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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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人权社团“纪念碑”的数据,1923年至1961年古拉格集中营综合分布图

古拉格俄語ГУЛаг羅馬化 GULagIPA: [ɡʊˈlak] ( 读音))是前蘇聯政府的一个机构,負責管理全國的劳改营。其俄語全稱為“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 Лагерей и колоний”,簡稱“ГУЛАГ”,意思为「勞造營管理總局」。根據安妮·艾波鮑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歷史》中之敘述,「古拉格」是蘇聯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分支部門,執行勞改、扣留等職務。這些營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類型的罪犯,日後成為鎮壓反對蘇聯異見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數以百萬計。

1973年,「古拉格」一詞透過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島》傳到西方,“古拉格”一词在西方开始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蘇聯政治迫害

与纳粹的亲缘关系[编辑]

如果古拉格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也是欧洲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制度或者建立了集中营体系的欧洲国家。将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进行对比并非写作本书的目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随便就能忽略的。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纳粹政府与苏联政府曾经开展过广泛的合作关系。许多纳粹党卫军的成员曾经在苏联学习大规模屠杀集中营的建造。两者曾经共同开展屠杀犹太人的活动,共同进行种族灭绝的活动,共同瓜分欧洲。斯大林曾经将德国共产党的流亡分子逮捕后交给希特勒处置。

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具有亲缘关系还因为它们共同属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更加广义的集中营史。说到集中营,我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一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不像刑事犯监禁营或战俘营,集中营是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非刑事平民囚犯建立的,他们如果不是某个“反对派”的成员,至少也是因其种族或可能的政治见解而被认为对社会充满危险或对社会无关紧要的某一类人。

古拉格与纳粹集中营的比较[编辑]

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就有劳改营的存在,这些劳改营被称为“卡托加”,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捷尔仁斯基曾在卡托加服过苦役。

公历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罗斯的权力。1918年[1]苏维埃俄国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4月25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布了第130/63号命令,宣布建立劳改营管理局,10月改名为劳改营管理总局(俄语缩写为ГУЛАГ,汉语音译为“古拉格”)。在1930年冬天时,有15.5万人被关押在古拉格所管辖的劳改营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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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不一定关押罪犯和政治犯,轻微的犯罪或者是讲关于苏联领导人的笑话的人也会被关入古拉格[3][4]

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1930年至1940年间,古拉格里面有50多万劳改犯死亡[2]

1956年2月25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政治报告,斯大林的罪恶被揭露出来,1960年1月25日,苏联内务部发布了第020号命令,正式关闭了古拉格系统。

关于1918年至1960年间在古拉格服过苦役的人的数量和死于古拉格的人的数量是一个存在着很大争议的问题。根据一份1993年发表的对苏联时代的档案的研究报告,在1934年至1953年间,有1053289人死于古拉格[5]中国青年报[6]在2013年引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一篇报道指出总共有超过1500万人被收入古拉格服苦役,超过500万人死于古拉格。


以下内容节选自《古拉格:一部历史》:

“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于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 甚至,连著名的苏联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写的“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都与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劳动使你自由”的标语惊人地相似。(第189页)我本人于2010年深秋参观德国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时,也为目睹达豪集中营的大门上用铁模铸成的同样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而震撼。毫无疑问,无论是纳粹集中营的“劳动”还是“古拉格”的“劳动”,都是无一例外地几近于死亡的劳动。


