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用户:Legolas1024/SandboxPA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阿尔伯特亲王
Albert, Prince Consort
弗朗兹·克萨韦尔·温特哈尔特于1842年绘制。
在位1840年2月10日 - 1861年12月14日
出生(1819-08-26)1819年8月26日
科堡玫瑰宫
逝世1861年12月14日(1861岁—12—14)(42岁)
温莎堡
安葬1861年12月23日;1862年12月18日
配偶维多利亚女王
子嗣
详情
全名
弗朗西斯·阿尔伯特·奥古斯塔·查尔斯·埃曼纽尔
王朝萨克森-科堡-哥达
父亲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一世
母亲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路易丝郡主

阿尔伯特亲王Albert, Prince Consort),或译艾伯特王驸,全名弗朗西斯·阿尔伯特·奥古斯都·查尔斯·埃曼纽尔[1]。最初被称为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王子。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和表弟。与女王成婚后,也被称为王驸(1819年8月26日--1861年12月14日)。

阿尔伯特出生地,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国与欧洲诸多王室有姻亲关系。在其20岁时,与表姐维多利亚成婚,婚后育有九个孩子。最初,阿尔伯特深受限制,其身份仅是女王的配偶,而没有其他相应的权力或指责。随着时间推移,他吸取了诸多民众诉求,例如实行教育改革、全球范围内推行废奴运动、管理宗室事务和女王办公室等。他积极参与1851年世界博览会的筹办。政治上,尽管他反对帕默斯顿勋爵在外交大臣任内所奉行的政策,但他还是说服了女王在与议会交往时不带有党派倾向性。这一点上,还是促进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发展。

阿尔伯特于1861年去世,时年42岁,他的过早离世,使女王在余生陷入深深的悼念。1901年,他和维多利亚的长子,爱德华七世即位,成为首位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君主。

早年

[编辑]

阿尔伯特出生于德国科堡附近的玫瑰宫,是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爵恩斯特三世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家族的路易丝郡主的次子[2]。1819年9月19日,阿尔伯特在玫瑰宫大理石厅接受路德福音教会的洗礼,洗礼仪式的圣水取自当地的伊茨河。阿尔伯特的教母是他的祖母埃伯斯多夫伯爵夫人罗伊斯,而他的教父则包括他的外祖父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的奥古斯特公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切申公爵阿尔伯特王子、门思多夫-普伊卢瓦伯爵埃曼纽尔[3]。1825年,阿尔伯特的叔公,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爵腓特烈四世病逝。腓特烈四世膝下无子,由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恩斯特三世继任。由此,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国与萨克森-哥达-阿尔滕堡公国合并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恩斯特三世因此成为新公国的恩斯特一世。这也成为英国现在的温莎王朝于1917年以前的名称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名词来源[4]

阿尔伯特和他的长兄恩斯特的少年时代,在深受父母动荡婚姻的创伤中度过。最终他们的父母分居直至和离[5]。1824年,他们的母亲被法庭流放,随后又嫁与了她的情夫珀尔齐希-拜尔斯道夫的亚历山大·冯·汉施泰因伯爵。根据法庭决议,她终身不能再见自己的孩子。最终,阿尔伯特的母亲于1831年因癌症去世,时年30岁[6]。次年,恩斯特一世与自己的侄女,同时也是儿子们的表姐,符腾堡公国安托瓦内特·玛丽郡主成婚。但两人的婚姻并没有使得家庭变得亲密,安托瓦内特婚后很少照顾自己继子们的生活[7]

阿尔伯特及兄弟们少时由家庭教师克里斯多夫·弗洛尔舒茨负责他们的教育。青少年时代,他们在布鲁塞尔生活,并由阿道夫·凯特勒担任导师指导他们的学习[8]。等到长大成人,阿尔伯特又如诸多德国贵族子弟一样,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大学期间他研习法律、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艺术史,哲学家费希特和诗人施莱格尔曾担任过他的任课老师[9]。他擅长乐器演奏并在体育方面颇为优秀,尤其是击剑和马术[10]

