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是清初学者戴震晚年的作品，共三卷，初稿原称《绪言》，《孟子私淑录》，戴震通过解释《孟子》中的“理”、“性”之说，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其一生哲学思考的总结晶。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载戴东原作札记：“朴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着重于批驳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他指出“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轻其所轻，乃‘吾重天理也、公义也’，言虽美，而用之治人，则祸其人。”“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虽怜之。”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诚见夫诐辞邪说之深入人心，必害于事，害于政，天下披其祸而莫之能觉也。”戴震并指责程朱“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书中也批判宋儒的理学其实已杂以老庄哲学以及佛学，“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实杂乎老庄释氏之言”，“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

此书约于乾隆四十一年冬之后完成，在此之前戴震仅与彭际清以书信讨论过书中内容，也就是〈与彭进士允初书〉，此一信函长达五千言，实际是用来答复彭际清的〈与戴东原书〉。《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戴震生前并没有得到认同，他的朋友不再与他联络，为躲避翁方纲、方东树等人责难，戴震甚至搬到范氏颖园去住。戴震曾以《孟子字义疏证》给彭绍升看，彭不满意戴震批判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说法。戴震回信表示“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章学诚在戴震逝世后指责戴震“心术不纯”和“丑詈程、朱，诋侮董、韩”。唯独洪榜对此著倍加推崇：“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洪榜应戴震之子戴中立之请撰写《戴震行状》中认为戴震功“不在禹下”，又将《答彭进士允初书》一文载入其中，朱筠却表示说：“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洪榜再次写信与之辨论：“阁下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岂独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陆王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即老释亦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也。惟其如是，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过人者，则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释。”。张舜徽认为：“戴氏一生知已，要必以榜为最密矣。考论戴学得失者，必取资于是编”。

评价

• 方东树对《孟子字义疏证》一无好感，他说：《孟子字义疏证》“戴氏自谓正人心之书。余尝观之，轇轕乖违，毫无当处，《原善》亦然”。
• 焦循是肯定戴震的第一人，他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盂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宋之义理，仍当以孔之义理衡之，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焦循的《论语通释》即是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 章太炎论述：“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师始交恶。”“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渐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 。”
• 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