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式镇墓兽
楚式镇墓兽是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的镇墓兽。楚式镇墓兽是镇墓兽的发展高峰之一[1][2] 截至目前为止,出土的楚式镇墓兽,最早可以上溯至春秋中晚期,是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楚漆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之一种。此种器物外形抽象,构思谲诡奇特,形象恐怖怪诞,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神话色彩。[3]
早期的面目多不清楚,亦未加上鹿角。到了春秋中晚期,出现了兽面的刻画与鹿角。其中,兽面的使用在战国中期达到鼎盛。战国晚期,镇墓兽的数量下降,形制亦趋于简单,但出现了人面型的。随着楚国的灭亡,楚式镇墓兽的使用也逐渐减少、消失。[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b/b8/Mythical_Guardian_Figure_with_Antlers.jpg/200px-Mythical_Guardian_Figure_with_Antlers.jpg)
特色、造型与形制演变
[编辑]楚式镇墓兽的材质主要是木质和铜质,其中以木质漆器彩绘最为著名。由三部分组成:立(底)座、器身与鹿角。造型随时间有些许改变,但始终保持着三大特色。第一是在椁室内的放置位置主要在头、边箱,且总有青铜理器、访铜的陶器共出,缺少这些标示身份的礼器的墓葬中便无出土;一般一墓,指出土一件。第二是镇墓兽头多插有鹿角,第三是镇墓兽底部的方座始终存在。
立座自春秋中期发现以来,始终存在且形制大致固定,承接头身的一侧为梯形面,下面为正方形。器表多以黑漆为地,多有兽面纹、云纹等纹饰,以红、黄二彩的云纹较常见。唯一改变的是,梯形面的高度逐渐降低,彩绘的云纹颜色改变。
器身的变化最大,种类也最为丰富。头面从面目多不清楚、抽象,逐渐变为兽形虎首虎面,五官俱全,狰狞恐怖;再变成头面人形,直眉弯目较为和善。颈身从直颈变为曲颈曲身,也从直立无四肢,变成四肢俱全的跪式。到了战国中期之后,出现了吐舌的样式,但到了战国晚期,吐舌的样式则少见。战国中期出土的数量最多,形式也最多元,除了有承袭先前的单头单身的造型外,更出现了双头双身等形制。
从出土的文物可见,鹿角并非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早期,处墓有鹿角的随葬,但并未与镇墓兽结合。到了战国早期才有插鹿角的镇墓兽出现。进入战国中晚期,鹿角由一对变为两对,始终是左右对称,成对出现。鹿在楚国本就常见,以鹿角作为装饰,也成为楚式镇墓兽的一大特色。[3]
性质与功能
[编辑]对于镇墓兽的意象,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这与镇墓兽的形象意象本就是逐渐垒叠上去,且与其造型诡异相关。郭德维认为镇墓兽意象有两点是各家皆认同的,一是楚人所特有,其他地区少有发现,二是代表楚人的思想意识,是信仰产物,为楚境内的共同意识[4]。而偏重的地方不同,便会有不同的解释。在张君的《论楚国神秘物镇墓兽的文化意义》将之归纳为十一种说法:山神、辟邪、土伯、引魂升天的龙、死神、灵魂看守者、灵魂的化身、冥府的看守者、生命之神、木主、图腾等。其中以山神、土伯、龙,三说叫被认同。
详细分析截至目前为止镇墓兽的相关研究,江达智将楚式镇墓兽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镇墓以安定死者亡魂,使不被鬼怪吞噬的辟邪作用,或用来阻止亡魂出来肆虐;另一为引魂升天,而后者与楚国的巫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造型
[编辑]镇墓兽构成下部基座的长方体部分,象征埋葬死者的墓穴及封土,为墓主尸身在冥府的居所;叠在基座上的小方体,象征的是墓上的建筑,是墓主灵魂接受祭祀或饮食起居之所;在小方体上,带鹿角的龙体或人体,象征在魂升天的龙或天神,预示墓主灵魂将由龙引接归天。楚人相信鹿具有神性,且鹿与交通有关, 因此镇墓兽皆有鹿角,作为与神界沟通的媒介。此造型与学界认为有引魂升天功用之长沙马王堆帛画布局一致。
楚式镇墓兽自下而上,分别象征墓主在冥府、人间及天界,三处的居所,及墓主人升天的过程。反应楚人期望死者尸身安卧于地下,灵魂享受于人间,并魂升天界的愿望。
墓葬位置与墓主阶级
[编辑]楚式镇墓兽的造型主题反应出墓主灵魂是骑乘龙升入天神所居之处,一般出土于墓主的头部前方,有的甚至放在木棺上所设置,可开启的门窗之前,即灵魂出棺的第一地点。
从墓主的身份可见,有随葬镇墓兽的,大多是“士”这个阶层,并不是所有的贵族的墓中都有镇墓兽。而只有具备骑乘动物以升天之特殊资质的巫觋,才可承载法器升天。固可以推知,有随葬镇墓兽的墓主身份为巫觋,而具有巫觋身份者,又以“士”这个阶层比例最高。
由此可见,楚式镇墓兽为楚地巫觋死后魂升天界的法器。[5]
地区性差异
[编辑]从目前出土的镇墓兽来看,镇墓兽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以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最多,可能与考古的进度有关。在楚都纪南城一带最集中,而当中又以湖北的江陵最多。
各地出土的镇墓兽,也有些微的形制差异,但是大致上皆保有楚式镇墓兽的基本结构与特色:“鹿角”、“头面”与底部的方形“立座”,其中与其他地区出土镇墓兽差异较大的,是战国早中期长沙地区出土的镇墓兽。
