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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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革命基於對中世紀古希臘研究的基礎之上，並以羅馬科學和中世紀伊斯蘭科學加以闡述和進一步發展。一些學者認為傳統基督教與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程度上的聯繫。[1]

西方基督教傳統歷史背景[編輯]

公元1453年，奧斯曼帝國穆斯林軍隊（現代土耳其人的祖先）攻陷了東羅馬帝國的政治軍事中心，君士坦丁堡（即後世的伊斯坦布爾）。東羅馬帝國從此滅亡[2]。這件事情成為中世紀結束、近代開始的一個里程碑事件[3]。在此之前，基督教教會體系分為東方教會（即東正教）與西方教會（即天主教）兩大部分，前者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後者以羅馬為中心。

東方教會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是從大約公元四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歸依基督教信仰以後，把羅馬帝國從羅馬遷都至當時的拜占庭市開始。拜占庭市位於歐洲與亞洲陸路交通的重要樞紐節點。後來被改名為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基督教為國教，被後世的歷史學家稱為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自公元四世紀一直延續到公元十五世紀，存在了近一千年，是人類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沒有改朝換代的重要國度之一。公元八世紀左右，東羅馬帝國以希臘語為主要官方語言，開始不斷地把信仰傳播到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的各個國家。

西方教會以羅馬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遷都君士坦丁堡以後，保持了從公元一世紀下半葉，使徒彼得時代以後建立的教宗制度。在從公元四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的上千年歷史中，以羅馬教宗制度為核心、以拉丁語為主要官方語言的西方眾教會，與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拜占庭帝王為政權中心、以希臘語為主要官方語言的東方眾教會之間，存在着錯綜複雜的複雜關係。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東西方教會基本上是兄弟般的關係。他們都以聖經新舊約全書為共同的信仰根基與中心教義的基礎；都相信和承認，聖經是上帝的全備話語是上帝親自啟示與默示的；都相信和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都信靠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恩典。

但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東西方教會之間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紛爭的狀態。兩者在各自教會權威、教義細節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爭議、互相對對方不服氣。這種狀態持續到公元一千年，終於矛盾完全爆發，互相之間徹底決裂，互相否認對方的信仰合法性[4]。

公元十五、十六世紀，隨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佔、拜占庭帝國滅亡，東方教會保存的希臘文的聖經原典以及許多其他希臘文寫成的著名基督教歷史文獻和著作，被教會人士搶救、傳播到西方教會體系。這些希臘文的文獻以及聖經原典，開始讓以伊拉斯謨為代表的西歐一些有識之士認識到，羅馬教會的聖經拉丁語譯本，在一些重要教義方面的詞彙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譯上的失誤或偏差[5]。

幾乎與此同時，歐洲發生了許多歷史意義影響深遠的事情：

1.德國古滕堡金屬印刷術的發明，使得大規模、迅速地、廉價地印刷、傳播紙質書籍在技術上成為可能。

2.羅馬教宗的教義上的謬誤，以及財物方面的奢侈腐敗作風，終於激起了教會部分神職人員以及普通基督徒們的反抗。以德國的馬丁路德為代表，反抗教廷、傳播聖經、傳播真正純正的福音與基督教信仰教義。馬丁路德把聖經翻譯為德語，極大地推動了聖經在社會中的普及化、廣泛傳播。

3.英國的丁道爾開始把聖經翻譯成英語。這些聖經翻譯運動本身，直接導致了現代德語書面語、現代英語書面語等等的誕生，因為在那之前，西歐的書面語言只有一種，就是拉丁語。

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思想歷史[編輯]

