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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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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 | |||||||||||||||||||||||||||||||||||||||||||||||||
| 任期 1938年12月—1945年12月 | |||||||||||||||||||||||||||||||||||||||||||||||||
| 前任 |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 | ||||||||||||||||||||||||||||||||||||||||||||||||
| 繼任 | 謝爾蓋·尼基福羅維奇·克魯格洛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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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1899年3月29日 俄羅斯帝國阿布哈茲梅爾赫烏里 | ||||||||||||||||||||||||||||||||||||||||||||||||
| 逝世 | 1953年12月23日（54歲） 蘇聯莫斯科 | ||||||||||||||||||||||||||||||||||||||||||||||||
| 政黨 | 蘇聯共產黨 | ||||||||||||||||||||||||||||||||||||||||||||||||
| 配偶 | 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契科里 | ||||||||||||||||||||||||||||||||||||||||||||||||
| 兒女 | 謝爾戈·帕夫洛維奇·貝利亞（子） | ||||||||||||||||||||||||||||||||||||||||||||||||
| 父母 | 帕夫列·胡哈利耶維奇·貝利亞（父） 瑪爾塔·維薩里昂諾夫娜·賈克麗（母） | ||||||||||||||||||||||||||||||||||||||||||||||||
| 獲獎 | |||||||||||||||||||||||||||||||||||||||||||||||||
| 簽名 |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蘇聯 | ||||||||||||||||||||||||||||||||||||||||||||||||
| 服役時間 | 1938年－1953年 | ||||||||||||||||||||||||||||||||||||||||||||||||
| 軍銜 | 國家安全總政委 蘇聯元帥 | ||||||||||||||||||||||||||||||||||||||||||||||||
| 指揮 | 內務人民委員部 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 蘇聯內務部 蘇聯國防委員 | ||||||||||||||||||||||||||||||||||||||||||||||||
| 參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
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格魯吉亞語：ლავრენტი ბერია；俄語：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是一位蘇聯政治人物、國家安全總政委與蘇聯元帥，以長期擔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而聞名，是蘇聯1940至1950年代初高層領導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曾為蘇聯國內僅次於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史達林最具權勢者。
