兩點:一為限制軍費開支,二為編制全國預算。[10]

1928年8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宋向全會提出《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樹立財政基礎而利民生建議案》,並說明全國經濟、財政兩會議所通過之計劃。[11]五中全會認為有迅速設立預算委員會之必要,決議應交國民政府即行組織。[11]

1928年,國民政府公佈審計法,規定審計職權和審計方式。[12]是年中國海關收入約為關平銀8,233.2萬兩,比1927年增加關平銀1,359.7萬兩。[13]

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

改革海關行政及關稅自主[编辑]

1928年1月,財政部得知蕪湖海關籍稅務司賈士(Gards)違背命令,部長宋子文立即決定撤換賈士,另委西班牙籍馬悌(Macti)繼任。[14]4月,宋子文通令各海關稅務司,海關行政統應一律以中文為主。[15]

7月25日,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在北京簽訂《中美關稅新約》,美國第一個同意中國關稅自主。[16]10月,宣告關稅自主。[17]11月,美國首先承認關稅自主,各友邦均贊同,惟日本則極端反對。[17]12月,第一次公佈海關進口稅則,確定7級進口稅率。[12]

1929年1月,任命梅樂和(Maze)為海關總稅務司,取代易紈士。[15]

1930年底,制定新進口稅則,使最高稅率由22.5%提高到50%。[12]1931年,廢除厘金,中國收回關稅自主權:進口稅從1929年之4%增至1930年之10%,1934年又達25%。[18]1933年5月22日,公佈國定進口稅則,將最高稅率提高到80%,遭到日本反對。[12]1934年6月30日,公佈海關進口新稅則,減低印花染紗織品、金屬器具、機器工具等稅率。[19]

中國徵收貨物統稅,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大大改善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劣勢。

建立國家金融機構[编辑]

1927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制定《中央銀行條例》19條,規定「中央銀行為特許國家銀行,在國內為最高之金融機關,由國家集資經營之」,並設籌備處於上海。[20]1928年10月8日,國民政府修訂《中央銀行條例》為20條,由國民政府撥款2,000萬元。11月1日,中央銀行成立,總行設於上海。[20]

1928年,前身為清政府大清銀行之中國銀行有資本2,000萬元,國民政府將其總管理處由北京遷往上海時,即修改其銀行條例,將資本額定為2,500萬元。[21]新增之500萬元就是強加入之「官股」。[21]交通銀行有資本1,000萬元,國民政府將其總管理處由北京遷往上海時,即修改其銀行條例,將資本額定為1,200萬元。[21]新增之200萬元也是強加入之「官股」。[21]

法幣政策[编辑]

1932年,在上海開辦新造幣廠。[18]1933年3月,頒布廢除「」。[18]自此以後幣制就以銀元為基礎。[18]1935,中國採用法幣[18]銀幣禁用,全國幣制統一,對外貿易也累積盈餘為外匯存底。確立紙幣制度使政府能用增加發行來彌補赤字,但同時也為長期通貨膨脹開闢道路。[22]

國府努力穩定物價、償還國債,常以貸款公營企業收入投入建設。收入提高同時,開支也隨著增加,主要在國防軍事與及各項建設方面。赤字彌補主要靠借債,1927年至1937年間,政府所借各種內債共達35億6,700萬元。償債及軍費支出佔整個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償債支出佔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間,共償還債款31億1,000餘萬元,包括內債22億1,000餘萬元,外債6億3,000萬餘元,賠款2億8,000萬餘元。

二五減租[编辑]

孫中山說過,農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1926年的“二五減租”方案可以說是孫中山上述思想具體落實。當時各方,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均無異議。但是,它仍然是一個溫和改良主義方案。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繼續標榜實行“二五減租”。1927年5月,國民政府頒布《佃農保護法》,規定“佃農繳納租項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穫量百分之四十”,“佃農對於地主除繳納租項外,所有額外苛例一概取消”,“佃農對於所耕土地有永佃權”。根據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蘇都曾制訂過相應條例,但是,真正實行過的只有浙江省。

