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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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中，后物质主义是个人价值观从唯物主义、物理和经济到自主和自我表达（英语：self-expression）的个人价值观转变。

这个词由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他 1977 年出版的The Silent Revolution一书中推广开来，他在书中阐述，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代人所经历的形成性富裕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物质安全是理所当然的，而更加重视非物质目标，如自我表达、自主、言论自由、性别平等和环保主义等。 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繁荣的增加，这种后物质价值将通过代际更替的过程在发达工业社会的公众中逐渐增加。

简述[编辑]

后物质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是由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1970年代发展起来的。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英格尔哈特假设他调查范围内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个人价值观的转变，从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一套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而强调自主和自我表达。[1] 英格尔哈特认为，日益繁荣正在逐渐将发达工业社会的公众从基本的获取或物质需求的强调中解放出来。

英格尔哈特观察到年轻人更有可能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推测这场“无声的革命”不仅仅是生命周期变化的一个例子，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物质主义，而是代际更替导致代际价值观变化的真实例子。[2]

代际变化理论基于稀缺假说和社会化假说。

稀缺假说[编辑]

英格尔哈特假设个人以类似于等级秩序的方式追求各种目标。虽然人们可能普遍渴望自由和自主，但必须首先满足最紧迫的物质需求，如饥饿、口渴和人身安全等，因为它们与生存直接相关。根据英格尔哈特对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解释，虽然稀缺性普遍存在，但这些物质主义目标将优先于归属感、尊重、审美和智性满足等后物质主义目标。然而，一旦可以认为生存需求的满足是理所当然的，重心就会逐渐转移到这些“非物质”目标上。[3]

社会化假说[编辑]

物质条件和价值优先级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即时调整的关系。大量证据表明，人的基本价值观在成年后基本上是固定的，此后变化相对较小。[4] 因此，经常经历经济匮乏的人群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度重视满足经济需求（例如重视经济增长而不是保护环境）和安全需求（将支持更专制的风格领导层，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强烈支持维持一支庞大而强大的军队，并且更愿意为了法律和秩序而牺牲公民自由）。另一方面，经历过持续高物质富裕的人群开始高度重视个人进步、个人自由、公民对政府决策的投入、以人为本的社会理想以及保持清洁健康的环境等价值观。

这两个假设共同暗示，在长期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体系，这一暗示在数十年的调查数据中确实在国际上得到了证实。据观察，每个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后物质取向在几十年的时间框架内保持非常稳定，与更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态度相比，这是一个更稳定的价值体系。

衡量后物质主义[编辑]

有几种方法可以根据经验衡量后物质主义在社会中的传播。一种常见且相对简单的方法是根据调查受访者对一系列旨在衡量个人政治优先事项的项目的回应模式创建一个指数。

“如果你必须在以下事物中做出选择，你认为哪两个是最令人向往的？

  • 维护国家秩序。
  • 让人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
  • 抗击物价上涨。
  • 保护言论自由。

... 基于在这四个项目中做出的选择，可以将我们的受访者分为价值优先群体，从“纯粹”的获取类型到“纯粹”的后资产阶级类型，以及几个中间类别。 ” [3]

与后物质主义概念相关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在人文科学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和批判性讨论。其中，后物质主义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因果关系受到质疑。

所谓的“英格尔哈特指数”已包含在多项调查中（如General Social Survey、World Values Survey、欧洲晴雨表、Allgemeine Bevölkerungsumfrag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等）。Allgemeine Bevölkerungsumfrag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缩写作ALLBUS）中的时间序列特别全面。从 1980 年到 1990 年，西德“纯粹的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从 13% 增加到 31%。在 1990 年德国统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之后，该比例在 1992 年降至 23%，此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5] ALLBUS示例来自东德较不富裕人口的调查表明，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要低得多（1991 年：15%，1992 年：10%，1998 年：12%）。2000 年World Values Survey的国际数据显示，澳大利亚(35%) 的后物质主义者比例最高，其次是奥地利(30%)、加拿大(29%)、意大利(28%)、阿根廷(25%)、美国(25 %)、瑞典(22%)、荷兰(22%)、波多黎各(22%)等。[6]

由于日益增长的后物质主义是基于丰富的物质财富或资源，它不应该与禁欲主义或普遍拒绝消费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后物质主义可以被描述为超物质主义。德国的数据表明，年轻人、经济上相当有保障的公共服务部门和管理中产阶级都存在这种倾向。[7]

参看[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Inglehart, Ronald F.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8-01-01, 31 (1-2). ISSN 0140-2382. doi:10.1080/01402380701834747. 
  2. ^ Inglehart, Ronald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PD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4): 991–1017. doi:10.2307/1953494. ISSN 1537-5943. JSTOR 1953494. S2CID 145368579.
  3. ^ 3.0 3.1 Inglehart, Ronald.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4. ^ Rokeach, Milton (1968).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5. ^ Terwey, Michael (2000). "ALLBUS: A German General Social Survey". Schmollers Jahrbuch: Zeitschrift für Wirtschafts- un Sozalwissenschaften. 120(1): 151–158. ISSN 0342-1783.
  6. ^ Inglehart, Ronald. Human Beliefs and Value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 Based on the 1999-2002 Values Surveys. Siglo XXI. 2004. ISBN 978-968-23-2502-1 （英语）. 
  7. ^ Pappi, Franz Urban; Terwey, Michael (1982). "The German Electorate: Old Cleavages and New Political Conflicts". In Döring, Herbert; Smith, Gordon (eds.). Party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Western Germany. London: Macmillan. pp. 174–196. doi:10.1007/978-1-349-16713-5. ISBN 978-0-333-29082-8.

外部链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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