貝利亞為工程師技術背景出身，於1919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1920年代初領導高加索肅反委員會，後任格魯吉亞共產黨第一書記 。1938年底，貝利亞接替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成為新一任內務人民委員，其主要活動包括：整頓國家安全機關、管理全國的古拉格，將「大清洗」鎮壓行動延續但規模減小、派遣特工前往墨西哥殺害前蘇聯領導人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整肅外交部以排除蘇德合作的障礙。翌年，貝利亞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還被任命為蘇聯生化武器計劃的負責人。1940年，貝利亞指揮對波蘭軍官與知識份子大屠殺的「卡廷事件」。1941年2月，再出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負責管理煤炭、石油和重工業、軍工綜合體。同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貝利亞負責監督飛機、戰車、武器、彈藥的生產、協調高加索戰區的防務工作，還執行了對少數民族的強制遷徙行動。1945年7月9日，貝利亞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
戰後，貝利亞出任國防委員會特別委員會主席，負責領導蘇聯原子彈的研製工作，透過高效的管理手段與國外間諜網提供的資料，蘇聯於1949年成功完成「RDS-1」原子彈的試爆工作，使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有核國家，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局面。1946年3月，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內務部長。1950年，貝利亞還負責建立防禦美國核打擊的第一代蘇聯導彈防空系統，其成果便是S-25「金鷹」導彈防空系統[1][2][3][4]。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去世，貝利亞提出一系列修正國內外政策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一、主動發起平反冤假錯案；二、實施大赦，釋放眾多被監禁者；三、改革保安機關；四、反對個人崇拜；五、調整民族政策，主張培養民族幹部、將遭到強制遷移的受害者遣送原籍；六、經濟改革；七、調整外交政策，主張一個統一、非社會主義政府、中立的德國存在、修補已交惡的南斯拉夫關係。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因政治鬥爭遭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等人以叛國罪、恐怖主義和反革命罪名義秘密逮捕，被判處死刑、剝奪一切榮譽，於同年12月23日槍決而亡，是為「貝利亞事件」。
貝利亞是蘇聯歷史中極具爭議的人物，其名字甚至一段時期裏從官方出版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一書中除去，在歷史形象中常被視之為血腥殘忍的虐待狂、陰謀家和以權勢強姦眾多女性的惡棍，另一些人則認為貝利亞是頗具領導能力、高效管理手段和前瞻性的政治思維的國務活動家，稱其為「二十世紀最優秀的管理者」、「蘇聯原子彈之父」，而其過錯不比將他推翻的同僚和史達林來得大，但因在政治鬥爭中落敗而遭到妖魔化，至今貝利亞在諸多事件的作用仍眾說紛紜。1999年10月與2000年5月，貝利亞親屬兩度替其申請平反，皆為俄羅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駁回。
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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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利亞於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俄羅斯帝國庫塔伊西省蘇呼米區梅爾赫烏里村的貧困農家中[5]，該地後來成了喬治亞阿布哈茲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一部分。貝利亞為明格列爾人，為喬治亞人的一支。父親為帕維爾·庫哈耶維奇·貝利亞（Павел Кухаевич Берија，1865—1926），母親為瑪爾塔·維薩里奧諾芙娜·伊萬諾夫娜·雅克利（Марта Виссарионовна Ивановна Джакели，1870—1955），兩人都是明格列爾人[6]。
