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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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史
西安事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
重庆谈判
马歇尔调停
一月停战令
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宪草 整军方案
东北停战协定
六月停战令
第三方面调停
制宪国民大会
和平攻势
北平和谈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總指揮的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西北剿匪總司令的蔣介石，以逼蒋“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告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目录

[编辑] 历史背景

[编辑] 九一八事变

主条目：九一八事变
位于陜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编辑] 共產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經過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逃亡，抵达陕北。

[编辑]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

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的方向，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已全是红军。牛元峰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他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编辑] 一二九运动

主条目：一二九运动

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编辑]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编辑] 两广事变

主条目：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稱六一事變或西南事變。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後廣東將領、飛行員紛紛向南京政府投誠，並對兩廣所謂的「北上抗日」說加以抨擊。「南天王」陳濟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對蔣中正表態歸順。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粵桂湘三省伏首聽命），使蔣中正聲望提高。叛方空軍駕駛員與將領的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中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然而也因蔣中正的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因為當時論「造反」實力，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簡直無法和兩廣部隊相比）。

因此，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因為兩廣事變的危機安然度過，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编辑]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编辑] 绥远抗战

西北军将领傅作义，于1936年反对日本主张的“内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关东军指使的王英“大汉义军”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夺回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地多处。肃清绥远境内的亲日政权军队，挫败日军入侵绥远的企图。绥远抗战在当时的中国再次激起抗日热情，影响极大。1936年11月，张学良判断绥远抗战的规模将扩大，数次向蒋介石提出，10余万东北军愿北上绥远增援友军的建议，建议被蒋驳回，蒋坚持要他剿共。张后来以“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为理由向蒋要挟，再次提出强烈的北上抗日的愿望，但在被蒋拒绝。

[编辑] 第一次宁夏战役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打通与苏联的补给线。由于南方面为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红军决定迅速西渡黄河，打开与苏联的补给线。1936年10月，红军开始渡河，但在渡河过程中，遭到了国军的巨大压力，最终导致一半红军，即第30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00余人渡过了黄河，到达西岸，而剩余的跟进部队则由于国军巨大军事压力，而放弃渡河，红军被一切为二。徐向前率部艰苦西征，力图打开与苏联补给线，遭到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猛烈打击，最终告以失败。

由于红军打通与苏联补给线的战略失败，给蒋介石希望剿灭红军以更大信心；宁夏战役的失败也对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正式、公开结盟带来了更大阻碍，因为张学良希望的结盟，应在共军能够打开与苏联的通道的前提下，否则即便结盟，也无法抵抗强大的中央军。与此同时，南方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北上，越来越接近陕北，张学良明知中央军到达陕西之后，东北军既不能再维持与共军的秘密合作关系，迫使张学良进入“剿共”与“联共”的两难境地。

[编辑] 山城堡战役

胡宗南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不顾红军强大的战斗能力，率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军孤军冒进。与此同时，张学良估计胡宗南定会不顾一切急追共军，于是派他与中共秘密协商的中间人，王以哲统率与胡协同作战的东北军第67军和骑兵军，王以哲深知张学良之意，故意拖延进军速度。一起协同作战的中央军第三军，也不敢冒进，在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而胡宗南则选择抛开友军，孤军深入，正中红军渴望打一场大胜仗之下怀。

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21日下午，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第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在受到重挫后，停止进军并开始西撤。

山城堡战役以红军大胜宣告结束，暂时滞缓了蒋介石的剿共战略。张学良向毛泽东建议，胡宗南只是一“血性军人”，对其应以和平统战为主，不要因为内战而造成更多内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信心，并向毛泽东重提“反蒋抗日”的计划。张学良在山城堡战役之后，态度从低调秘密联共开始转向高调公开联共。

[编辑] 序幕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于2008年10月）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乃電請蔣委員長親往鎮壓。

