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和尔
| 高和尔 Daniel Richard Francis Caldwell | |
|---|---|
| 总登记官兼抚华道 | |
| 任期 1856年11月15日—1862年 | |
| 前任 | 查理士·梅理 |
| 继任 | 丹拿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816年9月19日 英国圣赫勒拿 |
| 逝世 | 1875年10月2日（59岁） 英属香港 |
| 墓地 | 香港坟场 |
| 国籍 | 英国 |
| 配偶 | 陈亚如（1845年结婚） |
| 儿女 | 12名子女 |
高和尔[1]（英语：Daniel Richard Francis Caldwell；1816年9月19日—1875年10月2日），又名高三桂、高露云[2]，是英属香港的官员，曾在1856年至62年间出任总登记官兼抚华道，后因丑闻缠身而乌纱不保。
早年生平
[编辑]1816年9月13日，高和尔生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圣赫勒拿，父亲丹尼是当地一民兵军团的士兵、母亲则名玛丽。幼时，高和尔偕父前赴槟城和新加坡。1834年，高和尔已能指挥自己的商船，他之后在广州一鸦片贸易公司任职簿记。据历史学家文基贤所言，高氏是好色之徒，被指与多名华人女性发生性行为，其中文便是凭其与女子打交道而学到[3]。高氏语言造诣高超，熟谙多种汉语方言（包括广东话）、马来语、印度斯坦语、以及葡萄牙语[4]，因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方口译员[5]。
权倾朝野
[编辑]1842年，高和尔抵港定居，时香港开埠后不久，高氏为殖民政府与本地华人打交道。他先是在法庭出任传译员，到1846年获委任为警队助理警司，但翌年被宣布破产后，他辞去公职并逃往邻埠的葡属澳门，幸好之后再获港英政府任聘。高和尔透过他的线人网络，有效打击罪案和海盗势力，成为警探之首，带领皇家海军打败海盗。1855年8月4日，他参加了最后一场军事行动[a]，英军的响尾蛇号和美军的宝霞腾号摧毁了十艘海盗船，擒杀逾800名海盗[6]。
高和尔战后不满薪酬过低，愤而辞职。他购入的商船“幼鹰号”在中国南部沿岸地区进行贸易，又有护航队保护商船免受海盗袭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总督宝宁形容高和尔是“唯一一名曾与本地人民有过圆满交流的政府人员”，在1856年任命他为总登记官及抚华道（华民政务司的前身），处理涉及本地华人社区的事务。香港政府在1857年和1858年紧急立法，赋权高氏管辖华人商务和生活；又因新立的《性病条例》而令他的职权延伸至妓寨的发牌[3]。高和尔在华人社会中人脉关系广泛，在政府与华人作中间人，又分别协助皇家海军和政府打击海盗势力及追捕通缉犯，令其影响力日渐增加，权力雄厚，更在1857年4月捣破意图刺杀副总督坚氏和他本人的暗杀阴谋[7]。
丑闻曝光
[编辑]1857年初，香港发生裕成办馆毒面包案，华人被指透过早餐的面包毒害洋人；事件加剧了华洋间的猜忌。同年，美籍海盗伊拉·波斯在法庭控诉华人海盗黄墨洲陷害自己，又力指高和尔和黄墨洲互相勾结，而黄氏为高氏提供海盗情报。黄墨洲在同年7月16日被捕，涉嫌抢劫他人货品，高和尔为他辩护和四处张罗协助。翌年5月10日，库务司科库指责高和尔拥有一座（或几座）妓院，律政司晏士地亦趁机批评高氏是“妓院东主和海盗”，又贬称他的华人妻子是“那个妓女”。现在甚至连他本人的族裔也被质疑，数年前仍是拥有“蓝眼睛和真正英国人面容”的高和尔，转眼变成“混种”和“新加坡的半种姓”。宝宁形容丑闻在英格兰官员中也是罕见[3]。
署理辅政司必列者士与高和尔同为共济会会员，亦是友人。由于黄墨洲的数簿可能有确凿证据证明高和尔牵涉黄墨洲的海盗事业，是将高氏定罪的重要证物，因此他以节省办公室空间为由，下令烧毁数簿。为了帮高和尔洗白和平息事件，宝宁设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总量地官急庇利出任，也是共济会会员；立法局议员佐治·黎奥也是四名委员中的其中一人，而他本是高和尔朋友；委员会顾问尊·地续曾为黄墨洲辩护。由于委员会全是高氏的友人，因被质疑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未几，揭发必列者士保护高和尔的记者威廉·德伦被港英政府控告诽谤罪。而晏士地就被秋后算帐，他被革职后返回英国，在《泰晤士报》撰写三万字公开信，详列港府“恐怖统治”的贪腐败坏，惊动英国传媒和国会[3]。