根據貝利亞的官方傳記，父親帕維爾於1857年因領導農民起義運動而被俄軍追捕，從明格列里亞逃往阿布哈茲，然而事實上直到1890年代中期帕維爾才搬到喬治亞的梅爾赫利，即意味着帕維爾根本不可能參加任何起義[7]。瑪爾塔與曾為明格列里亞統治者的達迪尼亞家族有遠親關係，然而達迪尼亞家族早已沒落[8]。瑪爾塔在第一次結婚後生下長子達季科（2歲死於天花[8]）與另外兩個女兒，之後丈夫去世，由於生活窘迫，孩子由其兄弟迪米特里收養[9]。瑪爾塔與帕維爾生下貝利亞和1905年生下女兒安娜（Анна），後者在一次生病後永久聾啞[10]。老貝利亞帶着一家務農，母親則在蘇呼米的布料商老闆家中當女傭，由於注意到貝利亞天資聰穎，父母將全家的希望寄託於貝利亞身上，決定賣掉一半的房子籌措生活費和學費[8][11]，供貝利亞前往蘇呼米當地的高級初等技校就讀。1915年，貝利亞以優異的成績畢業[8]，前往阿塞拜疆巴庫，進入當地的巴庫中等建築技術學校就讀，並以輔導其他學生課業來賺取學費等形式半工半讀、支撐家中經濟，也曾在1916年暑假期間於諾貝爾兄弟石油管理總局打過工[12][13]。
在1923年10月27日提交給黨內的自傳中，貝利亞稱早在1915年10月自己曾與校內一群學生組成了非法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社團，並擔任出納員[12]。1917年3月「二月革命」發生後，貝利亞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與另外四名同學在校內成立由當地社會民主黨人組成的「古墨特黨」（又名穆斯林社會民主黨）支部，並擔任該支部的支委成員之一[12]。俄羅斯歷史學家鮑里斯·瓦季莫維奇·索科洛夫認為貝利亞在這段經歷上撒了謊，以「二月革命」發生的時間點來說，布爾什維克的人數相對較少，巴庫中等建築技術學校不具備運作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列寧支持者，索科洛夫指出此是用於表明自己在十月革命前已加入布爾什維克。至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社團」，索科洛夫認為應真有其事，當時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年輕人，特別是學生中非常流行，也熱衷加入革命[14]。
1917年6月，貝利亞中斷了學業，奉召進入俄國臨時政府軍隊服役，有種說法稱貝利亞以當時美國參戰的背景下參加臨時政府軍是認定協約國將獲勝，自己將能成為戰勝國政府軍隊的一份子為動機[15]。實際上貝利亞只是作為巴庫技校的技術實習生被校方安排到部隊實習而已，他先是被發配至羅馬尼亞方面軍水工部隊，並隨軍輾轉敖德薩與羅馬尼亞[15]。在軍中，貝利亞為布爾什維克進行宣傳活動和作為代表參加過地方黨會議[13]。1918年1月，貝利亞返回巴庫恢復建築理工學院的學業，同時為巴庫蘇維埃秘書處工作[16]。1919年，貝利亞取得「建築工程師」文憑畢業[13]。
阿塞拜疆反間諜活動
[編輯]根據貝利亞的自傳，他於1919年2月至1920年4月作為潛伏於穆沙瓦特政權統治的巴庫下。當時巴庫一帶的布爾什維克因不敵開進當地的土耳其與英國聯軍而退守外高加索以北，貝利亞先是離開巴庫蘇維埃秘書處，轉往「裏海聯營廠」當一陣子的辦事員，後因專注學校課務而暫時停止活動[17][16]。1919年8月，英軍撤離巴庫，當地交由穆沙瓦特政權統治，而貝利亞在1919年2月離開古墨特黨，加入該政權的反間諜機關[16]。長期以來，貝利亞曾經加入過布爾什維克敵對政權穆沙瓦特下任職間諜情報一直被認為是其主要罪狀之一，且認定貝利亞之所以未被清算是因為其一直向黨隱瞞這段歷史，至1953年貝利亞倒台受審時便以此宣告其犯下叛國罪[16]。然而從貝利亞當年提交的自傳中並未隱瞞此事，事實上此一行動是負責巴庫布爾什維克事務的「巴庫委員會」所指派，為的是古墨特黨多由當地人組成、且穆沙瓦特對該組織警戒心和敵意比布爾什維克弱，才派遣諸如貝利亞的一類人打入其情報機關[16]。
喬治亞
[編輯]外高加索黨務工作
[編輯]內務人民委員
[編輯]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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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事件
[編輯]德軍入侵警訊的判讀
[編輯]偉大衛國戰爭
[編輯]開戰初期的活動與「新布列斯特和約」
