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報
| 大江報 | |
|---|---|
| 類型 | 革命機關報 |
| 版式 | 書冊式 |
| 創辦者 | 詹大悲 |
| 主編 | 詹大悲 |
| 創刊日 | 1910年12月14日 |
| 停刊日 | 1912年8月1日 |
| 語言 | 中文（繁體） |
| 總部 | 漢口 |
《大江報》前身為《大江白話報》，於1910年12月14日創刊於漢口，是湖北革命黨創辦的第二個機關報。1911年1月31日，刪去「白話」二字，改稱《大江報》。《大江報》改用文言文，日出兩大張，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滿清罪惡政府」為辦報主旨。由詹大悲任主筆，何海鳴任副主筆，查光佛、梅寶璣等為編輯。革命黨人居正、田桐、溫楚珩、蔣翊武等人積極為之撰稿。[1]
歷史
[編輯]背景
[編輯]《商務報》被封
[編輯]當時漢口有《商務報》，該報創刊於1909年10月，原為一張商業報紙，後因故停業。詹大悲經多方籌資接手並改造此報，以此報作為宣傳革命的利器。1910年4月長沙發生搶米風潮，清當即調湖北新軍入長沙協助鎮壓。革命黨人計劃乘此時機舉事，由劉復基、查光佛在四十一標與黃申薌等計劃發難，命陸軍特別學堂孫昌復自漢口潛運炸彈入省城，不幸被清吏偵知，黃申薌逃向上海，林兆棟、黃孝霖逃向四川，《商務報》被查封。[2]
胡為霖的加入與離開
[編輯]《商務報》被查封後，詹大悲等革命黨人決心重新組建革命輿論媒體。正好宛思演之同鄉胡為霖，頗有財產，對於革命也很贊成，願意出資三千元辦報，以自任經理為條件。1910年4月在漢口詹大悲與何海鳴商量，將何海鳴所辦的《大江》、《白話》兩日刊改為《大江白話報》，胡為霖任經理，詹大悲任總編輯、何海鳴任副總編。漢口《大江白話報》創刊時為一日一刊。辦報宗旨為「人群道德，社會真理，國民常識，除仇反奸」。吳一狗事件後，報社經理胡為霖的父親擔心事態擴大，即將其子召回，報社於是陷於停頓。
創刊
[編輯]胡為霖離開後，詹大悲另籌資金3000元接辦該報，於1911年1月31日將《大江白話報》更名為《大江報》，重新出版。館址在漢口新馬路52號。每日出二大張，由大成印刷公司印刷，「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改組後的《大江報》由詹大悲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何海鳴、居正、查光佛、宛思演、梅寶璣、溫楚珩、黃侃、凌大同等參加編輯或撰稿。報社成員大部分為文學社社員。[2]
辦報
[編輯]《大江白話報》創刊不久，革命團體文學社成立，它便成為了文學社的機關報，以「增進人群道德，提倡社會真理，灌輸國民常識」為宗旨，積極進行革命宣傳。改稱《大江報》後，使用文言文辦報，聲明「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明確提出推翻滿清政府主張。
停刊
[編輯]導火線「吳一狗事件」
[編輯]1911年1月21日，人力車夫吳一狗在漢口英租界路遇一英保正(巡捕),吳即詢其要坐車否，保正並不回答，僅用棍向其車一擊，吳疑保正欲坐車，遂將車放下。不意車輪誤觸保正之足，保正怒，即擊吳一棍，吳撲倒在地。方欲掙起，又被保正足踢數下，旋即斃命。有4華人見之，頗為不平，保正又將此4人拘送巡捕房管押[3]。由此引起了漢口3000餘人力車夫的罷工,卻遭到清政府的鎮壓。清政府完全站在洋人一邊，誣衊漢口人力車夫罷工「雖系誤會生釁，難保無匪徒從中煽惑，乘機滋攏」，並令湖北軍政當局「加意防範彈壓，毋令再生事端」 [4]。清政府偏袒洋人，鎮壓民眾的態度，激起了武漢輿論界的嚴厲譴責。《大江報》率先對吳一狗事件作了真實的報道，「不為隱諱，一般社會頗為歡迎」 [4]。
第一次被查封
[編輯]《大江報》敢於大膽揭露吳一狗事件的真相，已使清政府如鯁在喉，而後又接連對頑固派官僚盛宣懷、端方展開抨擊。並發表副編輯何海鳴題為《亡中國者和平》的時論，指出立憲派叩頭上書的改良主義無補於事，警告國民如不立刻起來革命必將招致亡國無疑。文中說：「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讓之意。國民不甘，伏闕上書，不足以動政府，有時大張聯合之雄風，倡言種種不承認，不納稅之要挾，然亦藏頭縮尾，其和平更甚於政府之對外人」[5]。僅隔數日，《大江報》又推出署名「奇談」(即黃侃，字季剛。辛亥革命的先驅者之一)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此文刊出，轟動一時，深為革命人士所歡迎。