10月2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0月29日，张学良飞洛阳为蒋中正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中正，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中正面報，謂其部下不穩，勢難支撐，再三請求蔣委員長前往訓話，蔣同意赴西安，駐華清池。

12月4日，蒋中正由洛阳到抵西安，立即调三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 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中正，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中正请愿示威。蒋中正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强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当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來源請求]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编辑] 事件经过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中正所住之處（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間，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難。[1]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1.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 停止一切内战。
  3.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

南京中央於當晚十一點半，召開中常會及中央政治會議聯席會議，決議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會議最後決定剿撫並用，一面以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一面以於右任為陝甘宣撫大使。

十二月十二日晚間，宋美齡在上海初聞西安發生事變之際，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納是生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斯峪的記者，他一生的事業在中國，曾贊助過中國的辛亥革命，後來又成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為張作霖父子的謀士，與張學良交往密切，也是蔣中正的好友。 蔣夫人請端納到寓所，與孔祥熙共商，端納對於西安一行，認為義不容辭，當晚，即隨同宋美齡乘夜車前往南京。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3日晨八點，宋美齡致電張學良，告知端納擬飛西安，端納亦同時電告張學良。

12月16日，中央在勸阻張學良無效，各界函電交馳要求討伐，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討逆軍東路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分別集結兵力，由東西雙方同時向西安進行壓迫。隨即展開轟炸西 安近鄰城市，並逐漸轉向西安。張學良乃允許拘扣的蔣鼎文先返回洛陽，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斯大林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放蒋。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决定服从史達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12月22日，隨後瑞那全力週旋，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在飞机上，宋美龄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就不要再检查了把？”张学良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张、杨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和端瑞往见蒋。宋美龄拿着一个梅干菜盒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劝蒋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从此，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

12月24日，蒋中正接受六项协议。即：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但是蒋介石没有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东北军和西北军有部下向张学良反应不满，称：“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道：“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蒋介石虽然被捕，但是其政治实力还在，现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现在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张学良的这个提议遭到了杨虎城的反对，最后是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3]。

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12月26日，蒋中正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编辑] 结果

  •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 西安事变后，日本军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开始“抢关东”，毛泽东决定将中共内部所有根东北有关联的人全派去东北工作，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国民党方面，有人建议重新启用张学良。与此同时，中共却首先正式提出要求张学良回东北的要求。由于张氏父子在东北的声望很高，国民党中央曾经草拟立案：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行辕主任，胡宗南为东北行辕副主任，蒋经国为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省行辕秘书长”，但此议案被蒋介石拒绝，反而启用熊式辉主持东北工作，后来蒋介石此举被很多国民党内部官员视为蒋在东北走错棋的第一步，为最后失掉整个东北埋下了伏笔。国民党的大多数精锐部队在东北被中共全歼后，其在全中国的战局演变成兵败山倒之势，迅速丢失了整个中国。
  •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随后被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死，后被证实这次屠杀行动的直接指使者是毛人凤。
  •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后背重伤，终身不愈，后半生依靠拐杖或者要人搀扶走路。

[编辑] 西安事变的评价

[编辑] 中國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编辑] 中國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據《人民日報》報道，周恩来对张学良、楊虎城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4][5][6][7]

[编辑] 张学良自我评价

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堅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在张学良90岁生日的晚宴里，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学良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羅，谦虚又兼客套的說：“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

[编辑] 其他方面的评价

胡适曾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近代一些歷史學家根據最新的史料，包括戰後日本公開出來的秘密檔案研判，蔣中正對日態度並非姑息求和，實在是中日國力懸殊的緣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中共和地方军士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史學家唐德剛認為，抗戰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1937年七月七號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并且不排除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日军不侵略中原地区，转而直接北上苏联的可能性。

宋美龄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

蒋介石：“汉卿糊涂！”有传言称，蒋介石当时与苏联正在协商一个计划意向，即蒋介石以全面抗日为条件，换取苏联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流亡苏联，但这个时候，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完全打破了这个计划。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在做完了《张学良口述实录》一书后，这样评价张学良：　“如果没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性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1]