[編輯]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動「巴巴羅薩作戰」突襲蘇聯，後者在短時間內喪失大片領土、軍隊被大量包圍殲滅。開戰初期的失利除了史達林的戰略誤判外，貝利亞也未對沿着蘇德國境修建的「莫洛托夫防線」投入足夠勞改營人力修建，在6月已瀕臨開戰之際反戰車壕溝與反步兵障礙物僅完成25％[18]，且內務人民委員部無視其軍事司令部的警告在這時間點重修大量的機場，使得戰爭爆發時蘇軍大量機場處於無法使用的狀態，也對空軍的偽裝作業、分散佈署和機動性起到負面作用[18]。德國發動侵蘇戰爭使史達林受到相當的打擊，以致於是由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向國內人民宣佈入侵消息。根據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的回憶，莫洛托夫與貝利亞等人前往史達林的別墅，勸他振作起來領導國家，貝利亞作為代表也因此提議由史達林擔任主席領導由他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五人組成「國防委員會」，作為統籌戰爭的國家特設機關，史達林一度希望加入米高揚與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沃茲涅先斯基，但貝利亞因為反對兩人加入後無人處理政府與國家計劃委員會事務，而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也支持貝利亞的意見，史達林因此接受。6月3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成立「國防委員會」的決議[19]。
根據內務人民委員部外國情報局副局長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的說法，貝利亞於1941年7月25日要他與保加利亞駐莫斯科大使伊萬·斯塔梅諾夫會面，以其作為中間人聯絡希特拉轉達和平議案，由於狀況類似於一戰德俄簽署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故又被稱作「新布列斯特條約」。關於真實情況有諸多說法，後來在1953年12月23日貝利亞受審時即被指控「企圖與（德國）元首建立聯繫，向他出讓大片蘇聯領土」[20]。近期俄羅斯媒體披露，史達林最早可能於7月1日透過潛伏於德國外交部的特工嘗試透過土耳其，與德國談和，但希特拉拒絕。7月25日，貝利亞召見蘇杜普拉圖夫準備對德和談事宜，囑咐不得以政府而以私人名義進行、不要把意思說得很清楚，也不講明可以提供哪些領土。斯塔梅諾夫在與蘇方談過後，認為蘇軍必將取得最終勝利，而在蘇方的監視下，斯塔梅諾夫也未曾向德方傳達過和談意願。貝利亞失勢後，蘇杜普拉圖夫被捕並同樣受到指控與判刑，他於回憶錄中稱貝利亞的命令僅是為給德國提供假情報，使其延遲進攻，為蘇聯贏取時間[21]。除了上述兩次和談試探外，另有一說由蘇聯歷史學家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維奇·帕夫連科提出，稱朱可夫曾向他透漏1941年10月，史達林在準備莫斯科防務工作之餘時曾向貝利亞以私人途徑試探和德國簽訂單獨媾和的「新布列斯特條約」的可能性，可讓出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白俄羅斯等部份地區，因此貝利亞再次向斯塔梅諾夫告知其要求，這次後者確實轉述給德方，但希特拉再次拒絕。1941年12月，儘管貝利亞已做好對首都莫斯科的遷移與焦土化準備，但蘇軍於莫斯科會戰中打敗德軍，「新布列斯特條約」的談判也因此被放棄[22]。
懲戒與干涉軍事事務
[編輯]由於蘇聯方面初期混亂的戰況，為有效控制軍隊的影響力與忠誠，史達林在可能受到貝利亞的建議下實施嚴酷的懲罰性措施來管理軍隊，先是於7月16日重新引入雙首長制，由政治委員作為黨代表與軍隊司令員共同指揮；又於7月20日將兩個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併（由貝利亞指揮），並成立「特別處管理局」[23]，規定任何逃離德軍包圍圈的部隊都要接受其調查；7月27日，又有紅軍6名高級將領被判處死刑[24]。英國軍事歷史學家約翰·埃里克森指出：「史達林祭出嚴酷的措施以挽回自己的權威，如今已被外敵重創的紅軍也被迫面對內部的敵人，尤其是貝利亞和麥赫利斯（政治部主任）[24]」。不過儘管貝利亞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首長，在監管軍隊方面的權力並不全面，「特別處管理局」局長由副內務人民委員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擔任，而各方面軍的「特別處」處長由貝利亞任命[23]。阿巴庫莫夫此人以極端殘忍無情而聞名，且並非貝利亞派系的人，保有相當的獨立行動權限，使貝利亞對該人一直保有警戒[24]。