文中直言「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激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 [5]。這更引起清政府的極端仇視與恐慌。瑞便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的罪名，下令立即將《大江報》封閉。8月1日晚上，漢口巡警二區區長軍兆鎮率領所部巡警數十人，如臨大敵般地包圍了報社，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鳴。詹、何兩人都被判處十八個月徒刑。《大江報》被勒令停刊。審訊之時，法官問:「此稿從何而來，系何人所作？」詹答曰：「此稿經我過目，不能問作稿之人……一切責任均歸我負。」法官又問：「汝登此項時評是何意思？」詹答曰：「國民長夢不醒非大亂不足以驚覺，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語。」法官再問：「汝所登時評中有和平改革之無望一語，明明是淆亂政體，擾害治安。」詹答曰：「試問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馬永租外人，喪權辱國，莫此為甚，反美其名詞曰和平解決。又試問立憲之詔旨是和平而來？抑是因亂而來？」詹大悲義正辭嚴，法官不能語[6]。
復刊
[編輯]武昌起義漢口光復後，詹大悲、何海鳴被營救出獄，旋出面組織漢口軍政分府，仍然十分重視輿論宣傳工作，積極組織報社。袁世凱竊國後，武漢人民懷念大江報，渴望以此監督政府。 詹大悲、何海鳴於 1912年 6 月 1 日，在漢口後花樓街重組《大江報》，何海鳴任經理，凌大同、戴天仇（即後來成為國民黨頭號理論家的戴季陶）為主筆，將《大江報》再次推到了革命的風口浪尖。[7]
第二次被查封
[編輯]《大江報》復刊後不久，就刊登了社會黨首領江亢虎的一篇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並配合時評，大肆宣揚。 黎元洪即據此為口實，大舉鎮壓革命黨人，聳人聽聞地指責 《大江報》「專取無政府主義，為亂黨秘密機關，擅造妖言，搖惑人心，廢婚姻之制度，滅父子之大倫，無國家、無家族、無宗教、無男父。近乃益肆猖狂，毫無忌憚，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說，實屬大逆不道，悖謬已報。」1912年8月8日，《大江報》遭到軍警查封，並通電緝拿何海鳴、凌大同歸案，「就地正法」。事發後，何海鳴被迫逃往上海避難，凌大同不幸被捕。9月，黎元洪以不宣布真實姓名和罪狀的法西斯手段，將凌大同殺害。[7]
主要內容及思想
[編輯]《大江報》為資產階級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機關報, 以「提倡人道主義，發明種族思想，鼓吹推倒滿清罪惡政府」為辦報主旨。編輯者是文學社重要成員詹大悲和何海鳴。在他們的主持下,這張報紙成了文學社鼓吹反清革命的主要輿論陣地。「日著論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 [8]，影響頗廣。
1911年7 月 17 日《大江報》刊登的何海鳴的著名時評《亡中國者和平也》，略謂：
「政府守和平，即示割讓之意。 國民不甘，伏闕上書，不足以動政府。 有時大張聯合之雄風，倡導種種不承認、不納稅之要挾，然亦藏頭縮尾，其和平更甚於政府之對外人」。
1911年7月26日《大江報》上發表的國學大師黃侃所寫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9]，全文如下：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巳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然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鉅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忘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突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