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线和躲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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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彗星”和“谢尔本”逃亡路线使用的、帮助盟军飞行员逃出欧洲德国占领区的路线图

逃亡线和躲藏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战区的同盟国情报特工、反抗军或志愿者建立的一条逃生通道，帮助人们逃离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他们协助欧洲轴心国占领区，例如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上空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逃避德军的追捕，并护送其逃往中立国的西班牙或瑞典，从那里他们可以返回英国。这些人有时会区分成“逃亡者”（被德国人俘虏并逃脱的士兵和飞行员）和“躲藏者”（在敌方领地上试图逃避被俘的士兵和飞行员）。大多数接受逃亡线帮助的人都是前者。

一些逃亡路线，例如“谢尔本线”或“勃艮第线”，是盟军专门为了协助困陷在德国占领区的士兵和飞行员而设立的。其他的例如“派特·奥莱利线”（英语：Pat O'Leary Line），则是盟军军事人员和占领区当地居民共同努力建构的产物。还有一些逃亡线是由平民创建和营运，例如“彗星路线”（英语：Comet Line）、“荷兰-巴黎线”、“EVA服务线”或“施密特-范德海登线”等等，是当地基层人士帮助人们逃离纳粹的努力成果。他们不仅限于帮助军事人员，还帮助背叛德国的间谍、抵抗者、逃避强迫劳动的人，或是想要加入伦敦流亡政府（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平民或犹太人。[1][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约7,000名飞行员和士兵（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西欧得到帮助躲过德国的追捕，并成功返回英国。[3]许多逃亡路线的全部或部分是由英国的军情九处（英语：MI9）（MI9）和其他盟军组织资助。“参与建立或营运逃亡路线网络可以说是被占领的欧洲最危险的抵抗运动工作形式.....而其中最危险的工作主要由年轻女性完成，当中有许多人甚至还只有十几岁，她们护送军人穿越数百英里的敌方领土，直到抵达西班牙。”[4]

概述[编辑]

维护逃亡线和躲藏线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通常状况下，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在被志愿者网络发现后，志愿者会提供其提供食物、衣服、发放伪造身份证件，并藏在阁楼、地窖或人们的家中。随后，飞行员在向导（也是志愿者）的陪同下前往中立国。最常见的陆线是经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前往西班牙。穿越被占领的法国时主要是乘坐火车，然后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通常需要付费）。抵达西班牙后，飞行员在英国外交官的协助下前往直布罗陀，然后搭机返回英国。[5]另一条路线是从布列塔尼半岛海岸搭乘小船，然后偷渡前往英格兰。

战争后期，特别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之后，大多数的逃亡或躲藏路线转向将飞行员安置在原地或森林的秘密营地中，以等待盟军的到来，而不是帮助飞行员穿越被占领的欧洲。由英国军情九处策划的马拉松行动（英语：Operation Marathon (World War II)）就建设并利用了森林营地。[6]

战争期间，约有2,000名盟军士兵（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以及在西欧被击落或迫降的2,000名英国和3,000名美国飞行员，成功躲避了德国的逮捕或逃离德国战俘营的监禁。[7]前者大半是在1940年6月敦克尔克大撤退后被英军留在法国（落单脱队或是因为受伤无法行动等因素而被留下），后者则是1942年至1944 年，随着欧洲上空空战的加剧在战斗中被德军击落而落难。这些困陷敌境的盟军士兵或是被击落的飞行员，都得到了许多不同的逃生路线的庇护或护送，其中一些是大型而且有组织的，另外有一些则是非正式的和短暂的。英国皇家空军逃生协会（英语：Royal Air Forces Escaping Society）估计，战争期间有14,000名志愿者在许多逃亡和躲藏路线上工作。还有许多人偶尔提供帮助，在战争期间一次或多次帮助被击落的飞行员的总人数可能有多达10万人。半数的志愿者是女性，而且是年轻女性甚至是未满20岁的青少年。几条最重要的逃亡路线都是由女性主导的。[8][9]

逃亡路线助手的工作非常危险，由于大量援助者分散在大片地区，德国人相对容易渗透到逃亡路线。除了国防军军情局的秘密野战警察（GFP，德国国防军便衣宪兵）之外，帝国安全总局（SD）的安全警察或盖世太保也是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然后伺机发动大规模的逮捕。数千名帮助者被捕，并有至少500多人死于集中营或被处决。[10]由于德国人的逮捕，逃亡路线领导人的损失比起其他敌后抵抗运动要高得多。1943年3月，只有一位61岁的妇女玛丽-路易丝·迪萨德（英语：Marie-Louise Dissard）仍然可以自由地重新开设派特·奥莱利线（英语：Pat O'Leary Line）。[11]1944年3月，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彗星路线上，十几名领导人中只剩3人还活着而且没有被捕入狱。[12]

最初，逃亡或躲藏路线的建立及营运资金由被占领国家的个人自筹。随后，两个英国秘密组织－主要是军情九处以及特别行动执行处（SOE）的D部门（解码）和F部门（驻法情报网）资助了大型逃亡路线，而美国战争部的秘密组织MIS-X（英语：MIS-X）则帮助战俘（POW）从德国战俘营逃脱（例如提供夹藏在扑克牌或隐藏在桌上游戏地产大亨里的逃亡与躲藏用地图（英语：Escape and evasion map））。[13]