婚姻

[编辑]
阿尔伯特亲王早年彩色照片,摄于1848年

1836年,阿尔伯特的叔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意图让阿尔伯特和他的表姐维多利亚结合[11]。当时,维多利亚是英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她的父亲,英王乔治三世的四子,肯特公爵爱德华·奥古斯都早在维多利亚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去世。而维多利亚的伯父,当时的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则没有婚生子女。她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维多利亚,来自于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国,是阿尔伯特的姑母。同时也是利奥波德一世的姐姐。1836年5月,利奥波德一世邀请他的兄长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及他的两个儿子与他的姐姐,维多利亚的母亲会面。不过,英王威廉四世反对与科堡家族的任何联姻。他更青睐于维多利亚与荷兰奥兰治王储的次子亚历山大王子能有所发展。维多利亚深知各种政治婚姻计划,所以谨慎的考量那些王子的资格[12]。她在日记中写到:“阿尔伯特非常英俊,有着和我一样颜色的头发,眼睛大而碧蓝。鼻子漂亮,牙齿洁白,嘴甜。他善于用表情表达自己的感受。”[13]而对于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则认为他“非常质朴”[13]

维多利亚在给她舅父利奥波德一世的信中表达了对于他的感谢:“你将未来的幸福送到我的身旁。这就是我亲爱的阿尔伯特……他拥有任何足以让我心情愉悦的气质”[14]。虽然,双方还没有正式接触,但双方家庭及幕僚都普遍认为婚姻只是早晚的问题[15]

1837年6月20日,时年18岁的维多利亚登基成为英国女王。此时,尽管她排斥如此匆忙的进入婚姻的殿堂,但在女王的信中,维多利亚展现了她对于阿尔伯特将要胜任的角色而具备的素养十分欣赏[16]。在1838年的冬季,阿尔伯特在科堡家族的机要顾问史都曼男爵的陪同下访问了意大利[17]

阿尔伯特于1839年10月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英格兰,就结姻一事拜访维多利亚女王[18]。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相见后互生情愫。10月15日,维多利亚向阿尔伯特提议举行大婚[19]。11月23日,维多利亚女王将与阿尔伯特的婚事下谕枢密院[20],决定于翌年2月10日,在圣詹姆斯宫皇家礼拜堂举行大婚典仪[21]。婚前,依据《国会法案》,阿尔伯特首先完成入籍[22],并依枢密院令被授予皇家尊号[1]

起初,阿尔伯特亲王并不被英国公众接受。他被认为来自一个偏远贫瘠、只相当于英国一郡方圆的小国[23]。时任首相墨尔本勋爵建议女王不授予她的丈夫以王驸的称号。基于民众中反日耳曼的情绪,国会不仅不让阿尔伯特亲王担任任何政治角色,甚至拒绝让他与女王同行[24]。墨尔本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及反对派利用婚姻进一步削弱阿尔伯特的地位。他们反对任何使阿尔伯特尊贵的行为,并且给他相较前例更少的岁用,从五万英镑改为三万英镑[25]。对此,阿尔伯特声言自己不需要英国贵族的头衔。他写到:“对于萨克森公爵来说,给我英国贵族的头衔的行为几乎是一种地位的降低,我自觉得比约克公爵或者肯特公爵要尊贵多了”[26]。在接下去的17年间,阿尔伯特通常被称为“尊贵的阿尔伯特亲王殿下”,直到1857年6月25日,维多利亚女王正式授予他王驸称号[27]

女王的丈夫

[编辑]
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 摄于1854

婚后阿尔伯特亲王的处境十分尴尬,这得益于政府对他的区别对待,所以这就造成了阿尔伯特最大的一个困扰。用阿尔伯特自己的话说:“我感到高兴与知足,但有一点难以弥补我的尊严。我只是一个丈夫,而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28]。当时,女王的家务一直是由维多利亚的老家庭教师兰辛男爵夫人负责。对此,阿尔伯特将兰辛比作“屋中恶龙”,并最终将她赶出王室[29]

