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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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
類型 革命机关报
版式 书册式
創辦人 詹大悲
主編 詹大悲
創刊日 1910年12月14日
語言 中文(繁體)
停刊日 1912年8月1日
总部 汉口

大江报》前身为《大江白话报》,於1910年12月14日创刊于汉口,是湖北革命团体创办的第二个机关报。1911年1月31日,删去“白话”二字,改称《大江报》。《大江报》改用文言文,日出两大张,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办报主旨。由詹大悲任主笔,何海鸣任副主笔,查光佛、梅宝玑等为编辑。革命党人居正、田桐、温楚珩、蒋翊武等人积极为之撰稿。[1]

历史[编辑]

背景[编辑]

《商务报》被封[编辑]

当时汉口有《商务报》,该报创刊于1909年10月,原为一张商业报纸,后因故停业。詹大悲经多方筹资接手并改造此报,以此报作为宣传革命的利器。1910年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清当即调湖北新军入长沙协助镇压。革命党人计划乘此时机举事,由刘复基、查光佛在四十一标与黄申芗等计划发难,命陆军特别学堂孙昌复自汉口潜运炸弹入省城,不幸被清吏侦知,黄申芗逃向上海,林兆栋、黄孝霖逃向四川,《商务报》被查封。[2]

胡为霖的加入与离开[编辑]

《商务报》被查封后,詹大悲等革命党人决心重新组建革命舆论媒体。正好宛思演之同乡胡为霖,颇有财产,对于革命也很赞成,愿意出资三千元办报,以自任经理为条件。1910年4月在汉口詹大悲与何海鸣商量,将何海鸣所办的《大江》、《白话》两日刊改为《大江白话报》,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任总编辑、何海鸣任副总编。汉口《大江白话报》创刊时为一日一刊。办报宗旨为“人群道德,社会真理,国民常识,除仇反奸”。吴一狗事件后,报社经理胡为霖的父亲担心事态扩大,即将其子召回,报社于是陷于停顿。

创刊[编辑]

胡为霖离开后,詹大悲另筹资金3000元接办该报,于1911年1月31日将《大江白话报》更名为《大江报》,重新出版。馆址在汉口新马路52号。每日出二大张,由大成印刷公司印刷,“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改组后的《大江报》由詹大悲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何海鸣、居正、查光佛、宛思演、梅宝玑、温楚珩、黄侃、凌大同等参加编辑或撰稿。报社成员大部分为文学社社员。[3]

办报[编辑]

《大江白话报》创刊不久,革命团体文学社成立,它便成为了文学社的机关报,以“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改称《大江报》后,使用文言文办报,声明“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明确提出推翻满清政府主张。

停刊[编辑]

导火线“吴一狗事件”[编辑]

1911年1月21日,人力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路遇一英保正(巡捕),吴即询其要坐车否,保正并不回答,仅用棍向其车一击,吴疑保正欲坐车,遂将车放下。不意车轮误触保正之足,保正怒,即击吴一棍,吴扑倒在地。方欲挣起,又被保正足踢数下,旋即毙命。有4华人见之,颇为不平,保正又将此4人拘送巡捕房管押[4]。由此引起了汉口3000余人力车夫的罢工,却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完全站在洋人一边,诬蔑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虽系误会生衅,难保无匪徒从中煽惑,乘机滋拢”,并令湖北军政当局“加意防范弹压,毋令再生事端” [5]。清政府偏袒洋人,镇压民众的态度,激起了武汉舆论界的严厉谴责。《大江报》率先对吴一狗事件作了真实的报道,“不为隐讳,一般社会颇为欢迎” [6]

第一次被查封[编辑]

《大江报》敢于大胆揭露吴一狗事件的真相,已使清政府如鲠在喉,而后又接连对顽固派官僚盛宣怀、端方展开抨击。并发表副编辑何海鸣题为《亡中国者和平》的时论,指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改良主义无补于事,警告国民如不立刻起来革命必将招致亡国无疑。文中说:“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言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7]。仅隔数日,《大江报》又推出署名“奇谈”(即黄侃,字季刚。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此文刊出,轰动一时,深为革命人士所欢迎。文中直言“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 [8]。这更引起清政府的极端仇视与恐慌。瑞便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的罪名,下令立即将《大江报》封闭。8月1日晚上,汉口巡警二区区长军兆镇率领所部巡警数十人,如临大敌般地包围了报社,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詹、何两人都被判处十八个月徒刑。《大江报》被勒令停刊。审讯之时,法官问:“此稿从何而来,系何人所作?”詹答曰:“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法官又问:“汝登此项时评是何意思?”詹答曰:“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法官再问:“汝所登时评中有和平改革之无望一语,明明是淆乱政体,扰害治安。”詹答曰:“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词曰和平解决。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詹大悲义正辞严,法官不能语[9]

复刊[编辑]

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詹大悲、何海鸣被营救出狱,旋出面组织汉口军政分府,仍然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作,积极组织报社。袁世凯窃国后,武汉人民怀念大江报,渴望以此监督政府。 詹大悲、何海鸣于 1912年 6 月 1 日,在汉口后花楼街重组《大江报》,何海鸣任经理,凌大同、戴天仇(即后来成为国民党头号理论家的戴季陶)为主笔,将《大江报》再次推到了革命的风口浪尖。[10]

第二次被查封[编辑]

《大江报》复刊后不久,就刊登了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一篇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并配合时评,大肆宣扬。 黎元洪即据此为口实,大举镇压革命党人,耸人听闻地指责 《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父。近乃益肆猖狂,毫无忌惮,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报。”1912年8月8日,《大江报》遭到军警查封,并通电缉拿何海鸣、凌大同归案,“就地正法”。事发后,何海鸣被迫逃往上海避难,凌大同不幸被捕。9月,黎元洪以不宣布真实姓名和罪状的法西斯手段,将凌大同杀害。[11]

主要内容及思想[编辑]

《大江报》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 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办报主旨。编辑者是文学社重要成员詹大悲和何海鸣。在他们的主持下,这张报纸成了文学社鼓吹反清革命的主要舆论阵地。“日著论攻刺时政,鼓吹革命不稍讳” [12],影响颇广。

1911年7 月 17 日《大江报》刊登的何海鸣的著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略谓:

“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让之意。 国民不甘,伏阙上书,不足以动政府。 有时大张联合之雄风,倡导种种不承认、不纳税之要挟,然亦藏头缩尾,其和平更甚于政府之对外人”。

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上发表的国学大师黄侃所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13],全文如下: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巳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钜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忘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突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巳。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文史春秋 2012年06期 武昌起义的先声——《大江报》案
  2. ^ 《大江报·人物博览》第0802期第12、14版
  3. ^ 《大江报·人物博览》第0802期第12、14版
  4. ^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8页
  5. ^ 《时报》辛亥(1911年)闰六月十二日
  6. ^ 《时报》辛亥(1911年)闰六月十二日
  7. ^ 《时报》辛亥(1911年)八月十四日
  8. ^ 《时报》辛亥(1911年)八月十四日
  9. ^ 《时报》1911年8月9日
  10. ^ 付登舟 《大江报》的三起三落 湖北档案2013年09期
  11. ^ 付登舟 《大江报》的三起三落 湖北档案2013年09期
  12. ^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13. ^ 王洪祥. 《中国报学史: 古近代部分》.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年: 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