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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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柳方近照

秦柳方(1906年1月7日—2007年2月2日),原名運章以字行江蘇無錫胡埭張舍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學家,中國共產黨黨員。[1][2]

生平[編輯]

早年生涯[編輯]

秦柳方生於江蘇無錫胡埭張舍的一個教師家庭。[2]1927年,經由無錫當地農運領袖安友石以及杭果人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農民運動。[3][4]後來脫黨。[5]1929年春,秦柳方考入新成立的江蘇省立民眾教育院,1930年1月畢業。從1929年起,秦柳方歷任該院附設的黃巷民眾教育實驗區、麗新路工人教育實驗區的幹事兼指導員,並且指導院部學生進行實習。1932年10月,經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推薦,秦柳方到津浦鐵路浦鎮主持鐵路職工教育實驗區。[1]1929年,秦柳方應邀參加了經濟學家陳翰笙王寅生主持的無錫農民農村經濟調查團。1933年,秦柳方等人共同發起創辦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秦柳方任理事,該會出版《中國農村》雜誌。[2]

1935年10月,秦柳方來到江西,歷任農村服務區巡迴指導員、豐城第三服務區幹事。[1]1935年,秦柳方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工作。[2]1936年8月,秦柳方回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擔任教員兼指導員,指導學生實習並審閱學生畢業論文,還任該院電影電播專修科導師。抗日戰爭期間,1937年冬,秦柳方偕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部分師生自無錫啟程赴大後方,經武漢長沙,於1937年底抵達桂林。1938年,秦柳方繼續在遷至桂林的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職。[1]

抗日戰爭時期,秦柳方曾任私立西南商專、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廣西省政府財政廳秘書,廣西銀行總行經濟研究室主任,《廣西日報》主筆,《中國工業》月刊編委,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專員等職務。[4]

從救國會到人民共和國[編輯]

1945年1月,秦柳方參加中國人民救國會,任中央執行委員、特種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秦柳方在上海擔任《文匯報》社論委員兼經濟版主編,《經濟周報》編委。[2]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上海後,秦柳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中紡公司代表室顧問,華東區花紗布公司經理,華東貿易部計劃處、物價處長。[2][5]其間,1949年9月21日,秦柳方作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候補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1]隨後,他在天安門上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2]

1953年5月,秦柳方調往北京任職。[1]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商業部工業商品局副局長和支部書記,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辦公室商業組副組長和支部委員,國務院第八辦公室商業組、宣傳組組長和支部委員。[2]他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期間,研究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及政策。[1]在國務院第八辦公室任職期間,他還曾揭發批判許滌新[5]

1957年,秦柳方給其前任李維漢的秘書鄭新如大字報,將鄭新如當作階級敵人,秦柳方由此成為反右運動中的左派。[5]

經濟學所的工作[編輯]

1957年7月,秦柳方參加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工作,任該研究所黨的領導小組成員,並且是政治經濟學組和《經濟研究》雜誌編輯部負責人之一。1958年,秦柳方任國務院科委經濟學小組秘書。1960年1月起,秦柳方擔任《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並且參加政治經濟學組物價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1]

1950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理論界討論商品生產及價值規律,雲南省一位化名「LX」的人投稿《經濟研究》,主張商品經濟,秦柳方乃致信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此人從而受到批判;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有人投稿《經濟研究》,主張商品經濟,秦柳方也致信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此人也遭到整肅。[5]

孫冶方出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後,秦柳方經常將孫冶方的言論匯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也日益不信任孫冶方。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反對翻案風、單幹風、悲觀風,經濟研究所過去受批判者提出申訴,秦柳方稱該所內部有「三風」,其中翻案風非常嚴重,孫冶方馮秉珊項啟源何建章等人不同意秦柳方的意見,秦柳方便向中共中央宣傳部打小報告。張聞天有關集市貿易的意見及其在經濟研究所內的討論,也被秦柳方打小報告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告發。因此,在1964年經濟研究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派了70餘人的工作組搞出了「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張聞天孫冶方由此被打倒,秦柳方成為該所唯一一位大左派。陸定一據此曾提議讓秦柳方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但于光遠林澗清說「秦柳方的市儈作風太嚴重」,此議方才罷休。[5]