從17 世紀開始，在以培根為代表的思想家們所倡導的科學方法論觀念影響下，基於系統化實驗方法論與實踐哲學的研究傳統逐漸被科學界接受。培根提倡的是一種使用歸納方法獲取知識的哲學。相對而言，不是像亞里斯多德那樣強調主觀認知的宇宙世界觀體系，並試圖擺脫亞里斯多德經典邏輯三段論為中心的古典方法論的束縛，而是嘗試以開放的心態觀察現實世界。與早期的亞里士多德演繹方法形成對比，通過這種方法對已知事實的分析，產生了對於現實自然世界更為深刻真實的認知。在此基礎之上，在現代科學方法論的沿革歷史中，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認為需要將歸納法哲學與演繹法哲學兩者結合起來，既願意質疑既有成見與自然哲學觀念體系（從現實世界客觀現象進行歸納研究），同時也願意從抽象哲學出發對於現象進行理論性推演（從概念出發而進行演繹法哲學的研究）。

到科學革命結束時，在主流自然哲學家的世界觀體系中，自然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機械的（有着精確的數理邏輯規律）、數學的世界，可以通過實驗研究來了解。雖然牛頓科學並非在所有方面都與現代科學一模一樣，但它在許多方面在概念上與我們今天的科學相似。現代科學的許多特徵，尤其是在制度化和專業化方面，到 19 世紀中葉成為標準。

英國經驗主義一詞開始用於描述其創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內·笛卡爾之間的哲學差異。[6]

培根的貢獻[編輯]

弗朗西斯培根是建立科學調查方法的關鍵人物。科學革命的哲學基礎由被稱為現代科學方法論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他的著作建立並推廣了科學探究的歸納方法，通常稱為培根方法，或簡稱為科學方法。他對研究所有自然事物的計劃程序的要求標誌着科學修辭和理論框架的新轉變。在他的著作中，大部分圍繞着關於正確方法論的概念討論。

培根提出了對所有知識過程的重大改革，以促進神學和人學的進步，他稱之為《The Great Instauration》（即，《大變革與大復興》，其中包含了變革與復興兩層涵義）。培根認為，這種改革將導致科學的巨大進步和後世的技術新發明，從而減輕人類的苦難，並滿足人類饑渴與物質需求。他的《新方法論》（Novum Organum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於 1620 年出版。他認為人是「自然世界的管家和解釋者」，「知識和力量是同義詞」，「效果是通過方法和工作產生的」，以及「人的作為只能是控制自己的身體與行動；而自然世界則內在地完成其餘部分的工作」；人「只有服從自然才能指揮自然」。總之，這是培根的哲學摘要，即通過對自然的了解和正確方法的使用，人類可以支配自然世界的自然工作以產生確定的結果。因此，人通過尋求對自然的認識，可以達到對自然的控制——從而重新建立因墮落而失去的「人之國度」與人的原始純潔。他相信，通過這種方式，人類將擺脫無助、貧困和苦難的境地，同時進入和平、繁榮和安全的境地。[7]

為了獲得關於自然的知識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培根在《新方法論》（作為《大變革與大復興》書集中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書）這部作品中概述了一種新的邏輯系統，他認為它優於舊的亞里斯多德經典邏輯三段論方法。對培根來說，哲學家應該通過歸納推理的方法，從事實到規律，再到物理定律；然而，在開始這種歸納之前，研究者必須將他或她的思想從某些歪曲事實的錯誤觀念或傾向中解放出來。特別是，他發現從前的哲學過於專注於文字，尤其是話語和辯論，而不是實際觀察物質世界：「從而使哲學和科學變得狡猾和不活躍。」[8]

培根認為科學最重要的是不要繼續進行空泛的智力討論或僅僅以默想為目標，而應該通過提出新的發明來改善人類的生活；為此，他探索了技術發明的深遠意義和改變世界的特徵，例如印刷機、火藥和指南針。[9]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與現代科學的起源[編輯]

一些科學史作者[10][11][12][13][14][15][16][17][18][9][19]認為，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回歸聖經運動，對於科學有一定影響。