婚后两个月,维多利亚女王被证实怀孕。阿尔伯特开始逐渐参与社会职务,他担任废奴协会主席(当时,尽管整个英帝国内,奴隶制已被废除,但在美国和法属殖民地等许多地方,这仍属合法。),并且私底下帮助女王处理一些政府文书[30]。1840年6月,阿尔伯特亲王和怀孕期间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乘坐马车出巡期间,受到一名名叫爱德华·牛津的歹徒的枪击。由于枪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加上他的勇敢和冷静,阿尔伯特获得媒体的好评[31]。阿尔伯特受公众的支持也加强了他的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在当年8月,议会便通过《1840年摄政法案》:“假使女王薨逝,而他们的孩子尚未成年,则由阿尔伯特摄行国政”[32]。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维多利亚公主出生。此后17年间,他们共有8个孩子陆续诞生。并且,他们的九个孩子都活到了成年。根据传记作家赫敏·霍布豪斯在其传记中所述这都归功于阿尔伯特的开明影响[33]。1841年年初,他成功的消除了兰辛夫人对于家庭的控制,并于翌年9月,使其永远离开英伦[34]

1841年大选以后,罗伯特·皮尔爵士取代墨尔本成为英国首相。罗伯特支持阿尔伯特出任威斯敏斯特宫复建工程皇家委员会的主席。1834年10月,威斯敏斯特宫被大火焚毁。时隔七年后,该宫殿开始重建工程。为赞助并购买工程所用的装饰绘画和雕塑,皇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并以此促进英伦艺术的精品。委员会的工作十分细缓,作为工程建筑师的查尔斯·巴里采纳了委员们的许多建议,包括建筑工程中结构性的一部分,即采用豪华家具来装饰房屋[35]。阿尔伯特在个人收藏和赞助者方面颇有成就。在他的著名藏品中就有早期的日耳曼和意大利油画,例如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阿波罗和戴安娜,以及弗拉·安杰利科殉难者圣彼得。此外,还有来自弗朗兹·克萨韦尔·温特哈尔艾德温·亨利·兰西尔的当代画作[36]。来自德累斯顿路德维希·格鲁纳博士从中帮助阿尔伯特亲王选购了一批高质量的作品[37]

1842年5月,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再度遭到枪击,所幸没有受伤。凶手约翰·弗朗西斯随即被拘捕并被判处死刑,尽管后来他还是被改判缓刑[38]。由于公众场合下,夫妇二人根据礼仪表现的十分刻板,因此早期并不受到公众欢迎,尽管二人在私底下十分的平易近人[39]。1844年年初,因为阿尔伯特父亲去世,阿尔伯特回到科堡赴丧,这也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婚后首次分离[40]

1844年,阿尔伯特采用现代化理念管理王室财政,并利用各种经济方法,使内帑充盈以致有足够资金购入怀特岛奥斯本宫,以此作为他们家庭的私人别墅[41]。随后的几年里,依据阿尔伯特和托马斯·丘比特的设计,奥斯本宫按照意大利风格被改建。阿尔伯特设计了庭院,改建房屋和农场[42]。阿尔伯特还经营并完善其他的皇室产业,他在温莎的示范农场一直为他的传记作家津津乐道[43]。并且在他的领导下,康沃尔公爵的财产和威尔士亲王世袭资产得到了稳步提升[44]

与诸多使用童工,并反对皮尔首相的谷物法的土地所有者不同,阿尔伯特亲王支持提高用工年龄,并且推行贸易自由化[45]。在1846年,阿尔伯特亲王就因曾参加议会下院关于谷物法讨论时,就暗中支持皮尔首相一事,遭到乔治·本廷克勋爵的指责[46]。在皮尔任首相期间,阿尔伯特亲王周围存在的王权形象更加显性[47]。他能处理所有女王的公文,起草她的信件,并在女王接见她的大臣的时候随伴在侧。甚至在女王不在的时候,单独召见他们[48]。时任枢密院职员的查尔斯·格维提及亲王的时候写到:“他就是国王,并拥有国王所有的意图和目的”[49]

改革与创新者

[编辑]

1847年,在与另一候选人柏伟思伯爵比较后,剑桥大学选举阿尔伯特亲王担任校长[50]。而柏伟思伯爵则在翌年一次狩猎中,为其子误杀[51]。在任剑桥大学校长期间,阿尔伯特积极推动大学课程现代化改革,例如除传统数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学外,增设现代历史和自然科学的课程教学[52]