[编辑] 西安事变的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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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和蔣介石

在西安事变中，有一些事情很难解释，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目前缺少进一步的证据，因而没有定论。

[编辑] 为什么张学良不愿剿共

  • 虽然口口声声要攘外抗日，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自己在东三省下令对日本军队不抵抗，唯恐与日本军队打起来，张学良说：「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8]，在热河也是几乎毫无抵抗战败因而辞职。一旦剿共，张学良的军队就损失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9]。
  • 按照张学良的说法，剿共也是内战，内战的特点就是：“都是中国人，今天打仗，明天又和好了，过两天兄弟闹别扭，又开打。打来打去，双方死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却因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死掉了，很可惜。中国人都是可以坐下来谈的，跟共产党也是可以坐下来谈的，何必打仗呢？何苦呢？”
  • 有一次，东北军先后六次偷袭红军，结果都没有获得战果，后来才知原来当地的百姓都已经成了中共的眼线，东北军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张学良闻后深感东北军已经陷入了中共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來源請求]后来，张学良曾经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你我都没有老百姓支持”，所以共产党“剿不尽，杀不绝”，但蒋介石驳斥了他的观点，后来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在给幽禁中的张学良传看他的反攻大陆、必灭“共匪”的计划。
  •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用类似西北军，东北军这样的被他视为“杂牌军”的部队来剿共，“是一斧两砍(兩面刀)，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东北军从长城抗战到剿共的全过程中损失的一切弹药，经费，人员，南京中央政府均不予任何补偿[2]，杨虎城的西北军亦从未得到过来自中央的任何补偿。由于缺少抚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普遍敷衍了事，不跟共军真打。[3][4]但张学良说，虽然“谁都明白”这个“一斧两砍”的道理，但是他还是听话“尽量”去剿共了，不过他要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他反对内战。
  • 许多近代史学家认为，蒋介石的“一斧两砍”的政策，即借剿共削弱地方軍閥势力的政策，在很多地方均遭遇失败，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突围时粤系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白崇禧都半公开的给红军让出突围的口子，致使红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溜走”。实际上，地方军阀最重视的并非蒋介石的命令，而是自身的军事实力。更何况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所想象那么好打，不仅张学良的部队屡屡遭到挫败，在四川阻击红军的川军、同时奉命剿共的胡宗南的中央军也都损失惨重而未伤红军主力，从这个角度说，张学良与共军停战是必然选择。

[编辑]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

  •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
  • 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令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编辑] 从杀蒋，审蒋到放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中正的台子。最后是什么原因使得放蒋主张得以实施呢？

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中共當初慾殺掉蔣介石以緩解自身被圍剿的危機。因为蔣介石是最堅決主張剿共的剿共統帥。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领导人，他恐防一旦蔣中正有所不測中國不知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無人能領導抵抗日本，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以中国为后方，北上苏联，而当时苏联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的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在接受斯大林極大的壓力，中共內部經過爭辯後，派周恩來去西安协商放蒋。還向國民政府提出，除解除被圍剿的危機外，还要求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或至少解除对陕北地区的经济封锁，这样对共产党有更实质意义。

史達林又带话给蔣中正，如果蒋同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抗日，可以放蒋经国回国。

抗戰初期蘇聯亦是少數願意援助中國的國家，曾派出志願空軍到中國助戰[來源請求]

[编辑] 张学良为什么要去南京

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何要护送蒋中正去南京，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行为？

当时，杨虎城就极力劝说，而周恩来更是特别赶到机场打算把张学良追回来，但张学良声称要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义务，最终还是护送蒋中正前往南京。