镇墓兽葬俗的传播与转换:战国早中期长沙地区
[编辑]在楚国国力昌盛的时期,也是信仰鼎盛的时期,随葬镇墓兽的葬俗与悬底弧形棺的使用,由楚国首都,郢都(今湖北省西部,荆州市荆州区的纪南城)向外传入南楚地区。
长沙地区的悬底弧形棺与镇墓兽两种葬俗均可能由楚郢都传播而来,比较长沙地区出土的随葬品与其墓葬形式,两种习俗几乎完全重叠且仅限于高等级的墓葬,显示这种葬俗仅限于高等级贵族群体,无广泛的传播与应用。
悬底弧形棺与镇墓兽不普及的原因
[编辑]从长沙出土的墓葬,可以看到出土的悬底弧形棺与镇墓兽数量均非常的少,其原因可能为:该地区风俗的保守性与技术的不普及。
风俗的保守性:镇墓兽在学界多视为带有信仰意义的风俗。而丧葬习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部分,在没有社会变动的助力下,或者是当地文化深厚的基础下,本就难以受外地因素影响。且从长沙出土的墓葬显示,镇墓兽的流传仅限于兽江陵影响较深的墓主,因此也可以推断该信仰未在长沙地区流行。
技术的不普及:悬底弧形棺与镇墓兽的制作,均需要有相当专业的技术。而悬底弧形棺与镇墓兽,均是外来的文化,且木雕漆器的技术也是从外地传入,发展尚不成熟。当地的工匠不具备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因此出土的镇墓兽形制、造型(发展出独有的圆面造型,特征为直立的扁圆头部,犹如波浪鼓,头部彩绘为抽象纹饰)均与江陵地区相异,也对此文化的发展产生限制,使得数量明显少很多。
长沙地区镇墓兽的功能
[编辑]与江陵地区相异,长沙地区出土的镇墓兽与悬底弧形棺,虽然不普及,且墓主阶级均较江陵地区高出许多,但文化面貌多元,包含郢文化、长沙本地文化、越文化,未有统一的文化风格,可见其与族属无关,而是经由特定的社会阶层为媒介传入的。因此,可以推测在长沙地区的镇墓兽,与原本的信仰无关,而是借由镇墓兽,显示墓主与江陵地区交流频繁,与作为炫耀与显示墓主社会地位之用。[1]
式微
[编辑]在楚国灭亡不久,秦人进入楚地后,镇墓兽的使用逐渐消失,到了六朝时期,避邪取代了镇墓兽,由地下转到地上。其可能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点。
灵魂观的转变
[编辑]对于先秦时代的人而言,墓葬只是灵魂暂居的居所,灵魂随死者进入墓室,但最终会离开,进入仙界,而镇墓兽在此转换过程发挥了关键的媒介与象征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墓葬在人的心目中,逐渐变成最终的归宿。灵魂仍有游历仙界之,但是仙界就在墓室内。墓葬深埋封闭,以隔绝阳世,但内部开通,提供生人和神仙生活方式需求的复合体,灵魂也在此不灭。
灵魂观从希冀灵魂升仙,转变为留驻于幻化成灵魂本身的墓室内。灵魂最终安息位置的改变,让镇墓兽便失去了其原本存在的功能与意义。
替代品的出现
[编辑]在战国中期偏晚前后,即便是大型的墓葬,已多不见镇墓兽。镇墓兽的数量逐渐减少,与此同时,随葬俑的数量猛然增加。到了汉代,墓葬品中象征性的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青铜礼器与大量陶俑。
从随葬的位置关系来看,随葬俑起初可能是镇墓兽的助手,亦有同样与镇墓兽担任守护亡灵的角色,目前尚不能确定。但是,随葬俑逐渐取代镇墓兽这点是肯定的。
镇墓兽的兽形被人形取代,为保留其威吓、辟邪,往往取其吐舌的夸张作用。被定位为汉前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人形坐像出土,头上插有鹿角,两手张开,且被置在墓道左右,其用意为守住墓门。此可以做为镇墓兽镇守墓主的功能被随葬俑取代之例证。
墓室空间设计的改变
[编辑]镇墓兽在早期有镇墓守卫,防范土中动物,特别是老鼠的侵害,保护死者的灵魂不被鬼魅侵扰的功能。但是,东汉后的墓,多较为坚固,且陪葬品中亦有许多具有类似功能的,因此以鹿、狗来镇墓之风俗便消失了。
受到新阳世观的影响,墓俑以“辟邪-侍从-沟通神界”的多重类别与功能,分置于墓葬各处,与其它的设计等,一同构成完整的地下(身后)世界,守护死者尸身与灵魂驻留的需要。彻底取代了先秦的镇墓兽与较为开放式的墓。
灵魂观的转变、替代品的出现与墓室设计的改变,都让镇墓兽失去其存在的功能与意义,它的消失也就不足为怪了。[6]
参考文献
[编辑]- ^ 1.0 1.1 1.2 王诗涵. 從長沙地區戰國早,中期帶鎮墓獸楚墓看葬俗的傳播與轉換. 早期中国史研究: 89-117.
- ^ 张成. 魏晉鎮墓獸俑分期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务论文. 2010年5月: 1-78.
- ^ 3.0 3.1 蔡其原. 楚墓中「鎮墓獸」之分佈與演變及其形象義析論. 东华中国文学研究. 2006年9月, (四): 25~50.
- ^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对于镇墓兽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点各家的意见是相同的。 一、是楚人特有,不和其他地域、民族共有,在其他地区少有发现 二、代表处人的某种思想意识,是楚人的某种信仰产物,楚境内的共同意识。”
- ^ 丁兰. 試論楚式“鎮墓獸”與東周時期楚民族的巫文化. 武汉文博. 2010, (一): 28-32.
- ^ 杨怡. 楚式鎮墓獸的式微和漢俑的興起. 考古学文物. 2004, (一): 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