在地主階級強大壓力下,浙江省二五減租運動逐漸成為具文。全省八十多縣中,只有少數縣部分區、鄉有所動作,大多數縣份仍是一潭死水,不見波紋。浙江省之外,其他各省均未實行,大部分省份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沒有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中國國民黨僅存改良主義火星只是閃爍一下,就灰飛煙滅。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黨重提二五減租,然而,死灰難以再燃,連些微火星也難以見到。[23]

農業[编辑]

農業生產以稻穀和棉花為指標,稻穀產量1931年為974,369千擔,此後大體直線上升,1936年產量為1,034,125千擔,共增長6.1%。[24]

饥荒是普遍的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長江1931年-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饥餓、瘟疫而死亡人數達300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饥荒,餓死過600萬人;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人數,沒有精確統計數字,只能從當時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甘肅死人數目不詳。在江浙以外地區,新軍閥混戰導致生產完全被破壞,直到1949年才開始恢復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

江浙地區由於美國廉價糧食傾銷,自耕農和中小地主基本破產。由於國民政府沒有任何能力改善局面,共產主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發展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

基礎建設[编辑]

鐵路建設[编辑]

1928年,國民政府鐵道部成立,主管全國鐵路建設事業。[25]1929年1月,鐵道部長孫科提出《庚款築路計劃》,擬6年中從庚子賠款和關稅中集資4億餘元,修建鐵路4,000餘公里[25]

1931年,國民政府擬訂《十年工業計劃》。[25]全國國有鐵路13,960,000公里,其中約40%在東北。[26]除外國直接經營者外,中國自營有9,594公里,其中,718公里即約18%在東北,「九一八」事變後全部淪入日本之手。[26]

1936年8月,「粵漢鐵路通車」。[27]

1937年全國铁路21,761余公里中,東北佔45%,國民政府控制11,419公里,佔總數52.2%,其餘440餘公里為英、法資本控制。[28]

公路建設[编辑]

1928年,全國已有公路29,127公里。[29]到1936年底,全國共有公路108,117公里。[30]修築公路8万公里,使中國經濟得以發展。[31]國民政府為備戰而建設公路,特別是連貫公路。

地方建設[编辑]

1927年,國民政府交通部下設郵電總局,管理全國郵政事務。[32]1931年6月,交通部修訂《郵電總局組織法》,規定總局設局長、副局長各一人,全由華人擔任。[32]

1932年度,長途電話擴充1,347公里,1935年度擴充10,772公里。[33]全國線路總長度由1933年14,800餘公里,到1936年上升到48,000餘公里。[33]

黃金十年期間,國民政府努力改善公共衛生設施。

政治、外交及司法[编辑]

黃金十年期間,國民政府依據孫文所創之建國大綱實施「訓政」,以培養國民施行憲政等能力,實為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1928年10月,蔣介石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設置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之步驟。[17]11月,制定國璽;實施禁煙。[17]1931年6月,國民政府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確立以黨領政的政治體制。1936年,國民政府制定憲法草案(五五憲草),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結束黨治,還政於民。面對日本進逼,蔣定下「攘外亦須安內」之國策,旨在外交抗日國共內戰同時並行。國民政府無強大經濟與武力,積極爭取西方奧援,力圖避免對全面開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制憲國民大會至1946年才召開。

另外在1934年2月,蔣中正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強調以儒家為宗的道德價值,推行衛生現代生活方式,期望在中國共產黨最活躍的江西建立新秩序。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一再教导人们禮義廉恥,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习惯等。

國民政府藉外交手段逐一收回一些租界和外國在華享有特權。《中華民國刑法》、《中華民國民法典》、《中華民國行政訴訟法》等基本大法相繼頒佈,司法體系漸趨完備。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提高工農業生產。

教育[编辑]