動員戰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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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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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遷移
[編輯]戰後
[編輯]原子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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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系統與導彈系統
[編輯]1947年，蘇聯政府認為需防止城市在未來與美國的戰爭中受到核打擊，防空系統計劃應運而生，貝利亞以此成立「第一特別設計局」（СБ-1）[34]。1950年，蘇美關係因韓戰爆發變得極為緊張，同年8月9日，蘇聯部長會議第三總局成立，負責防空系統的建設，而貝利亞代表政治局進行監督。
史達林去世
[編輯]改革
[編輯]政治改革、平反與大赦
[編輯]外交
[編輯]經濟政策
[編輯]動機與結果
[編輯]「貝利亞事件」
[編輯]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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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莫斯科軍區司令帕維爾·阿爾捷米耶維奇·阿爾捷米耶夫出身內務部、曾擔任內務部「捷爾任斯基」師師長，被認為是貝利亞的心腹。因此密謀集團安排6月26日於特維爾（距莫斯科180公里遠）舉行針對莫斯科軍區人員的演習活動，阿爾捷米耶夫與駐守莫斯科的「坎特米洛夫斯卡婭」師、「塔曼」師兩個師的師長都以此方式被調離莫斯科。在此情況下，國防部長布爾加寧可以隨時向這些師長的副官發出指示（可能僅透過口頭）[35]。
審判
[編輯]科涅夫與莫斯卡連科代表軍方、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米哈伊洛夫代表黨、尼古拉·什維爾尼克代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米特羅凡·約諾維奇·庫查瓦與康斯坦丁·費多羅維奇·盧涅夫代表內務部，組織了特別法庭[35]。
處決
[編輯]個人
[編輯]史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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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利亞在很長一段時間於蘇聯是極惡的象徵、基本是禁止討論的人物[36][37]。自被捕後，蘇聯政府便將貝利亞的資料自蘇聯百科全書中刪除近半世紀之久[38]，截至今日俄羅斯仍將近40卷貝利亞有關檔案尚未公佈[39]。作為史達林秘密警察、情治機構和勞改營的管理者，貝利亞也常被視作史達林鎮壓活動與體制的責任人，如後者女兒斯韋特蘭娜·約瑟福芙娜·阿利盧耶娃便曾聲稱其父為受貝利亞影響的受害者[40][註 1]。
貝利亞的既定形象一直持續到蘇聯解體後隨着檔案陸續公佈才出現趨於中立的評價，第一位提出反面意見者是哈薩克作家伊萬·帕夫洛維奇·謝戈利欣，該人在1992年哈薩克雜誌《自由》中大量提及貝利亞在戰後的諸多改革活動與受到赫魯曉夫以非法理由鎮壓等內容[41]。白俄羅斯歷史學家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津科維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енькович），指出貝利亞「鬼賊奇才、為人凶險、可惡、卑鄙，是生性殘忍的暴君與劊子手，乃是傳統形成並在重新修訂的文學和政論作品中固定下來的觀念」[41]，並在著作中分析大量貝利亞被指控的「罪名」[42]。曾為武器裝備人民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爾·尼古拉耶維奇·諾維科夫在回憶錄中大量敘述多名同事遭到逮捕、監禁等鎮壓行動，但同時給予貝利亞不同以往的純批判性評價：「現在人們經常回憶起這個令人驚恐不安的人物，似乎他每時每刻都伴隨着史達林。但人們對他的評論過於簡單化，總把他說成是一個「陰森可怕的人」和「血腥的劊子手」。其實他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遠不像大多數作家、創作者和受他們輕率筆墨影響的數百萬讀者和觀眾所認為的那麼簡單、那麼粗俗[43]。」俄羅斯國家檔案局局長魯道夫·赫爾曼諾夫維奇·皮霍亞教授則就貝利亞的歷史責任寫道：[44]
