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性別選擇性墮胎
性別選擇性墮胎是通過預測性別的方法對特定性別的胎兒進行流產的行為,這種做法在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開始在韓國流行起來。在韓國,由於傳統文化偏好生育男孩,因此對女性胎兒進行墮胎很普遍,從而導致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韓國流產的女性胎兒數量遠高於男性胎兒。[1]從歷史上看,韓國的許多價值觀和傳統都基於儒家思想,而這種思想也規定了父權制,[2]從而導致韓國社會重男輕女的思想相當嚴重。此外,儘管有墮胎禁令的約束,但民眾對男孩的偏好和性別選擇技術的可用性的結合,導致性別選擇性墮胎和男孩出生的數量大幅增加。[2]因此,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韓國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2]然而,近年來,隨着國家家庭政策的變化和社會的現代化,韓國民眾對性別偏好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從而使性別比例逐步正常化,性別選擇性墮胎的數量也有所減少。[2]此外,在整個20世紀,韓國婦女在性別平等浪潮中受益匪淺,地位迅速上升。[1]然而,由於墮胎禁令和人們對性別選擇性墮胎這一行為的爭議,因此學術界沒有關於性別選擇性墮胎數量的明確數據。因此,學者們一直在不斷地分析和構建性別選擇、墮胎政策、性別歧視和其他文化因素之間的聯繫。
性別選擇性墮胎的原因
[編輯]文化偏好
[編輯]李氏朝鮮中期,儒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韓國的傳統和價值觀。儒家強調尊長敬老,秉持父親為一家之主、擔負照顧家庭責任的傳統觀念。因此,從這一時期開始,父權制開始成為韓國家庭的傳統。在韓國,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大意為女性在一生中要服從三個男人:她的父親、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子。這導致女性經常受到家庭成員和姻親的壓力,必須要生下兒子,這些兒子將在未來照顧家庭並延續家族的血脈,而女兒通常最終會嫁入其他家庭,沒有機會照顧自己的父母。此外,妻子只有生下兒子,才能被視為丈夫家庭的一員。從歷史上看,當國王的正妻沒有生男孩時,國王會多收一些妃子,以增加生男孩的機會。因此,韓國的女性被長期邊緣化,生育男孩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從而使得性別歧視和男孩偏好長期存在,最終導致1980年代中期韓國選擇性墮胎的增加。[2]
在儒家思想退出國家官方思想領域多年後,這種文化偏好依然繼續影響着韓國家庭。1999年的調查顯示,78%的韓國男性和70%的韓國女性認為生兒子是必要的。雖然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性別選擇性墮胎率有所下降,但性別歧視和對男孩的偏好卻仍然盛行。儘管如此,但隨着現代化、法律的變化以及2000年代初期西方價值觀的影響等一系列原因,韓國民眾對傳統的態度有所變化。相較而言,韓國年輕一代更加喜愛女孩,因而減少了性別選擇性墮胎,並促進性別比例的正常化。[2]
人口控制政策和家庭法
[編輯]1948年,韓國法律禁止墮胎,並得到嚴格執行。1961年,為控制人口增長,減少意外懷孕,韓國開始實施人口控制政策。政府通過宣傳小家庭和降低貧困率的口號來貫徹這一政策。然而,由於墮胎違法,許多婦女會選擇偷偷進行人工流產。儘管法律不允許,但進行墮胎的診所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3]總而言之,由於實質上可以進行墮胎,加之政府控制生育的政策以及傳統父權制的性別偏好,導致許多家庭選擇生兒子而不是女兒。
長期以來,韓國的戶籍制度都採用「戶主制」。在這種制度下,任何一個家庭所生的兒子或女兒,都在戶籍中被列在父親的名下。這導致單身未婚母親所生的孩子常常被迫被列在男性親屬名下,從而使其戶籍得以登記。因此,許多家庭寧願生兒子來延續家族血脈,也不願生一個要嫁人的女兒。2005年,韓國廢除了戶主制,直接降低了家庭對男孩的需求,並有助於性別比例正常化和減少女性生育男孩的壓力。 [2]
出生性別比
[編輯]針對胎兒性別的選擇性人工流產的增加,導致韓國性別比嚴重失調,從1985年的108.6飆升至1990年的112.5。[4]這對韓國的人口結構產生了重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嬰兒和兒童死亡率可能對扭曲的性別比有影響,但不足以作為可靠原因,因為報告的數量極少(1985年每1000個新生兒中僅有9.9例)。[3]
地區差異
[編輯]韓國不同地區的性別比例有所不同。在東南部的嶺南地區,性別比例失調的現象更加嚴重,西南部的湖南地區則相對較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嶺南的新教和天主教流傳並不廣泛,而這些宗教一般都反對墮胎,同時這一地區有長期的保守文化傳統。另一方面,湖南地區在政治權力和經濟發展方面都不如嶺南地區,因此湖南地區的民眾更有可能接受西方價值觀和新的意識形態。此外,在韓國,特定地區的宗教也是影響性別選擇性墮胎的一個因素。佛教與儒家思想更為相似,研究表明,佛教與出生性別比呈正相關。但後來的數據顯示,2000年以後。宗教對性別比的影響減弱,性別比也總體呈下降趨勢。[5]
此外,在1985年左右,出生性別比急劇上升,特別是在大邱市和釜山市,它們周圍的農村地區也表現出明顯偏高的性別比,但上升速度相對較慢。大邱市相當保守,歷史上曾湧現多名軍事強人,所以那裏的重男輕女現象也特別嚴重。在性別選擇性墮胎的程序中還需要進行胎兒性別篩查,這在韓國是非常昂貴的,且需要大量的醫療設備。因此,農村地區性別比上升速度緩慢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農村地區缺乏確定胎兒性別的醫療設備。[4]
社會影響
[編輯]高性別比的後果
[編輯]由於出生的男嬰多於女嬰,人們擔心韓國會出現缺少適婚女性的情況。由於大多數年輕女性為了更好的就業機會和生活質量而前往城市,農村的年輕男性尋找妻子方面更加困難。但進一步研究發現,這種現象更可能是由於近年來韓國整體生育水平的下降導致的,而不是性別選擇性墮胎。[4]