“古拉格”作为二十世纪运作和横行了近六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统治及其恐怖的代表,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绝没有随着其制度的破产、罪魁的死去、流放地的变化、监狱的残败破碎等等而销声匿迹。“古拉格”现象及其历史不仅仅曾经深深地植根于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本身就是苏联文化躯体所流淌、所循环的“血液”或“气脉”,而且已经走出苏联,超越了其时代,演化出其不同类型的变种,成为二十世纪某些地区和不同人民共同拥有和经历的极权主义生活“炼狱”。所以,“古拉格”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非常值得开掘和研究。 一方面,从《古拉格:一部历史》作者持有的西方观念和美国价值来看,“如果我们忘掉古拉格的话,那么,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同样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该书作者深刻而又痛切地指出:“我们已经渐渐忘记是什么动员了我们,是什么激励了我们,是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将‘西方’文明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已经渐渐忘记那是我们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更加努力地记住在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记住二十世纪另一种极权主义政权的历史的话,最终,我们这些西方人将会无法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将不明白我们的世界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古拉格”还不只是一个死亡营,它逐渐地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活动内容。“古拉格”经营的事项从飞机、枪炮等武器的设计、配件生产到运河的开掘和铁路的铺建,从农牧渔副业的运营到森林的开伐,从儿童玩具的制造到矿物的开采,从在苏联最恶劣环境地带的安营扎寨直到在整个苏联拥有十二个时区的各个时区的分布设点,“古拉格”的角色和功能几乎无法超越、无法替代。


从三十年代末期,“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第123页)


仅以“古拉格”“旺盛”时期的一九五二年为证,以“古拉格”经济为自己营利实体的苏联内务部就“控制了苏联投资资本的百分之九,超过任何其他部门”。(第517页) 毋庸置疑,至少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带有着特定而又浓重的“古拉格”因素,甚至借助“古拉格”经济的支柱性功能来持续发展下去。 另一方面,“古拉格”不只是劳改的苦役场所和服刑的地狱王国,在“古拉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弥漫、所延续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于所有置身“古拉格”之中人们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拉格”中所盛行并且以之所维系的难以言说的残暴、凶狠、野蛮、严酷、狡诈、阴险、黑暗、无耻、欺骗、虚伪、谎言、告密、腐败、迫害、杀戮……都无不充分表明了这是一个高度自我分裂、彻底自我否定、全盘自我异化直至最终自我衰败的世界。又如,“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第260-261页) 正如一位曾经是古拉格的囚犯所揭示的“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歌唱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第261页)


回顾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苏联社会风气和苏联时代气息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和很大程度上具有“古拉格”的内涵和底蕴。从“古拉格”风气在苏联大地的传播到“古拉格”给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施加的风化,不难想象,“古拉格”文化成为致使苏联濒危临死的“癌病灶”! 最后,势如破竹,振聋发聩。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就是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民的历史。这部历史曾经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惩戒所谓“人民的敌人”,而这种敌人的界定恰如“古拉格”的罪


魁之一贝利亚所强调的:“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第110页)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所说的“心中贼”、“腹诽”、“腹罪”等等,都可堂而皇之地列入“人民的敌人”! 面对“古拉格”的暴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愤然喊道为什么平常百姓被无辜逮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答道:“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第131页)


实质上,强暴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拉格”——这种肆虐无度地施害于苏联国家和苏联社会形形色色、难以计数的各类人士的劳改制度及其机器,其内在的一个逻辑就是苏联“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一任主席巴卡京所总结的“契卡主义”(参见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版),这种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一句话:“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职是之故,“古拉格”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制造千姿百态的“敌人”,包括“假想敌”;“古拉格”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地灭绝千千万万的“敌人”,包括那些根本就不是敌人的人!在我看来,对于“古拉格”而言,最危险也最可怕的不是敌人本身,而是没有敌人! 在与我的同事和学生多次讨论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问题的场合,针对关于这类问题所提出的那些不同原因和解释,我的提问往往只有一个:究竟是谁在历史上杀死、残害共产党人最多?面对我的这一提问,大家心知肚明,表情不一。


譬如,“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第133页)


概言之,苏联及苏共亡国亡党的原因既不是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所引起的,也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所造成的,更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决定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这种原因已经在斯大林时期不断形成并且埋伏下来。


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包括“古拉格”历史在内的苏联历史根本经不起人们的正视和揭露,经不起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反思和批判,甚至还经不起人们的记忆和回顾。这里,记忆和回顾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颠覆或解构的职能和取向。