  • 十六世紀以前的天主教上千年歷史中，羅馬教廷雖然秉持着以聖經為根基與核心的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但是，在自然世界觀方面仍然延續着亞里斯多德、托勒密等古希臘羅馬哲學家的宇宙觀，其中有很多迷信與臆想，例如亞里斯多德五元素觀念，托勒密宇宙論，甚至後來的占星術、鍊金術、萬物有靈觀念等。這些羅馬教廷的自然世界觀宇宙論與聖經其實並沒有任何關係。[16][17]
  • 羅馬教廷把拉丁文聖經譯本束之高閣、禁止人們翻譯聖經，使普通人閱讀聖經非常困難。這阻礙了普通人從聖經中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實內涵以及怎樣建立自然世界觀。[19]:363
  •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聖經的德語譯本以及英語譯本很快出現。在此時期，聖經對於很多基督徒思想家帶來很大影響，一方面使得他們更堅定而系統地反對羅馬天主教廷的專制，另一方面使得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然世界觀體系的探索與建立方法。[10]
  •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基督徒思想家們從聖經出發，思考了研究自然科學的動機與意義。這樣的關於科學動機的思考也推動了自然科學本身的誕生與爆炸性發展。[18][20]

如果，我們在上帝面前有謙卑之心；若我們對上帝的作為和工作有哪怕一點尊敬；若我們對人有哪怕一點恩慈之心，渴望把他們從貧窮和睏乏中解救；若我們對尋求自然界的真相有哪怕一點熱愛；若我們對暗昧無知有哪怕一點憎恨，並渴望淨化我們的理解；——那麼，我們必須去除這些偶像；它們把我們變成俘虜，使我們在神的創造面前幼稚無知。我們現在必須開始俯身，帶着謙卑和尊敬，來仔細靠近、閱讀神之創造的工作；在其中仔細思考，並摒除我們的任何偏見、偶像、謬誤。

——弗朗西斯·培根，《新方法論》（培根原著），小魚書社《現代科學的起源與意義》

人若不是像小孩子的樣式，就不能進入上帝的國度；同樣，人若沒有小孩子一樣的謙卑、誠實的態度與心靈，也不能認識這個自然世界。

——弗朗西斯·培根，《大變革與大復興》

參考[編輯]

  1. ^ Science, Religion, and A. D. White:Seeking Peace in the “Warfare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PDF).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15-03-22）. 
  2. ^ Nicolle, David.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End of Byzantium. Praeger. 2005 [2022-07-18]. ISBN 978-0-275-98856-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3. ^ Lodge, Eleanor Constance.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 1273-1453. Methuen. 1928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4. ^ Bowman, Cyril. Christianity: the East/West Divide: The Great Schism.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17-04-05 [2022-07-18]. ISBN 978-1-5206-4229-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5. ^ Rummel, Erika. Biblical Humanism and Scholasticism in the Age of Erasmus有限度免費查閱，超限則需付費訂閱. Leiden, Ned.: Brill. 2008: 4-5. 
  6. ^ Empiricism: The influence of Francis Bacon, John Locke, and David Hume. web.archive.org. 2013-07-08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7-08. 
  7. ^ Bacon, Francis. Novum Organum.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8. ^ Bacon, Francis. Temporis Partus Maximus.. 1605. 
  9. ^ 9.0 9.1 小魚書社.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Matthew Henry.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中文）. 
  10. ^ 10.0 10.1 Klaaren, Eugene M. Religious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Belief in Cre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Thought.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2022-07-18]. ISBN 978-0-8191-492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11. ^ Hooykaas, Reijer.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 2000 [2022-07-18]. ISBN 978-1-57383-018-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12. ^ Grant, Edward; Grant, Professor Emeritus Edwar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Their Religious,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10-28 [2022-07-18]. ISBN 978-0-521-56762-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8-21）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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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18.0 18.1 小魚書社.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上）. Matthew Henry.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中文）. 
  19. ^ 19.0 19.1 小魚書社.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第二章（上）. Matthew Henry. : 363–364 [2022-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中文）. 
  20. ^ Bacon, Francis. The Great Instauration. Simon and Schuster. 2012-11-26 （原著1620年） [2022-07-18]. ISBN 978-1-62558-248-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7-18）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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