另一個負面的社會影響則可能是針對婦女的性犯罪以及色情製品的使用的增加。由於婦女越來越少,男性可能會不顧一切地尋找伴侶。[4]
數據顯示,小家庭通常有更多的兒子,而大家庭則有更多的女兒。這種趨勢的持續可能會擴大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社會差距,小家庭的兒子會比資源較少的大家庭的女兒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更有利的機會。然而,這種情況高度重視親屬關係和兄弟姐妹支持的韓國社會也可能不那麼普遍[4]
可能的積極影響
[編輯]另一方面,韓國性別選擇性墮胎盛行也可能有一些積極的影響。通過性別選擇性墮胎,可以減少不想要的孩子的數量,防止出現新生兒死亡和虐待女孩的現象。[4]
性別選擇技術和方法
[編輯]產前性別篩查
[編輯]在1987年的韓國,胎兒篩查可以用於檢測遺傳問題和監測胎兒生長,但禁止用於產前性別篩查。[3]技術包括慢性絨毛取樣、羊膜穿刺和超聲波檢查。[4] 然而,由於對產前性別篩查除了罰款以外沒有其他實質性的處罰,因此許多家庭仍在設法篩查嬰兒的性別。此外,出於醫療目的的胎兒篩查也往往不可避免地會顯示嬰兒的性別。學者們將1980年代中期出現的超聲波和性別篩查技術與1985年至1995年間男性出生率的大量增加聯繫起來。[3]為了應對高性別比,政府加大了懲罰力度,1990年,韓國集中逮捕了對胎兒進行性別鑑定的醫生,並吊銷其醫療執照。[4]每一次選擇性墮胎都需要進行至少兩次性別鑑定,而且鑑定程序往往非常昂貴。[4] 因此,並非每個婦女都有平等的醫療保健和墮胎選擇機會。胎兒檢查的高價和處罰加重二者相疊加,使得自1995年後,韓國的性別比開始逐步降低並趨於正常,[4]這也表明這一時期針對胎兒性別的選擇性墮胎率降低。
墮胎方法
[編輯]由於韓國將墮胎定為刑事犯罪,許多婦女不得不繞過法律限制來進行墮胎。然而,這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困難。韓國各地有許多診所秘密地進行墮胎。[6] 儘管接受快速和廉價的墮胎程序可能會產生疾病和造成身體損害,但婦女們仍然尋找這些診所。通常情況下,婦女會在懷孕早期以「經期抽取」的名義進行人工流產,即在妊娠的前三個月用真空吸塵器將胎兒從子宮中吸出,導致大出血。[2]由於這一過程是在沒有完全確定婦女是否真的懷孕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這種行為存在爭議。但無論如何,這一過程避開了墮胎背後的法律問題,在韓國被接受為「計劃生育」和「公共衛生」服務的一部分。[6]學者們指出,這種現象也使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針對胎兒性別的選擇性墮胎行為得以持續進行。[2]
另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Baten, Joerg; Schwekendieck, Daniel. Height Development of Men and Women from China,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Rapi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the 1960s to 1980s. 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Chun, Heeran; Das Gupta, Monica.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sex selective abortions and its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09-03-01, 32 (2): 89-97. ISSN 0277-5395. doi:10.1016/j.wsif.2009.03.008.
- ^ 3.0 3.1 3.2 3.3 Lee, Jinkook; Smith, James P. Fertility behaviors in South Korea and their association with ultrasound prenatal sex screening. SSM - Population Health. 2018-04-01, 4: 10-16. ISSN 2352-8273. PMC 5769124
. PMID 29349269. doi:10.1016/j.ssmph.2017.10.003.
-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Park, Chai Bin; Cho, Nam-Hoon. Consequences of Son Preference in a Low-Fertility Society: Imbalance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Kore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55, 21 (1): 59–84. ISSN 0098-7921. JSTOR 2137413. doi:10.2307/2137413.
- ^ Attane, Isabelle; Guilmoto, Christophe Z. Watering the neighbour's garden: the growing demographic female deficit in Asia (網址:http://www.cicred.org/Eng/Publications/pdf/BOOK_singapore.pdf) . Paris, France: Cicred. 2007: 183–203. ISBN 978-2-910053-29-1.
- ^ 6.0 6.1 Kim, Min Joo. South Korea court strikes down six decade old abortion ban. 華盛頓郵報. 2019-04-11 [2019-06-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