正如主持发表了索尔仁尼琴著名小说的苏联《新世界》杂志主编、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神秘力量,他认识到,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第616页)因为,十分明显,叩问“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何以能够造成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亡魂无限的无数冤、假、错案,何以迟迟不能平反昭雪这些冤、假、错案,“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第562-563页)


1956年2月,赫鲁晓夫所作的那篇“秘密报告”之所以在稍后引发轰天巨响,这不只是在于它标志着斯大林神话或偶像的彻底坍塌,而在于从“古拉格”走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敌人”用他们自己归来的言行和“罪名”的破产确凿地证实了这一“秘密报告”。 确切地说,这是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曾经让人感到震惊,不过,那是一个宏观事件,直接影响的是党的统治集团。相比之下,早已被认为不在人世的那些人的重新出现则以某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使更大范围的人们了解了秘密报告的含义。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秘密实施酷刑、暗中采取暴力的时代。突然间,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劳改营的归来者们直接提供了活的证据。”(564页) 给予这种证实及证据的又一个有力的“补充”,那就是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达之后,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举枪自杀,他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射出的这颗子弹适用于斯大林的政策、日丹诺夫的美学和李森科的遗传学。”(第565页)


同样,这一颗致使这位苏联文学界“总管”死命的子弹也是射向苏联文艺界的“古拉格”机制的子弹! 三十年后,到了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批准大赦苏联全部政治犯,这才标志着“古拉格”制度及其机器寿终正寝。 然而,“古拉格”土崩瓦解不久,苏联及苏共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盲点:赫鲁晓夫明白,勃列日涅夫明白——只有‘人民的敌人’的子孙和公开性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全面而真诚地讨论苏联历史最终将会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简单说来,他没有认识到,一旦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第616页) 由此,我个人建议,在阅读《古拉格:一部历史》之际,最好是结合阅读新近出版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来进行。


后一部书的作者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之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设计师”,他在该书中用专门一章(参见该书第十七章:“两个政权并存的专政”)概述了苏联的专政历史是“党的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共在并存的历史,亦即这两个政权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相互消解和相互蜕化的关系。进而,这两个政权关系的历史就是“党的机关政权”滋生、寄生“特工机关政权”与“特工机关政权”维持、制约“党的机关政权”双向互动的过程。最终,不是“党的机关政权”折寿“特工机关政权”,就是“特工机关政权”断送“党的机关政权”。 在我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作为“特工机关政权”柱石的“古拉格”力量对于“党的机关政权”所不断大加实施的挫败与扶助、削弱与重塑、分化与聚合、清洗与再生等等,既占有了独占鳌头、无出其右的地步,又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程度。形象地说,“古拉格”的历史就是苏联“党的机关政权”走向坟墓的亡幡! 苏联解体了,苏共灭亡了,但是,“古拉格”的阴魂或遗风很有可能不时地折射出来或泛滥四起。如果我们不痛定思痛地追查和审判“古拉格”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千方百计地防范和制止“古拉格”的重现,那么我们只能是枉费人生的苦难、枉费历史的教训而彻头彻尾地泯灭自我。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Applebaum, Anne (2003) Gulag: A History. Doubleday. ISBN 0-7679-0056-1. Quote: "Nevertheless, the Soviet camp system as a whole was not deliberately organized to mass produce corpses–even if, at times, it did." p. xxxix
  2. ^ 2.0 2.1 一部人类现代史上的沉痛与悲剧史——读《古拉格:一部历史》
  3. ^ What Were Their Crimes?. Gulaghistory.org. [2009-01-06]. 
  4. ^ Uschan, M. Political Leaders. Lucent Books. 2002.
  5. ^ Getty, Rittersporn, Zemskov. Victims of the Soviet Penal System in the Pre-War Years: A First Approach on the Basis of Archival Eviden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8, No. 4 (Oct., 1993), pp. 1017-1049
  6. ^ 俄媒追忆古拉格历史 150万人在其中劳改死亡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