文化大革命前夕,錢俊瑞在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黨組書記任上犯了錯誤,被貶至安徽省擔任安慶地委副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錢俊瑞在當地遭到批鬥,逃到北京,曾經躲藏在秦柳方家。[5]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孫冶方獲得平反,回到經濟研究所。此後,秦柳方自覺顏面無光,乃找到錢俊瑞,要求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5]

1979年,秦柳方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科研處處長,《世界經濟調研》常務副主編兼《世界經濟導報》副主編。[2]

秦柳方小報告事件[編輯]

1986年2月22日,秦柳方向胡喬木寄了一份15頁約五千字的小報告《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該小報告以經濟理論問題為主,分為四個問題揭發和批判了經濟理論方面的所謂「自由化」現象。此外,秦柳方還將該小報告送給鄧力群胡繩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同年3月1日,胡喬木致信中央領導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朱厚澤,隨信送上秦柳方的小報告。[5]

收到胡喬木的信及秦柳方的小報告後,趙紫陽於1986年3月3日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提倡大膽探索。」3月5日,胡耀邦在胡喬木的信上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的批語轉告喬木同志一下。」趙紫陽的批示對企圖借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的小報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胡喬木鄧力群等人是當頭一棒。[5]

由於秦柳方的小報告點名批判《經濟研究》搞自由化,《經濟研究》的常務副主編唐宗昆乃在《經濟研究》1986年第5期發表署名文章《經濟理論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支持理論探索與創新,不點名批評了秦柳方的錯誤態度。[5]

在趙紫陽批示以後,和《經濟研究》唐宗昆發表文章批評秦柳方同時,鄧力群在一些會議上聲援秦柳方。唐宗昆的文章發表後三個月,中共中央高層對該文有了反應。1986年8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學術動態匯報會」,會議由副院長劉國光主持,院長胡繩及其他副院長出席,參加者有「經濟片」各研究所的所長或者分管科研的副所長。劉國光在會上批評唐宗昆的文章,胡繩表示「同意國光意見」。有人說,劉國光的講話傳達的乃是胡喬木的意思。[5]

1989年六四之後,趙紫陽被撤職並遭軟禁。隨後,1989年8月27日,秦柳方寫了《趙紫陽早就支持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文,揭發批判趙紫陽當年針對秦柳方小報告的批示,還將唐宗昆與趙紫陽聯繫在一起批判。六四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經濟研究所均進行清查和整黨。鄧力群將秦柳方事件視為經濟研究所清查中最重要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何建章姜漢章雷震閶組成的清查整黨小組進駐經濟研究所,在鄧力群、王忍之的授意及支持之下,以整黨為名,對該所實行奪權。清查組給經濟研究所所長趙人偉羅織了五大罪狀,其中第一條便是壓制和打擊秦柳方。清查組將秦柳方1986年2月22日的小報告印發給經濟研究所全體人員,小報告中的第7條並未刪去。清查及批判的主要是:(一)唐宗昆寫文章批判秦柳方;(二)趙人偉在雙百方針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發言,不點名批評秦柳方阻礙貫徹雙百方針。[5]

1990年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報》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學者近幾年在經濟理論和政策上的某些見解」為題向中央報告,肯定並支持了秦柳方的意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的清查及整黨過程中,秦柳方的小報告也是重要問題。胡繩在院部大會上檢查,稱秦柳方揭發了自由化,並向秦柳方致敬。1990年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聽取了經濟研究所正副所長的匯報,吳介民楊克在場,楊克稱「唐宗昆的文章惡毒之極」。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會議上,經濟研究所的何建章和副所長於祖堯仍在繼續批判經濟研究所的自由化。[5]

晚年生涯[編輯]

秦柳方離休後,擔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理事,外國財政研究所顧問,中國國際金融學會理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副理事長,中國供銷合作經濟學會理事等職務。[2]

1994年8月,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匯集秦柳方經濟學方面文章的《秦柳方選集》。1995年9月,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了匯集秦柳方回憶文章的《雲海滴翠——秦柳方選集之二》。[1]

2007年2月2日,秦柳方在北京病逝,享年102歲。[2]

參考文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