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史丹利·謝雲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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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史丹利·謝雲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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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35年9月1日 英國利物浦 |
| 逝世 | 1882年8月13日（46歲） 英國喜士定 |
| 母校 | 倫敦大學學院 |
| 知名於 | 邊際效用理論 |
| 科學生涯 | |
| 研究領域 | 經濟學 邏輯學 |
| 機構 | 倫敦大學學院 1876-80 曼徹斯特大學 1863-1875 |
| 博士導師 | 奧古斯都·德·摩根 |
| 備註 | |
德·摩根並不是謝雲氏的正式導師（謝雲氏未獲過博士學位），但對謝雲氏的影響很深[1]。 | |
威廉·史丹利·謝雲氏（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年9月1日—1882年8月13日），生於利物浦，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他在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1871年）中提出了價值的邊際效用理論。謝雲氏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1871年）、瑞士的利昂·瓦爾拉斯（1874年）共同開創了經濟學思想的新時代。
1854年，正在學習自然科學的謝雲氏窮困潦倒地離開了倫敦，去悉尼作了一個分析員，在那裏他迷上了政治經濟學。1859年他回到了英格蘭，於1862年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數學理論通論》（A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概括出了價值的邊際效用理論。1863年發表了《黃金價值暴跌》（A Serious Fall in the Value of Gold）。謝雲氏以為，消費者從最後一單位產品得到的效用或者價值與他所擁有的產品數量有關，這個數量也許會有一個臨界值。
他在1865年的《煤炭問題》中提醒英國煤炭逐漸枯竭，受到了社會的讚譽。他最重要的邏輯學和科學方法論著作是1871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1874年的《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和1882年的《勞工問題介紹》（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
背景[編輯]
他的父親是托馬斯·謝雲氏，是一個對科學十分感興趣，擅長寫法律和經濟學文章的販鐵商人。他的母親是威廉·羅斯科的女兒瑪麗·安妮。謝雲氏15歲的時候，去倫敦大學學院學習，那時他就有信心成為一個有成就的思想家，這個信心在他以後的歲月里多次對他的前途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大學學院學習，他最喜歡的課程是化學和植物學，兩年後，也就是1853年，他無意中收到了澳大利亞一家新建薄荷糖廠的分析員聘書。他不太願意離開英格蘭，但是由於1847年他父親的企業倒閉了，薪金變得很重要，所以他接受了這份邀請。
1854年6月他離開了倫敦，在悉尼待了五年，1859年的秋天，他按照自己的安排，再次來到倫敦大學學院，繼續他的農學學士和文學學士學位的學習。從那時起，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倫理學上，但是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絲毫不受影響，終其一生，他總是定期寫一些科學方面的論文，而且他在物理學上的知識對他的邏輯學的著作《科學原理》的成功很有幫助。在他得到他得到文學學士學位不久，他收到了曼徹斯特的歐文學院（今為曼徹斯特大學）的助教聘書。
1866年，謝雲氏成為歐文學院的邏輯學、精神和倫理哲學、和科布登政治經濟學教授。次年他娶了Harriet Ann Taylor，她的父親是曼徹斯特衛報的建立者和經營者約翰·愛德華·泰勒。謝雲氏飽受疾病和失眠的困擾，發現教授如此寬泛領域內的課程實在很繁重。1876年他很高興地用歐文學院的教授職位換到了倫敦大學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職位。旅行和音樂成為他主要的消遣方式，但是他的身體依舊很差，還受到抑鬱症的困擾。他越發覺得教授的任務很厭煩，而且寫作讓他精疲力竭，於是於1880年他辭去了職務。
1882年8月13日，謝雲氏在喜士定城附近洗海水澡時溺水身亡。
謝雲氏一生以極大的熱情和勤奮投入他所選擇的領域，他的日記和信件表明生活簡樸，為人正直。謝雲氏著作很多，就在他死時，他還是英格蘭著名的邏輯學家和經濟學家。阿爾弗萊德·馬歇爾稱讚他對經濟學「除了李嘉圖，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具有建設性的推動作用」。他死之前所進行的經濟學著作絲毫不比他所承擔的其他領域的著作差。毫不誇張地說，他的英年早逝對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重大的損失。
效用理論[編輯]
謝雲氏很早就在他的學說中對經濟學和邏輯學展現他特有的開創性作用。效用理論是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通論》的基調，最早出現在1860年的一封書信中。而他的邏輯相似代入原理（logical principles of the substitution of similars）可以在他1861年的另一封信中發現，也就是「哲學存在於發現事物的相似性」。
上面提到的效用理論，指的是商品的效用的度量是商品數量的連續函數，也就是表達出經濟學也是一門數學科學的觀點，他的論文《政治經濟學數學理論通論》中有更加形式化的表達，這篇論文是1862年寫給英國（經濟學？）協會的，那時並不受人重視，就算四年後發表於社會統計學月刊仍是如此，直到1871年，謝雲氏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學說，這時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直到這部書的發表，謝雲氏才被那些早期的應用數學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的作家們所注意，特別是安托萬·奧古斯丁·庫爾諾和侯城曼·海因里希·戈森。相似的效用理論在1870年左右，由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瑞士的利昂·瓦爾拉斯獨立發展出來。由於戈森發現了交換價值和邊際效用的關係，所以應該算是戈森最先發現了邊際效用理論。但是這絲毫不減低謝雲氏在英國帶來新思想並廣為傳播的貢獻。基於對主流思想的回應，他有時候忽略一些條件，比如《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前言就說價值完全基於的是效用，這樣他的理論就被曲解了。但是為了引起大家的關注而誇大重點地方法是可以被原諒的。就在這以後，新古典主義革命開始了。