那年夏季,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前往苏格兰西部拉根海湾度假,但那年该地区一直阴雨绵绵。从他们的私人医生詹姆士·克拉克爵士那里听到,医生的儿子喜欢在巴尔莫勒尔堡那个明媚干爽的假期。碰巧当年10月,巴尔莫勒尔堡的租客,罗伯特·戈登爵士去世。所以阿尔伯特随即与城堡主人法伊弗伯爵就租用就租用城堡一事进行洽谈[53]。翌年5月,阿尔伯特租下巴尔莫勒尔堡,此前他并未来过这里[54]。1848年9月,阿尔伯特夫妇和他们较大的子女首次莅临城堡,而这里他们享受到独有的私密时光。

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

政治上,因大范围经济危机,导致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纵观全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对外交大臣帕默斯顿采取的独立外交政策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将导致欧洲政局进一步不稳定[55]。阿尔伯特因在欧洲有众多皇亲,其中有一些甚至因革命被废黜,所以他十分关注欧洲形势。他和维多利亚的女儿路易斯公主也在当年出生。他们在较伦敦相对安全的奥斯本宫驻留了一段时间。尽管在英格兰有一些零星的示威游行,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革命发生。而且阿尔伯特以家长式作风,但仍不乏慈爱的方式表达观点的时候,他还是获得了公众的欢迎[56]。在改善劳工阶层条件学会的一次演讲上,他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上,享受的最少但最辛劳的社会阶层的同情和关心”。而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是那些深受老天眷顾,拥有地位、财富和良好教育的人们的责任”[57]

作为一个具有先进的以及相对宽松想法的人,阿尔伯特不仅引导着教育、福利、王室财政以及奴隶制的改革,他对已制造业中的应用科学和艺术也有着极大地兴趣[58]。阿尔伯特于1843年起担任皇家艺术学会的主席,1851年世界博览会起源于皇家艺术学会的每年的年展,并且世博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努力推动[44][59]。阿尔伯特作为1851年世博会的皇家委员会主席,为这个展会的每一阶段进展都据理力争[60]。在议会上院布罗汉姆勋爵极力反对这个在海德公园举办的展览[61]。展览的反对者预言,外国流氓和革命者将充斥着英格兰。那些人颠覆道德,摧毁信仰[62]。而阿尔伯特亲王认为这无稽可谈,并始终默默坚持,他始终相信,这是英国制造业接触国外优良产品的最好的契机[44]

1851年5月1日,在特别设计的,以玻璃建造的,闻名遐迩的水晶宫里,维多利亚女王为博览会揭幕[63]。本次博览会后被证明取得了极大地成功。展会盈余的18万英镑被用于在伦敦的南肯辛顿购买土地,并兴建起教育和文化机构,包括后来被命名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64]。而这片区域也被怀疑派称之为“阿尔伯特城”[65]

家庭和公众生活

[编辑]
阿尔伯特夫妇和他们的九个子女,从左至右分别为: 爱丽丝,黑森公爵夫人, 阿瑟亲王,康诺公爵, 阿尔伯特亲王, 爱德华七世, 利奥波德亲王,奥尔巴尼公爵 (在亲王前面), 露易丝公主,阿盖尔公爵夫人, 维多利亚女王及怀中的贝亚特丽斯公主,巴腾堡的亨利亲王妃, 阿尔弗雷德,萨克森-科堡与哥达公爵, 维多利亚长公主海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克里斯琴亲王妃