参与逃亡和躲藏路线工作的成员通常手无寸铁，也不参与对德国占领的暴力抵抗。例如彗星路线的座右铭是“Pugna Quin Percutias”，亦即“不使用武器的战斗”。为了维持严密的安全性，逃亡或躲藏路线工作人员通常都避免与武装抵抗组织接触。[14]

逃亡者与躲藏者[编辑]

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都有组织逃亡和躲藏路线。在西欧被击落或迫降后逃避逮捕的飞行员人数仅占阵亡或被俘人数的一小部分。例如，大约有22,000名英国和美国飞行员在法国被击落时阵亡或被俘，但根据记录，只有3,000人逃脱了德国人的逮捕。[15]此外，由于西班牙边境靠近法国以及通往英国的海上航道较短，在法国逃避逮捕的飞行员比例高于其他国家。而在德国，几乎所有在当地被击落的飞行员，最后下场都是被杀或被俘，只有相当少数的一些人成功从战俘营逃脱，并透过逃亡线帮助避免再次被俘虏。[16]在东欧地区，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逃亡路线在营运，主要是帮助波兰或捷克士兵经由波罗的海或意大利到达盟军战线，或是帮助犹太人经由巴尔干半岛逃离欧洲。[17]

逃亡路线[编辑]

除了下面列出的逃亡路线外，还有许多都是短暂的、家族经营的路线，没有被历史所关注。其中一个受到一些关注的小线路是亚眠附近的巴尔菲线（Balfe Line），该路线由一对夫妻和他们的2个十几岁的儿子一起经营。他们在墓地员工的配合下，将逃亡的飞行员藏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墓的墓地看守人小屋里。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类似性质的小型逃亡路线。[18]

“在二次大战期间，欧洲被占领国家的公民若没有身份证和旅行通行证就不能自由行动，纳粹的巡逻队可以在没有任何警告和理由的情况下停下来搜查公民。对旅行的控制和频繁的巡逻，使得将盟军的逃亡者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变得极其危险，因为他们随时有可能被捕。如果被捕，逃亡者会遭到审讯，有时还会受到酷刑虐待，然后被送往战俘营。然而，向导/帮助者几乎无一例外，在审讯时都会遭受到酷刑，然后被送往集中营监禁或被秘密处决，她或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面临巨大的危险。”
彗星路线线上纪念馆专文序文，（美国）空军逃生协会[19]
“我的名字叫安德莉.....但我希望您用我的代号“蒂蒂”（Dédée）来称呼我，意思是“小妈妈”。从此我就是你们的小妈妈，而你们就是我的小孩子。让我的孩子们去西班牙并获得自由将是我的工作。”
致被击落的飞行员，彗星路线领导人安德莉·德容（英语：Andrée de Jongh），24 岁。[20]
“我们的性命将系于那些女学生。”
一名被击落的飞行员，其所称的“女学生”是指安德莉·德容[21]
“如果逃亡者发现自己接触到逃亡线，他必须服从逃亡线上的每一道命令，就像他服从之前的指挥官的命令一样迅速、正式。”
M.R.D.富特（英语：M.R.D. Foot），英国SOE情报官[22]

相关著名人物[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Koreman, Megan (2018), The Escape Line: How the Ordinary Heroes of Dutch-Paris Resisted the Nazi Occupation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 Gildea, Robert and Ismee Tames, eds. (2020), Fighters Across Frontiers: Transnational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6-194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90-108
  3. ^ Foot, M.R.D. and Langley, J.M. (1979), MI9 Escape and Evasion, 1939-194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ppendix I
  4. ^ Olson, Lynn (2017), Last Hope Island,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289.
  5. ^ Ottis, Sherri Greene (2001), Silent Heroes: Downed Airmen and the French Underground,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p. 53-69
  6. ^ Ottis, p. 145
  7. ^ Foot and Langley, Appendix I.
  8. ^ Rossiter, Margaret L. (1986), Women in the Resistance, New York: Praeger, pp 23-24
  9. ^ Nichol, John and Rennell, Tony (2007), Home Run: Escape from Nazi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p. 470
  10. ^ Neave, Airey, The Escape Room,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xiii, 1970 
  11. ^ Ottis, p. 117
  12. ^ Eisner, Peter (2004), The Freedom Lin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p. 259
  13. ^ "MIS-X," National Museum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5 Feb 2020
  14. ^ "207 Squadron Royal Air Force," http://www.207squadron.rafinfo.org.uk/wesseling/koekelberg_207_060505.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19 Oct 2019
  15. ^ "France-Crashes" [2]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3 Feb 2010
  16. ^ Ottis, pp. 26-27
  17. ^ Gildea, pp 92-92
  18. ^ Foot, M. R. D.; Langley, J. M. MI9 Escape and Evasion 1939-194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205. ISBN 0316288403. 
  19. ^ "Memorial to Comete Line," [3]. accessed 5 Feb 2020
  20. ^ "Martin, Douglas (18 Oct 2007), "Andrée de Jongh, 90, Legend of Belgian Resistance, Dies," The New York Times.
  21. ^ "Martin, The New York Times.
  22. ^ Foot and Langley, p. 49
  23. ^ 存档副本 (PDF). [2024-03-04].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3-08-04）. 
  24. ^ Coll, Josep (1978), Josep Rovira, una vida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l Socialisme, Editorial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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