  •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随蒋去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他认为兵谏蒋介石的“祸”是他闯的，他做为一军统帅，有义务为手下兵士负责，不应该由于他一个人的举动而牵连全军官兵。故而事变结束后，张学良只身随蒋前往南京，听凭蒋介石发落，希望一切西安事变的后果责任，全由他个人承担。张学良还说过：“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 当时的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都反对张学良去随蒋去南京的计划，只有宋美龄是支持的，她认为张学良能“够亲自随蒋返还南京，更说明这个事件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连叛军将领都来亲自负荆请罪了”。

[编辑] 张学良为什么没被处死

  • 根据当时监管张学良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沈醉的说法，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的时候，蒋介石要杀掉所有他在大陆痛恨的人，于是对政敌，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异议人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但张学良已经被移送到台湾，所以幸免于难。与他同样命运的杨虎城当时还在大陆，所以他一家老小全部被杀害，组织执行的人是毛人凤。
  • 根据宋家的说法，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
  • 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我没有死，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杀我的。”张称，曾经有人把美国公使（Johnson)写的一本书抄给张看，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编辑]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方做工作，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

  •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

另外，马占山还在张学良的劝导下，决定再次起义抗日，还受蒋介石命令组建了东北挺进军。但东北义勇军、东北挺进军和由苏共与中共联合指挥（主要由苏联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行为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支持与承认，至今为止，在中华民国政府实际控制的台澎金马地区的历史教课书仍然称“八年抗战”，而实际上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是从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就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倒戈，投奔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北京。

1945年10月，何柱国获胜利勋章，抗日战争期间，在晋西北、陕甘宁、豫东、皖北等地与贺龙、彭雪枫等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曾两次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行辕参谋长，但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后长期在杭州养病。1949年他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9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何柱国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张学良亲生弟弟，早年即参加中国共产党）。

吕正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1990年，国际网联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

[编辑] 参见

[编辑] 參考資料

  1.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2頁：「晨五時，西北剿匪軍副司令張學良及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叛變，張部師長白鳳翔、旅長唐君堯、營長孫銘九將蔣委員長自臨潼劫持至西安新城(楊虎城部所在地)，並扣留西安城內之中央高級官吏將領陳誠、蔣鼎文、朱紹良、錢大鈞、衛立煌、蔣作賓、陳繼承、陳調元、萬耀煌、蔣方震等(邵元兊及委員長侍從室第三組組長蔣孝先、秘書蕭乃華、憲兵團長楊震亞等遇害)。」
  2.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53頁：「張學良、楊虎城通電，主改組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一切政治自由等八事，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聲言對蔣委員長作最後諫諍。」
  3.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民國二十年辛未──二十六年丁丑，第661頁：「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自南京飛抵西安，宋子文、蔣鼎文、戴笠同行，即晤張學良、周恩來(是日孔祥熙致書張學良，勸於耶誕節前後，送蔣還京)。」
  4. ^ 李海文（2001年10月12日）．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人民網．人民日報社．於2009年1月30日查閱．原文：“周恩來對張學良的安危時時記挂在心。他多次評價張學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
  5. ^ 金海（2001年10月25日）．景仰“愛國赤誠心”(華夏走筆)．人民網．人民日報社．於2009年1月30日查閱．原文：“周恩來總理用“千古功臣，民族英雄”8個大字，高度評價張學良先生的愛國壯舉。”
  6. ^ 秦鴻勛（2001年12月10日）．拜謁楊虎城．人民網．人民日報社．於2009年1月30日查閱．原文：““千古功臣”是周總理生前為楊虎城將軍的題詞，高度評價了這位愛國民族英雄的歷史功績。”
  7. ^ 羅青長（2002年04月02日）．情深意重割不斷——憶周恩來與張學良的情誼．人民網．人民日報社．於2009年1月30日查閱．原文：“一向以穩重著稱的周恩來總理也為之動容。他高度評價了張、楊二位將軍的歷史功績，稱他們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這是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家和人民對張、楊二將軍作出的最高褒獎。”
  8. ^ 其他張學良不抗日言論 見維基語錄
  9. ^ 见世纪行过 张学良传 第三集 西安事变 1/5

[编辑] 外部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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