185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阿尔伯特拥有了巴尔莫勒尔堡的永久产权[66]。就像奥斯本宫一样,他对这一项目开始进行改造[67]。同年,他获得了数个职衔,以填补因惠灵顿公爵的去世而导致的空缺,其中包括英国领港公会会长和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上校。随着惠灵顿公爵的离去,阿尔伯特终于能够推行长期被拖延的军队现代化运动[68]。由于认为军队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并且基督教义比伊斯兰教义更好等观点,阿尔伯特建议在处理俄国奥斯曼帝国争端中采用外交手段解决。而帕默斯顿则相对更好战,并且倾向于采用遏制沙皇俄国进一步扩张的政策[69]。1853年12月,帕默斯顿离开内阁,但同一时期,俄国舰队则袭击了位于锡诺普的土耳其舰队。伦敦新闻界将这次袭击描述成一场大屠杀,因此帕默斯顿的支持率逐步攀升,而阿尔伯特的支持率却快速下滑[70]。两个星期以后,帕默斯顿重新出任内阁大臣。当公众对俄国行为群情汹汹之际,关于阿尔伯特因叛国罪而被捕的谣言也传的满天飞[71]。1854年3月,英国和沙俄被卷入克里米亚战争。为赢得这场战争,阿尔伯特策划一场在俄国经济穷困之际,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经典战役。在沙皇决定打一场单纯的防御战的时候,这一围城策略便成为盟军的战略[72]。由于英军装备落后、采用过时战术和策略的上了年纪的将军们使得英国国内早期乐观的情绪随着媒体报道逐渐消沉。由于联军准备不足,导致双方战争久拖不决。首相阿伯丁因此辞职,并由帕默斯顿接任[73]。最终通过谈判结束了这场战争,并签订了《巴黎条约》。战争期间,为让普鲁士保持中立,阿尔伯特安排了14岁的维多利亚公主与普鲁士腓特烈王子的政治联姻。但阿尔伯特亲王也尽可能的拖延婚礼的举行,直到维多利亚公主17岁。阿尔伯特亲王希望藉于此次联姻,能推动普鲁士扩大贸易自由化[74]

阿尔伯特始终致力于促进公众教育机构的发展。在一些会议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良好教育的必要性的演说[75]。1857年他的演讲集出版。因被视为是推动教育和科技进步的支持者,阿尔伯特经常被邀请到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讲。最著名的一次是他于1859年在阿伯丁举行的英国科学学会上发表的演讲,当时他是英国科学学会的主席[76]。他支持科学的言论常遭到来自教会的压力。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阿尔伯特曾建议给达尔文授勋,但最终被拒绝[77]

阿尔伯特还致力于家庭教育和王室产业的运营[78]。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利特尔顿夫人认为阿尔伯特极富耐心和善良,而在参与家庭活动时则精神矍铄[79]。当1858年年初,因长女嫁往普鲁士,阿尔伯特深陷离别之情[80]。加之对长子威尔士亲王不能成为他所期盼的那样又深感失望[81]。在长子七岁时,王储就被要求每天接受6个小时的学习,包括一小时德语和一小时法语[82]。但凡王储功课完不成,阿尔伯特亲王便会鞭打他[83]。当时,体罚很常见,没人觉得这是很苛刻的方法[84]。阿尔伯特的传记作家罗杰·富尔福德就王室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这样描述:“(王室成员间)友爱、情深和平凡……纵观内府文档和邸报,没有证据显示亲王与王储间产生嫌隙”[85]。传记作家菲利普·玛格努斯在他为爱德华七世所著的传记中写道“(阿尔伯特亲王)尝试培养他的孩子,使之青出于蓝胜于蓝。因为他爱孩子们也喜欢他们的陪伴。”[86]

晚年

[编辑]
1860年的阿尔伯特亲王

阿尔伯特亲王在1859年8月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痉挛。1860年秋,在科堡的一次旅行中,阿尔伯特独自一人驾驶一辆四轮马车。但马匹由于受到惊吓而疾驰狂奔,并冲向一辆停在铁路道口的货车。其中一匹马被撞死亡,阿尔伯特则及时跳车挽回一命。尽管此次事故中,他只是略有划伤和瘀伤,但毕竟受惊不小。事后,他曾对兄弟和长女维多利亚坦言,自觉时日无多[87]

1861年,维多利亚的母亲、阿尔伯特亲王的姑母,肯特公爵夫人因病去世。维多利亚伤心欲绝,尽管此时阿尔伯特病痛缠身,但他还是承担了大部分的女王职责[88]。1861年6月5日,皇家园艺公园开幕,阿尔伯特亲王主持开幕礼,这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场公共活动。8月,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到访爱尔兰,并参观了王储正在服役的沼泽军营。在这里,王储经同僚介绍认识了爱尔兰女演员娜丽·克里夫登[89]

11月,阿尔伯特夫妇返回温莎,而王储亦返回剑桥学习。这时期,阿尔伯特的两个表亲,葡萄牙的佩特罗五世费迪南德王子死于伤寒[90]。此时另一则消息又将王室推到风口浪尖,阿尔伯特亲王得知王储因卷入与娜丽·克里夫登的绯闻,这件绯闻在士绅、国外媒体间迅速传播[91]。阿尔伯特夫妇因儿子的不检点行为坐立不安,担心因此可能发生的勒索、丑闻,甚至未婚先孕[92]。这时,虽然阿尔伯特仍在病中,并且情绪低落,但仍亲往剑桥探望儿子,并与他讨论如何这一因轻佻所引发的事件[93][44]。在阿尔伯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一直受到背部和腿部疼痛所带来的困扰。