在如何看待貝利亞上，逐漸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於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而言，貝利亞是鎮壓的化身，是個人崇拜的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是陰險狡猾的大壞蛋。黨的宣傳工具支持這些評價，但是又試圖把貝利亞和「脫離了黨的監督的懲戒機關」凌駕於黨和黨的領導人之上，說什麼黨的領導人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他們不是往昔的罪人。所有這些評價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當然，貝利亞要對當局犯下的罪行負責，但是他只應承擔他所應承擔的那一部份責任，他的戰友們——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葉若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庫茲涅佐夫，他們也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更不用說史達林了。可以這麼說，與其他黨的領導人、他的同志們相比，貝利亞的道德水準不比他們高，但是也不比他們低，這樣說可能不合乎我國和外國幾代研究蘇共歷史的人的心意，但這是明擺着的事實。
此外，皮霍亞也對貝利亞實際上的權力地位也提出「遠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穩固」的分析：首先是貝利亞在國家的黨機關中無人支持，對蘇共中央機關活動缺乏聯繫，而部長會議中活動範圍又十分狹窄。即使在內務部，貝利亞的權力也因時隔8年的回歸和新的內務部是由原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兩個敵對部門組成而稀釋，其內部矛盾之多、根本不足以讓貝利亞所依靠[44]。貝利亞不僅要面臨黨內眾多競爭者的挑戰，在一些人看來貝利亞是企圖修正史達林政策基本理論的修正主義者，是會在盛大活動中取消懸掛領導人肖像此一慣例的人，此舉使蘇聯黨和國家政權「非神聖化」的作法使黨的各級領導人十分惱火[44]。軍方對貝利亞也視之為30年代至50年代初鎮壓的元兇，特別是戰後初期連續數起打擊高級指揮員的核心人物，且其安插於軍中的「特別處」人員也是片刻不離的威脅。加之內務機關對各部的種種干預而招惡等因素，最終導致貝利亞的結局[44]。
工作能力
[編輯]在個人能力方面，貝利亞則被普遍認為是有着優秀工作能力的高級官員，其傳記作家謝爾蓋·克雷姆列夫稱之為「二十世紀最優秀的管理者」[45]，英國歷史學家西蒙·蒙蒂菲奧里稱他有一流的頭腦、才華洋溢、老練的管理者，也是唯一一位可以類比成通用汽車董事長的蘇聯領導人[46]。莫洛托夫也承認貝利亞是「最聰明的人」、「精力充沛，可以工作一整週而不用睡眠」[46]。倫敦瑪麗王后大學教授唐納德·雷菲爾德則評論貝利亞「聰明、靈活與冷酷無情……與葉若夫不同，深諳進退之道，不僅是一名報復心極強的虐待狂，還是聰明的實用主義者，能清楚掌握複雜的情況，是蘇聯歷史上最優秀的一位人事主管。只要稍作調整，貝利亞足以成為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政治領袖。」，「貝利亞證明自己足以擔任『高加索的史達林』，能跟史達林與葉若夫一樣實施謀殺與恐嚇，卻又比卡岡諾維奇更熟練地管理經濟、比日丹諾夫更能操縱知識份子，貝利亞是集葉若夫那過人精力與蠻橫作風、緬任斯基智慧與技巧的綜合體。[47]」曾多年領導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諾維奇·巴伊巴科夫在回憶錄中指出：「關於貝利亞善於迷惑史達林和撥弄他神秘的心弦的捏造非常荒謬。只有用實際成果才能贏得史達林的信任，而貝利亞有能力取得對國家來說十分重要的成果。[48]」
「性掠奪者」
[編輯]
