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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線和躲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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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彗星」和「謝爾本」逃亡路線使用的、幫助盟軍飛行員逃出歐洲德國佔領區的路線圖

逃亡線和躲藏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戰區同盟國情報特工、反抗軍或志願者建立的一條逃生通道,幫助人們逃離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歐洲國家。他們協助歐洲軸心國佔領區,例如荷蘭比利時法國北部上空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逃避德軍的追捕,並護送其逃往中立國西班牙瑞典,從那裏他們可以返回英國。這些人有時會區分成「逃亡者」(被德國人俘虜並逃脫的士兵和飛行員)和「躲藏者」(在敵方領地上試圖逃避被俘的士兵和飛行員)。大多數接受逃亡線幫助的人都是前者。

一些逃亡路線,例如「謝爾本線」或「勃艮第線」,是盟軍專門為了協助困陷在德國佔領區的士兵和飛行員而設立的。其他的例如「派特·奧萊利線」英語Pat O'Leary Line,則是盟軍軍事人員和佔領區當地居民共同努力建構的產物。還有一些逃亡線是由平民創建和營運,例如「彗星路線」英語Comet Line、「荷蘭-巴黎線」、「EVA服務線」或「施密特-范德海登線」等等,是當地基層人士幫助人們逃離納粹的努力成果。他們不僅限於幫助軍事人員,還幫助背叛德國的間諜、抵抗者、逃避強迫勞動的人,或是想要加入倫敦流亡政府(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平民或猶太人[1][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大約7,000名飛行員和士兵(其中大部分是英國人和美國人)在西歐得到幫助躲過德國的追捕,並成功返回英國。[3]許多逃亡路線的全部或部份是由英國的軍情九處英語MI9(MI9)和其他盟軍組織資助。「參與建立或營運逃亡路線網絡可以說是被佔領的歐洲最危險的抵抗運動工作形式.....而其中最危險的工作主要由年輕女性完成,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只有十幾歲,她們護送軍人穿越數百英里的敵方領土,直到抵達西班牙。」[4]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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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逃亡線和躲藏線是勞力密集的工作。通常狀況下,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在被志願者網絡發現後,志願者會提供其提供食物、衣服、發放偽造身份證件,並藏在閣樓、地窖或人們的家中。隨後,飛行員在嚮導(也是志願者)的陪同下前往中立國。最常見的陸線是經比利時法國北部前往西班牙。穿越被佔領的法國時主要是乘坐火車,然後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徒步穿越庇里牛斯山脈進入西班牙(通常需要付費)。抵達西班牙後,飛行員在英國外交官的協助下前往直布羅陀,然後搭機返回英國。[5]另一條路線是從布列塔尼半島海岸搭乘小船,然後偷渡前往英格蘭。

戰爭後期,特別是1944年6月6日的諾曼第登陸之後,大多數的逃亡或躲藏路線轉向將飛行員安置在原地或森林的秘密營地中,以等待盟軍的到來,而不是幫助飛行員穿越被佔領的歐洲。由英國軍情九處策劃的馬拉松行動英語Operation Marathon (World War II)就建設並利用了森林營地。[6]

戰爭期間,約有2,000名盟軍士兵(其中大部份是英國人)以及在西歐被擊落或迫降的2,000名英國和3,000名美國飛行員,成功躲避了德國的逮捕或逃離德國戰俘營的監禁。[7]前者大半是在1940年6月敦克爾克大撤退後被英軍留在法國(落單脫隊或是因為受傷無法行動等因素而被留下),後者則是1942年至1944 年,隨着歐洲上空空戰的加劇在戰鬥中被德軍擊落而落難。這些困陷敵境的盟軍士兵或是被擊落的飛行員,都得到了許多不同的逃生路線的庇護或護送,其中一些是大型而且有組織的,另外有一些則是非正式的和短暫的。英國皇家空軍逃生協會英語Royal Air Forces Escaping Society估計,戰爭期間有14,000名志願者在許多逃亡和躲藏路線上工作。還有許多人偶爾提供幫助,在戰爭期間一次或多次幫助被擊落的飛行員的總人數可能有多達10萬人。半數的志願者是女性,而且是年輕女性甚至是未滿20歲的青少年。幾條最重要的逃亡路線都是由女性主導的。[8][9]

逃亡路線助手的工作非常危險,由於大量援助者分散在大片地區,德國人相對容易滲透到逃亡路線。除了國防軍軍情局秘密野戰警察(GFP,德國國防軍便衣憲兵)之外,帝國安全總局(SD)的安全警察蓋世太保也是千方百計進行滲透,然後伺機發動大規模的逮捕。數千名幫助者被捕,並有至少500多人死於集中營或被處決。[10]由於德國人的逮捕,逃亡路線領導人的損失比起其他敵後抵抗運動要高得多。1943年3月,只有一位61歲的婦女瑪麗-路易絲·迪薩德英語Marie-Louise Dissard仍然可以自由地重新開設派特·奧萊利線英語Pat O'Leary Line[11]1944年3月,規模最大、最著名的彗星路線上,十幾名領導人中只剩3人還活着而且沒有被捕入獄。[12]

最初,逃亡或躲藏路線的建立及營運資金由被佔領國家的個人自籌。隨後,兩個英國秘密組織-主要是軍情九處以及特別行動執行處(SOE)的D部門(解碼)和F部門(駐法情報網)資助了大型逃亡路線,而美國戰爭部的秘密組織MIS-X英語MIS-X則幫助戰俘(POW)從德國戰俘營逃脫(例如提供夾藏在撲克牌或隱藏在桌上遊戲地產大亨裏的逃亡與躲藏用地圖英語Escape and evasion map)。[13]