煤炭問題[編輯]
謝雲氏是處理經濟理論基本數據的理論家，但是他成名於對實際經濟問題的評論。因為《黃金價格暴跌》（1863年）和《煤炭問題》（1865年）兩篇文章，他被劃到了實用經濟學和統計學領域內的作家，就算他沒有寫出《政治經濟學理論》，他也算是19世紀的最著名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經濟學著作了足可稱道的有：1875年的《貨幣與交換機制》（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此書是用通俗語言寫成，不太像理論著作，充滿了原創性和啟發性；1878年的《政治經濟學初級讀本》和1882年的《勞工問題介紹》，這兩部著作是在他逝去後出版的，也就是《社會改革方法和貨幣金融研究》，這部書包含了他生前創作的論文。此書的最後一卷是謝雲氏對於太陽黑子和商業危機的關係研究。在他去世之前，謝雲氏在準備一部大部頭的經濟學論文，列出了一個提綱，而且完成了其中幾章或者部分內容。這些碎片發表於1905年，起名叫《經濟學原理：社會工業結構論文殘頁及其他論文》。
邏輯學[編輯]
謝雲氏在邏輯學上的成就和他在政治經濟學學不相上下（pan passu）。1864年他出版了一本小書，名字是《純邏輯，或數與量之間的邏輯》，其基礎是喬治·布爾的邏輯體系，但摒除了他認為錯誤的數學外衣。隨後幾年他致力於研究邏輯機器，而英國皇家學會在1870年才開始。正是這個研究，他知道給定邏輯前提，可以用機械模擬出來。1866年他發現了偉大且普遍的推理法則，並於1869年以《同類替代》（The Substitution of Similars）為題描述了這個學說，最簡單的格式是：「同類必有同質」（Whatever is true of a thing is true of its like.），他還有其他的各樣表達。
他在隨後發表的《邏輯學初級教程》很快成為英語世界裏最為流行的邏輯學基礎教科書。那時他還寫了很多邏輯學論文，1874年以《科學原理》為題發表，這部書裏他對早期的純邏輯和同類替代作了具體的表述，還發展了歸納是演繹的簡單反轉的觀點。另外，他還對概率的一般原理和概率與歸納之間的關係作了出色的改造。他在各種自然科學上的造詣此時發揮了巨大作用，使他可以利用圖形來處理抽象的邏輯學概念，從而獲得了成功。
謝雲氏的歸納準則是對威廉·惠威爾理論的迴歸，恰是此理論受到了穆勒的批評。當然謝雲氏用了新的表達，摒棄了受人批評的一些不必要的附屬條件。這份努力可以算是19世紀英國最可大書一筆的邏輯學貢獻之一。1880年，他出版了《演繹邏輯研究》，主要部分是他給學生使用的練習題。
1877年及隨後幾年，他努力在《同時代人回顧》中對穆勒作出一個補充說明，最終出版時只有一卷，是他對穆勒哲學的批判，還有一卷本的《純邏輯及小論文》，收集了他早期的邏輯學論文，都發表於他逝世後。這些批評不可不謂有所創見和說服力，但是不能和他其他的作品同日而語。
謝雲氏的長處在於開創性的思考，而不是批判；他將以一個勤勉的邏輯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聞名後世。
謝雲氏困局[編輯]
謝雲氏困局，意為謝雲氏效應帶來的發展困境。謝雲氏效應，也稱謝雲氏悖論。在外文文獻中稱Jevons paradox或Jevons effect[2]。技術進步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但結果是增加而不是減少這種資源的需求，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擴大。這就帶來了一種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和悖論。
在謝雲氏生活的時代，英國工業大量消耗煤炭使得大家憂心資源可能很快用光，有人認為可以通過技術降低煤的浪費、提高利用率來達到緩解，謝雲氏對此反對。於是，他論述道：「每一次蒸汽機的成功改進都進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費，煤炭利用的效率越高，越經濟，都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煤炭需求的增長」 。謝雲氏認為，技術進步始終伴隨着人類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行程，然而，這個過程中生態環境的質素顯然並沒有變好而是在不斷變差。這樣的現象也很多，比如，省油汽車的大量推廣實際上增加了總的行駛里程，反而耗油總量上升。再比如，發達國家如美國，減少原油使用，使得原油價格下跌，但這樣使得一些後發工業國大量購買，而他們的應用效率較低，最終因為原油而排放的溫室氣體會更多。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現代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所謂能源效率的反彈效應（rebound effect of energy efficiency）[3]。因為能源比如煤炭因為利用技術提高，導致煤炭價格下行，結果因為煤炭需求富有彈性，人們購入更多的煤，這樣抵消甚至超過了技術的作用。在P-Q需求曲線（斜率向下）圖像上體現為P下降一個單位，Q增加一個單位多。
閱讀資料[編輯]
《W.S 謝雲氏書信集》，1886年由他的妻子編著。本書包括一個謝雲氏的著作書目。
參見[編輯]
參照文獻[編輯]
- ^ R. D. Collison Black (1972). "Jevons, Bentham and De Morgan",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9, No. 154, pp. 119-134
- ^ Jevons, W. S. (1906).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 ^ A Greening, L., Greene, D. L., & Difiglio, C. (2000). Energy efficiency and consumption—the rebound effect—a survey. Energy policy, 28(6), 389-401.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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