國民政府除發展各級教育外,亦派學生出國留學。[34]南京十年這段時間,國民政府首重教育,開始訂定學校設備與課程標準,积极参与乡村重建,办学校、设医院,致力掃除文盲。截至1934年,全國曾經或正在民眾學校及識字學校接受掃盲教育的為685萬人,佔全國2億文盲3.4%。[35]初等教育由1929年百分之17就學率,增至1936年百分之43。[36]國民教育也有了長足進步;國語作為標準語言得到推廣。

1930年代上海外灘繁華景象

國防[编辑]

南京十年期間,中國持續动乱,外患不绝,內戰頻仍。1930年曾爆發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聯合發兵,與蔣介石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30萬人,死傷超過30萬人,戰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諸省。军费浩大,佔了预算40%以上。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件,国民革命军面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铁骑之下。

尾聲[编辑]

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輕易拿下中国东北地区,中國失去東北的工業,使得當年國民生產總值倒退。另外還發生闽变,又有第一次國共内戰,最後還發生西安事變

在此期間重工業成長有限。鋼鐵工業的甚至出現了倒退,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1890年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稳定在5万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国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没有恢复生產。[37]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国与日本重工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從1931年到1937年,中國鋼鐵產量僅從43.7萬增長到47.1萬噸,機械製造業就更不用說,雖然江南造船廠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為美國建造4艘萬噸級運輸艦,1931年5月東北誕生第一輛中國製造汽車,然而此時中國機械行業實際上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門重火炮請求來源的內容[來源請求]

此時中國國民黨內部已開始腐化,派系林立,而其無條件接受入黨者則加重這一狀況。農村社會與經濟狀況在軍閥內戰之餘也沒有得到改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依靠海關稅收,管轄範圍有限;軍事開支依靠大批借款。政府五院作用很少,實權由軍事委員會掌握。政府渙散,使得蔣支持建立法西斯色彩黨內組織“藍衣社”。[38]1936年9月,「桂軍事當局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27]

1936年,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有明顯提高,據統計,中國工農業生產總值已增加到306.12億元,其中工礦業總產值約為106.89億元,佔工農業總產值35%;農業總產值為199.23億元,佔工農業總產值65%。[39]工礦業產值上升,農業產值比重下降,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發展標誌之一。[39]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發,使國民政府在這十年間經營中國經濟現代化努力成為泡沫,所有建設成果幾乎完全消失。隨著國民政府在1937年遷都重慶中国西南地区大後方集中全國大部分資源,成為戰時中國發展重心。

評價[编辑]

1951年9月19日美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國會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36]。這段時間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高度成就[註 1]

《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稱,1928年至1937年,中國國民黨力量鞏固,取得成就。[40]政府積極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建設道路、改善公共衛生、立法禁毒、擴大農工生產。[40]此時期因為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而稱為「黃金十年」。[40]

注釋[编辑]

  1. ^ 有學者認為大陸普遍强调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黃仁宇則將蔣、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見陳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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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周澹寧著,《中國近代經濟史新論》,第251-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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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36.0 36.1 《中國現代史辭典》,近代中國出版,1987年。
  37. ^ 有論者指,漢陽鋼鐵廠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復生產,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長期向日資舉債,終致日資所入侵有關。另外,當時中國鍊鋼水平也是一個因素。見:「車維漢. “近代日本與中國大冶鐵礦”及“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新華網. 2004-04-07.  」。另外全漢昇在"漢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內亂時發,漢陽鐡廠每每爐毀敷停,萍鄉煤礦常因戰事停工,大冶鐡礦屢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暴跌,汉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汉阳铁厂1、2号高炉停产,1921年北洋政府改变钢轨标准,造成汉阳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至此汉阳铁厂炼钢部分全部停产,并日趋衰落。見:“我国第一位钢铁冶金工程师——吴健”。
  38. ^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第十三章
  39. ^ 39.0 39.1 李新總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7月,第864頁
  40. ^ 40.0 40.1 40.2 師永剛、張凡編著,《蔣介石:1887~1975.上》,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年3月,第189頁,ISBN 978750573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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