參與逃亡和躲藏路線工作的成員通常手無寸鐵,也不參與對德國佔領的暴力抵抗。例如彗星路線的座右銘是「Pugna Quin Percutias」,亦即「不使用武器的戰鬥」。為了維持嚴密的安全性,逃亡或躲藏路線工作人員通常都避免與武裝抵抗組織接觸。[14]

逃亡者與躲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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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比利時、荷蘭和丹麥都有組織逃亡和躲藏路線。在西歐被擊落或迫降後逃避逮捕的飛行員人數僅佔陣亡或被俘人數的一小部份。例如,大約有22,000名英國和美國飛行員在法國被擊落時陣亡或被俘,但根據記錄,只有3,000人逃脫了德國人的逮捕。[15]此外,由於西班牙邊境靠近法國以及通往英國的海上航道較短,在法國逃避逮捕的飛行員比例高於其他國家。而在德國,幾乎所有在當地被擊落的飛行員,最後下場都是被殺或被俘,只有相當少數的一些人成功從戰俘營逃脫,並透過逃亡線幫助避免再次被俘虜。[16]在東歐地區,也有一些鮮為人知的逃亡路線在營運,主要是幫助波蘭或捷克士兵經由波羅的海意大利到達盟軍戰線,或是幫助猶太人經由巴爾幹半島逃離歐洲。[17]

逃亡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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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面列出的逃亡路線外,還有許多都是短暫的、家族經營的路線,沒有被歷史所關注。其中一個受到一些關注的小線路是亞眠附近的巴爾菲線(Balfe Line),該路線由一對夫妻和他們的2個十幾歲的兒子一起經營。他們在墓地員工的配合下,將逃亡的飛行員藏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公墓的墓地看守人小屋裏。除此之外還存在許多其他類似性質的小型逃亡路線。[18]

「在二次大戰期間,歐洲被佔領國家的公民若沒有身份證和旅行通行證就不能自由行動,納粹的巡邏隊可以在沒有任何警告和理由的情況下停下來搜查公民。對旅行的控制和頻繁的巡邏,使得將盟軍的逃亡者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變得極其危險,因為他們隨時有可能被捕。如果被捕,逃亡者會遭到審訊,有時還會受到酷刑虐待,然後被送往戰俘營。然而,嚮導/幫助者幾乎無一例外,在審訊時都會遭受到酷刑,然後被送往集中營監禁或被秘密處決,她或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面臨巨大的危險。」
彗星路線線上紀念館專文序文,(美國)空軍逃生協會[19]
「我的名字叫安德莉.....但我希望您用我的代號「蒂蒂」(Dédée)來稱呼我,意思是「小媽媽」。從此我就是你們的小媽媽,而你們就是我的小孩子。讓我的孩子們去西班牙並獲得自由將是我的工作。」
致被擊落的飛行員,彗星路線領導人安德莉·德容英語Andrée de Jongh,24 歲。[20]
「我們的性命將繫於那些女學生。」
一名被擊落的飛行員,其所稱的「女學生」是指安德莉·德容[21]
「如果逃亡者發現自己接觸到逃亡線,他必須服從逃亡線上的每一道命令,就像他服從之前的指揮官的命令一樣迅速、正式。」
M.R.D.富特英語M.R.D. Foot,英國SOE情報官[22]

相關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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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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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Koreman, Megan (2018), The Escape Line: How the Ordinary Heroes of Dutch-Paris Resisted the Nazi Occupation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 Gildea, Robert and Ismee Tames, eds. (2020), Fighters Across Frontiers: Transnational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6-194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90-108
  3. ^ Foot, M.R.D. and Langley, J.M. (1979), MI9 Escape and Evasion, 1939-194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ppendix I
  4. ^ Olson, Lynn (2017), Last Hope Isl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289.
  5. ^ Ottis, Sherri Greene (2001), Silent Heroes: Downed Airmen and the French Underground,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p. 53-69
  6. ^ Ottis, p. 145
  7. ^ Foot and Langley, Appendix I.
  8. ^ Rossiter, Margaret L. (1986), Women in the Resistance, New York: Praeger, pp 23-24
  9. ^ Nichol, John and Rennell, Tony (2007), Home Run: Escape from Nazi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p. 470
  10. ^ Neave, Airey, The Escape Roo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xiii, 1970 
  11. ^ Ottis, p. 117
  12. ^ Eisner, Peter (2004), The Freedom Lin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p. 259
  13. ^ "MIS-X,"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1]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5 Feb 2020
  14. ^ "207 Squadron Royal Air Force," http://www.207squadron.rafinfo.org.uk/wesseling/koekelberg_207_060505.htm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19 Oct 2019
  15. ^ "France-Crashes" [2]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accessed 3 Feb 2010
  16. ^ Ottis, pp. 26-27
  17. ^ Gildea, pp 92-92
  18. ^ Foot, M. R. D.; Langley, J. M. MI9 Escape and Evasion 1939-194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205. ISBN 0316288403. 
  19. ^ "Memorial to Comete Line," [3]. accessed 5 Feb 2020
  20. ^ "Martin, Douglas (18 Oct 2007), "Andrée de Jongh, 90, Legend of Belgian Resistance,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21. ^ "Martin, The New York Times.
  22. ^ Foot and Langley, p. 49
  23. ^ 存档副本 (PDF). [2024-03-04].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8-04). 
  24. ^ Coll, Josep (1978), Josep Rovira, una vida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l Socialisme, Editorial Ari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