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自由中国》杂志封面

《自由中国》杂志(1949年11月20日-1960年9月4日[1]),是一本在中华民国发行,以扩展民主自由空间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因为在当时的国民党于台湾的威权统治下,该杂志在台湾的言论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几乎是整个1950年代在台面上唯一可以听到的异议声响。因雷震等台港在野人士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藉《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出殷海光写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等人逮捕,该杂志停刊。[2]

沿革[编辑]

《自由中国》杂志最初的构想是在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前发生的。当时有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不久后中华民国政府暂退至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无法在大陆地区发行,遂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殷海光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时任总统蒋中正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但是,随着韩战的爆发,蒋中正重获美国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中国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国》刊登投书〈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批评党国干扰学校教育(如救国团)之后,12月蒋中正在“宣传汇报会”上下令开除其党籍(薛化元 1996,120)。国民党秘书长唐纵表示雷震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蒋中正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响应雷震。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指出蒋政府一党独大,为所欲为。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中正寻求总统三连任。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七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开始多方奔走,试图结合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反对党。6月26日,雷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3人为新党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郭国基、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任新党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编辑群的举动逐渐进逼至国民党当局的禁忌,国民党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于是对雷震等人予以反击,宣称组建新党是配合中共“统战政策”、“造成台湾混乱”、“企图颠覆政府阴谋”。雷震终于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为其罪名是“包庇匪谍”,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中正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3]。《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杨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针对此一事件,曾批评蒋中正“不失为东方一个硕果仅存的标准独裁者,同时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对民主丝毫不能理解,丝毫不感兴趣,不惜以走极端的态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国内外一切主持公道与正直人士挑战。”[4]

版面内容[编辑]

文艺栏[编辑]

聂华苓1949年起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担任编辑委员与文艺栏主编。陈之藩《旅美小简》中的文章即在《自由中国》文艺栏发表。

各界评价[编辑]

台湾戒严时期各种短命的党外杂志

根据林淇瀁(1999年)的整理,从反对运动的角度来审视,《自由中国》至少有以下三点重要的贡献:

第一,在台湾自由报业理念的传扬上,《自由中国》杂志以小媒介的形式,却发挥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加紧新闻箝制的政策之际,坚持媒介应有的新闻自由价值及理念,为后来的党外杂志树立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典型。这是《自由中国》在台湾报业史上发散的可贵光芒。

再者,《自由中国》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为基础,透过政治论述,宣扬民主宪政理念,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之中寻求突破牢笼的奋斗与实践,也给予后起的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相当的思想启发,“影响了从1970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薛化元,1996:391-392)。这是《自由中国》杂志在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即使《自由中国》对台湾民主运动贡献良多,但亦有其缺失[原创研究?]

  1. 理论层面的论述,缺乏实际层面思考
  2. 中国格局论述,少见台湾在地观点
  3. 省籍意识强烈

亦有说法指出,因中国民主党吸收了大量的台籍菁英,造成执政当局不满,乃至日后遭到迫害。雷震狱中手稿亦提到:“台湾人的心目中,总觉得大陆人都是统治阶层...而觉得自己吃了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自由中国》编委会委员戴杜衡甚至说过:“把台湾人搞起来,大陆人将来是要受其欺压的。”《自由中国》为一追求自由民主的政论杂志,于发行期间却没注意到台湾最根本、日后渐趋严重的省籍认同问题,而大多数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论述。

最后,《自由中国》由政治论述起,终于政治实践的特质,表现了论述与实践相与结合,言谈与改革并进的政论杂志/政治机器典范,更是深刻地启发了其后的党外民主运动,思想者、言谈者与行动者三合一的民主参与模式,从此成为党外杂志与国民党党政军三合一体制对抗的本钱。1970年代末期的《美丽岛》杂志及政团并体雏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点。

杂录[编辑]

  • 2009年电影《泪王子》戏中出现《自由中国》杂志一幕,该年是1954年在台中清泉岗机场,空军刘将军之妻欧阳千珺(关颖饰)喜读该杂志,并出现在她的书桌。不过刘将军曾嘱咐属下不要再提供该杂志供她阅读,意含不希望受之影响。

相关条目[编辑]

注释[编辑]

  1. ^ 高淑芬. 《台湾历史辞典补正·期刊词条补正》. 台北市: 台湾学生书局. : 105、106页. ISBN 978-957-15-1477-2. 
  2. ^ 李筱峰, 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类型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4-10-09.,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0/11/23
  3. ^ 《雷震案史料汇编》第331至332页,国史馆
  4. ^ 《联合评论周刊》119期,〈雷震与团结〉,1960年12月2日。

参考资料[编辑]

  • 小田三郎:〈《自由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与文学〉。
  • 沈超群,2007年4月,〈白色恐怖与新闻自由─政经氛围与党外杂志传承的系谱(1950-1980)〉,《史辙》,第3期,页141-180。
  • 傅正,1992,《自由中国》的时代意义,见澄社,台湾自由民主的曲折历程:纪念雷震案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349-269。台北:自立晚报。
  • 钱永祥,2001,自由主义与政治秩序:对《自由中国》经验的反省,见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页179-236。台北:联经。
  • 任育德,1999,雷震与台湾民主宪政的发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 薛化元,1998,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1949-1960):以《自由中国》的反对党问题为中心,见殷海光基金会编,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 薛化元,1999,战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一个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国》的国家定位为中心。当代 141:32-45。
  • 魏诚,1984,民国四十、五十年代台湾政论杂志的发展:自由中国半月刊内容演变与政治主张。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论文。
  • 林淇瀁(向阳),1999,〈台湾报业史〉初论 1 暗夜‧黑潮‧《美丽岛》:台湾“党外”报业政治传播路径的历史分析 [online]。np:向阳网联。[引用于2004年10月29日]。万维网网址:[1]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1950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台北县板桥市:稻香。
  • 杨碧川,1997,台湾历史词典。台北: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