關於貝利亞的私生活有着諸多流傳盛廣的恐怖傳說，特別是其倚賴權勢強姦女性的一面[49]，根據官方記錄的證詞，貝利亞的兩名保安人員——拉斐爾·謝苗諾維奇·薩爾基索夫上校和薩迪翁·尼古拉耶維奇·納達拉亞上校稱其經常乘坐豪華轎車在莫斯科街上閒晃，見到年輕貌美的女性就將其誘騙至豪宅中，並加以性侵。兩人稱他們會在女方離開時給對方一束花，若接受即表示雙方是出於自願，反之則表示拒絕，隨即將會被逮捕。一次，一位女性在拒絕逃離後貝利亞暴怒罵道：「現在給的不會是花束而是花圈了，就掛在妳的墳墓上等著腐爛吧！」隔天內務人民委員部就將那名女性逮捕[50]。亦有說法稱史達林和蘇聯高級官員在貝利亞的私德方面毫不信任，包括：史達林某次得知女兒斯維特拉娜與貝利亞獨處在家，第一反應是打電話要她立刻離開；當貝利亞稱讚亞歷山大·波斯克廖貝舍夫的女兒美貌時，波斯克列貝舍夫迅速將她拉到一邊警告道：「永遠不要搭貝利亞的便車」[50]；貝利亞在夏季別墅的一次聚會上對蘇聯元帥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的兒媳婦產生興趣，乘車緊緊跟蹤對方回到克里姆林宮，使伏羅希洛夫的妻子極為恐懼[51]。
根據薩爾基索夫的說法，貝利亞曾指示他保留一份與自己發生過性關係的女性姓名和電話號碼清單，後來他以安全為由命令薩爾基索夫銷毀名單，但後者仍保留了一份秘密副本。當貝利亞地位逐漸下降時，薩爾基索夫將名單交給了維克托·謝苗諾維奇·阿巴庫莫夫，後者也以此準備打擊貝利亞。基於同樣的目的，史達林也同樣對薩爾基索夫的名單很有興趣，要求：「把這個混蛋寫的所有東西都發給我！[50]」薩爾基索夫還在報告中稱貝利亞在戰爭期間感染了梅毒，還曾受過秘密治療（貝利亞後來在審訊中承認[52]）。2003年，俄羅斯政府承認「薩爾基索夫名單」的存在，其姓名預計將在2028年公佈[53]。至蘇聯解體後，陸續發現貝利亞可能殺害一部分受害者的證據。1993年，安裝路燈的工人在貝利亞的莫斯科別墅附近挖到人骨，包括頭骨、骨盆和腿骨[54]。1998年，在同一棟別墅（現為突尼斯大使館）的花園進行水管作業時發現了五名年輕女性的遺骸，每個人都被射穿了頭骨的底部，且因屍體上沒有發現物品，所以在被掩埋時可能是赤身裸體[55]。根據驗屍官估計，這些屍體很可能是1949年夏天時連同水管一起被埋下的[56]。2011年，工人又在該居所附近施工時發現了一處亂葬崗，內有大量人骨，同樣也是沒有任何衣物。莫斯科國立醫學和牙科大學法醫系主任、刑事法醫局局長弗拉基米爾·扎羅夫稱貝利亞在莫斯科的住處地下室有一間刑訊室，可能暗藏一條密道能對外埋葬受害者[57]。不過，也有考古學者對上述說法加以駁斥，經調查貝利亞的住處其實是建在一座早已被拆除的教堂墓園上[58]。
津科維奇認為貝利亞可能確實有性飢渴的一面，但絕不及傳聞的那麼誇張，前者認為這些說法大多出自英國作家塔德烏什·威特林所著的《政治殺手貝利亞》（中文出版書譯名，Commissar – The life and death of Lavrenty Pavlovich Beria）一書，其中含有大量貝利亞強姦、權勢性侵的描寫，甚至連妻子都是由此「結識」的，書中寫道1929年夏天某日，一名16歲女性找上貝利亞以為自己遭到逮捕的哥哥說情，而貝利亞在注意到對方的美麗後強姦了對方……就這樣，尼娜·泰穆拉佐芙娜·格格奇科里成了貝利亞的妻子」。然而此說存在事實錯誤：貝利亞的兒子謝爾戈出生於1924年11月24日，此時的尼娜早已20歲，根本不可能在1929年被強姦後又被強娶[59]。對於「受害者名單」，尼娜解釋道：貝利亞夜以繼日的工作哪有時間把那麼多的女人變成自己的情婦？真實情況是在戰時與戰爭結束後，貝利亞一直領導著情報機關和反間諜機關，那些被提到名字的女性都是偵查人員，或是偵查機關的線人，她們和貝利亞是單向聯繫的，在被問及與貝利亞的關係時沒有人會洩漏自己的身份，說自己是貝利亞的情人是很自然合理的[60]。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認為這些故事雖有被誇大的成份，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根據，如在與貝利亞住處位屬同一條街的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的外交官愛德華·埃利斯·史密斯（Edward Ellis Smith）曾證實，使館的工作人員經常看到深夜有女性乘豪華轎車進貝利亞家裏。
家庭
[編輯]貝利亞妻子為尼娜·泰穆拉佐芙娜·格格奇科里（Нина Теймуразовна Берия），出生於1905年，為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薩沙·格格奇科里的姪女和同樣當地的孟什維克領導人諾伊·佐達尼亞之姪孫女。根據尼娜的自述，由於父親早逝而與薩沙同住，後者之後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捕，在尼娜前去探監時結識了當時同樣被捕、關押在同一囚室的貝利亞，而到蘇維埃政權成立後貝利亞經常拜訪尼娜的親戚家，兩人日益熟悉。貝利亞想向薩沙提親，但後者以尼娜未成年而拒絕，之後16歲的尼娜與22歲的貝利亞兩人在未知會家長的情況下私奔出走，也因此產生了「貝利亞搶走尼娜」的流言[61]。尼娜受過高等教育，畢業於第比利斯大學農業化學系，擁有副教授職稱與農業科學副博士學位，於第比利斯農學院從事科研工作[62]。兩人先是住在喬治亞，之後搬至莫斯科，尼娜因此至季米里亞澤夫農業學院擔任研究員[63]。