调查委员会裁定高和尔毋须引咎请辞。尔后，高氏成为反海盗行动的领军人物，下令皇家海军战船打击海盗。1859年，宝宁卸下职务、离开香港，由夏乔士·罗便臣接替其职务。新港督就高和尔事件重启聆讯、设立另一调查委员会，由他本人做主席。高和尔辩称一切指控都是建基于阴谋论，是因为梅理、晏士地、以及部分传媒编辑妒忌他的功成名就，憎恨他保护华人。高氏反斥梅理与其情妇私营妓寨，而晏士地则是常客。他再写道“除了香港以外，全世界恐怕没有其他地方的丑闻和责难，能够如此层出不穷、捏造得如此轻而易举、流传得如此疾如雷电，以及，很遗憾地，出名得如此街知巷闻”。委员会最终裁定高氏妨碍司法公正，利用皇家海军作出具“邪恶意图”的行为，助长某“臭名远播”海盗的势力，并宣告他不宜履行公职[3][8]。
革职与晚年
[编辑]高和尔被政府革职后转职侦探，又为华人商家做中间人和倡导者，后来获新任港督麦当奴再次重用，为政府发赌牌提供意见，以及私下出任秘密警察的队长，比起正式警队侦破罪案和拘捕罪犯更有效[6]。
高和尔是共济会成员，在1845年的中式婚礼上与华人陈氏成婚[b]，乃当时罕有的华洋通婚。妻子后来受洗和改信基督教，成为伦敦传道会信众。1851年3月，夫妻二人在圣约翰座堂补办基督教婚礼[9]。二人育有十二子女，收养逾二十名华人孩子。1875年10月2日，高氏在香港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死后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共济会成员为他竖立一高耸华美的墓碑[3]。
丧夫的高夫人继承丈夫财产后，以半价三万五千港元出售荷李活道与鸭巴甸街交界的物业给伦敦传道会，后来改建为雅丽氏利济医院（附香港西医学院）及道济会堂，即孙中山早年求学及礼拜的地方[2]。
注释
[编辑]参考文献
[编辑]- ^ 中學歷史科常用英漢辭彙 (PDF). 香港教育局. 2017 [2020-12-2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9-10-19）.
- ^ 2.0 2.1 丁新豹. 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 (PDF). 香港当代文化中心. 2008-03 [2020-12-2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4-02）.
- ^ 3.0 3.1 3.2 3.3 3.4 3.5 Heaver, Stuart. Flagrant harbour: the sordid affair that cemented Hong Kong's reputation for vice and corruption. 南华早报. 2014-02-22 [2020-12-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2-24） （英语）.
- ^ 关诗珮. 翻譯與殖民管治 : 早期香港史上的雙面譯者高和爾 (1816-1875). 现代中文文学学报. 2011, 10 (2): 174-194 [2020-12-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09）.
- ^ 文, 基贤.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Routledge. 2013. ISBN 9781136838453 （英语）.
- ^ 6.0 6.1 Ward, Iain. Sui Geng: The Hong Kong Marine Police 1841–1950. 香港大学出版社. 1991: 15 （英语）.
- ^ Bickers, Robert; Henriot, Christian. 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1953. 曼彻斯特大学 Press. 2000: 18–9 （英语）.
- ^ 徐, 承恩. 城邦舊事: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 Red Publish. 2016. ISBN 9789888380381.
- ^ Smith, Carl T.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05: 199 （英语）.
外部链接
[编辑]| 政府职务 | ||
|---|---|---|
| 前任者： 查理士·梅理 |
总登记官兼抚华道 1856–1862 |
继任者： 丹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