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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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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新書》是由王利器校勘《文心雕龍》的著作,1951年7月由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出版。作為配套,在1952年10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文心雕龍通檢》(又名《文心雕龍新書通檢》),兩書都被編入《通檢叢刊》第十五卷中[1][2]。此書經修訂之後又更名為《文心雕龍校證》,正文連序錄、附錄一共23萬字,1980年出版。[3]

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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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器在四川大學就讀的時候向向宗魯學習,打下了校讎的基礎,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正是《風俗通義校注》。他在北京大學任教的時候,傅斯年安排了他教授「校勘學」課和《文心雕龍》課,其中「校勘學」講授了「古書舊式」與「校勘釋例」,《文心雕龍》則以「一篇一篇、一字一句」的形式來講解《文心雕龍》。[2]:187-188

《文心雕龍新書》在1946年時已經成初形,當時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前來約稿,北京大學於是將《文心雕龍新書》推薦給他們[2]:403。《文心雕龍校證》的初稿1950年起動筆,於1977年10月才定稿。[3]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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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乾隆六年(1741年)的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的養素堂原刻本作為校勘底本,分章斷句則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作者所用的校勘版本相當豐富,他引用了二十多種的版本,轉引版本有兩種。[1]

在「序錄」中,他說明了自己的校勘理論。他認為像是徐謂仁手校本、乃過錄梅注本,傅增湘手校本等,只是「校而不正,沒有發明」,因此沒有引用,認為「凡是無所發明的,我認為都沒有提及的必要」。接着他解釋了校勘的主務,認為「不僅是求異同,而是要定是非」,認為「校勘」的最高境界是「要使書本受到我們的益處」,「恢復古書面目」。因此,他認為像《文心雕龍》這樣版本數量非常多的書籍也好,也應該盡可能在有把握的情況下,直接修改底本的錯誤。同時,在面對注本抄錄時,出現了不少訛奪衍誤的情況,他認為盡可能「以梅還梅、以黃還黃、以甲還甲、以乙還乙」,還原各學者的看法。之後,他又在「序錄」中說明了四種的傳統校勘校勘方法,並說明當中的九類修改誤例。[2]:189-191

比較《新書》和《校證》,《校證》中增加了校文44條,刪除了《時序》中的校文一條,變化的校文達721條。在《校証》中,王利器一共校出了303字,相比起明代的各種校勘更為精細。此外,他大量使用了唐寫本以作分析也是當中的特色,在《校證》中依唐寫本出校的一共有475條;依唐寫本校改訛誤的有106條;唐寫本證明他本修改正確的一共有53條;校正唐寫本錯誤的一共有17條。[2]:191-200

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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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在出版之後,得到了學界不同的評價。台灣宏業書局明文書局龍門書局等多家出版社盜印了此書,事實上擴大了此書的影響。[2]:371

陳允峰認為,作者盡可能以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解決了《文心雕龍》出現的形誤、文字形訛、顛倒等的問題。而在校勘方面廣羅眾說,但是卻沒有直接支持某一種學說,只是如實反映異文存在。但是書中的有些校勘的而且確只是一家之說,未能成為文心雕龍學界一致的定本。他又認為,最大的不足是書中沒有對於《文心雕龍》作進一步的義理解釋,引致對於某些學術成果理解是錯誤的。例如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有他自己作的《隱秀》篇補文,王利器認為黃侃這是為了否定《隱秀》篇的真實性,但是事實上是誤解了黃侃的原意。[1]

李平認為,王利器盡可能還原了《文心雕龍》的原狀,但是在百密一疏的情況下,錯誤依然存在,但是在校勘困難的情況下,他依然迎難而上。整體而言,王利器使《文心雕龍》有比較可靠的讀本,對《文心雕龍》文本的普及有重大的意義。[2]:191-197張文勛認為,他校正了不少錯字,有助今人正確理解原意,功不可沒。[3]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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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1.2 張少康; 汪春泓; 陳允鋒; 陶禮天. 文心雕龍研究史.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129-134 [2022-04-28]. ISBN 7-301-04982-X. OCLC 4892929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31).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李平. 《文心雕龍》研究史論. 合肥: 黃山書社. 2009: 187-200. ISBN 978-7-5461-0840-7. OCLC 640028826. 
  3. ^ 3.0 3.1 3.2 張文勛. 張文勛文集 第三卷 第四輯《文心雕龍》研究史. 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0: 631 [2022-04-29]. ISBN 97878106820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