1924年11月24日，貝利亞的獨生子謝爾戈出生。謝爾戈同樣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無線電通信專業和數學與物理學全博士學位，參與過衛國戰爭的多次任務，後被派往第一設計局擔任主任工程師、主任設計師，曾獲得蘇聯國家獎、列寧勳章，妻子為馬克西姆·高爾基孫女瑪爾法·馬克西莫夫娜·佩什科娃[64][65]。貝利亞被捕後，其家人同樣遭到迫害，只有謝爾戈的妻子與其三個孩子未被觸及。尼娜與謝爾戈先是被軟禁，後分別被投入盧比揚卡和列福爾托沃監獄。尼娜被指控「反蘇」[63]、「從事企圖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63]、與孟什維克的喬治亞親戚通信[63]、從非黑鈣土地區用飛機運回一桶紅土（為做土壤研究，因為飛機是國有財產，因此被扣上「利用國家運輸工具為個人目的服務」的罪名[66]），還有一位名叫薩沙的裁縫曾來看望尼娜，並為她縫製了連身裙，尼娜付錢給對方，因此又多了一條指控「僱用勞動力」[66]。謝爾戈則被剝奪學位、上校軍銜、國家獎榮譽、所有勳獎章。兩人被關押16個月（期間貝利亞已被處決），隨後被流放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和喬治亞[65]。謝爾戈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找到了一份高級工程師的工作、尼娜則在工廠實驗室工作，兩人一直受到監視。1964年，因母親生病，兩人獲准搬到基輔，謝爾戈於當地的量子科研所工作，1988年9月之前先後擔任首席設計師、科主任、部長任，後又轉任系統設計部主任、「彗星」科研中心基輔分佈主任設計師[67]。1991年6月10日，尼娜去世[63]，謝爾戈則於2000年10月11日去世[64]。謝爾戈與尼娜直至去世都認為貝利亞是遭到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前者還撰寫回憶錄——《我的父親貝利亞》，其中描述大量貝利亞在謝爾戈眼中的私生活，並主張外界流傳有關貝利亞的各種恐怖傳說（例如沿街綁架女性、生活奢華成風）多為當局放出的假消息，目的是抹黑貝利亞的名聲[68]。
除了尼娜外，貝利亞還有一名情婦瓦倫蒂娜·德羅茲多娃（Валентина Дроздова），後者為其生了一個女兒瑪爾塔。在貝利亞被捕後隔天，德羅茲多娃出面指控其四年前對自己強姦並強迫同居（貝利亞對此否認）[69]，私下則曾跟朋友表示因貝利亞的追求而接受其心意[69]，貝利亞的妻子尼娜曾請求德羅茲多娃不要出面指控，但後者答覆她必須救自己女兒[69]。後來瑪爾塔與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維克托·瓦西里耶維奇·格里申之子亞歷山大·格里申結婚，至今於莫斯科的一所大學任教。德羅茲多娃則成了貨幣投機商人揚·季莫費耶維奇·羅科托夫的情婦，後者於1961年被蘇聯當局槍斃，德羅茲多娃其後又與針織商伊利亞·加爾佩林（Ильи Гальперина）結婚，然而加爾佩林從事非法生意，於1967年被處決。2014年，德羅茲多娃去世[70][71]。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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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72]
1953年12月31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法令，貝利亞蘇聯元帥軍銜、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與其他國家獎勵被撤銷[73]。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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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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