在外交上,时值美国南北战争,因“特伦特号”事件而使美英之间濒临战争状态。阿尔伯特当时已身患重病,但仍出面干预,使英国政府以较温和的方式处理了这场事件[94]。12月9日,阿尔伯特的主治医生之一的威廉·詹纳确证了亲王患上伤寒。不久阿尔伯特肺部出现充血现象,并于12月14日晚10时50分在温莎堡蓝厅走入生命的终点。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和九个孩子中的五个陪伴在侧[95]。当时,医生判断阿尔伯特亲王是死于伤寒,但近年来有些作家指出,阿尔伯特至少在两年前就有可能患上了如克罗恩病这种慢性疾病[96],所以肾衰竭或者是癌症才是他死亡的真正原因[97]

遗产

[编辑]
File:Albert Memorial, 伦敦 - May 2008.jpg
伦敦,阿尔伯特纪念碑
爱丁堡,阿尔伯特纪念碑

阿尔伯特亲王薨逝后,维多利亚女王深陷悲痛之中。而英国公众对于阿尔伯特的态度也从原先不温不火转向了同情[98]。在维多利亚以后孀居的日子里,她一直穿着黑色的服装,以此表达对亡夫的哀悼。并且在她与阿尔伯特一起生活过的房间里,物品的摆放乃至早晨洗漱的热水、床单、毛巾等依旧如常[99]。这种行为在当时许多富贾豪门中也并不多见[100]。维多利亚此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开始隐居,但这一行为也使得阿尔伯特亲王生前试图重塑一个君主制国家,使之变成道德社会,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社会的努力逐步被侵蚀。阿尔伯特当时引入一种政治原则,使英国王室应始终高于政治[101]。在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婚前,维多利亚执政之初,她便支持辉格党,并试图阻止曾想让她更换侍女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组建一个保守党政府[102]

阿尔伯特亲王故去后,梓宫暂厝于温莎城堡圣乔治礼拜堂[103]。一年后,梓宫入葬位于浮若阁摩尔宫的皇陵,但皇陵工程直至1871年才全部完成[104]。他和维多利亚最后的归宿,石棺,采用了英国有史以来开采出的最大单体花岗岩雕成[105]。尽管,阿尔伯特生前要求不树他的雕像,但整个大英帝国的每个城镇都有关于他的公共纪念碑[106]。诸多纪念物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和伦敦的阿尔伯特纪念碑。那些纪念碑体型巨大,以致狄更斯在和友人对话时说到感觉身处于难以接近的山洞,让人只想逃离[107]

在许多方面,还能看见以阿尔伯特亲王名字命名的事物,从非洲的阿尔伯特湖萨斯喀彻温省的阿尔伯特亲王市,还有皇家艺术学会的阿尔伯特奖章。此外还有四只英军部队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阿尔伯特亲王的第11轻骑兵队、轻步兵团、莱斯特郡骑兵团、来复枪旅。1850年代,他和维多利亚女王造访汉普郡奥尔德肖特的守备城时表现出浓厚兴趣。在那里有一座木制的皇家行宫,夫妇二人经常驻跸于此,并参与军队考核[108]。至今,人们还能在那里看到一座由阿尔伯特建立并赠书的阿尔伯特亲王图书馆[109]

在他死后,关于他的传记陆续出版,但多为充满褒扬之词。由维多利亚女王授权和监督下,西奥多·马丁撰写成五卷巨著,其中很明显的可以见到女王施加的影响。但这也是最详尽地描述阿尔伯特生平的传记[110]林顿·斯特来彻于1921年撰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则更具批判性,但其中一些被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些传记作家,诸如罗杰· 富尔福德赫克特·波里索通过女王的日记和信件等证实了《维多利亚女王传》的一些内容并不足信[111]。例如普遍认为是由阿尔伯特亲王将圣诞树引入英国,然而发现证明了这是一种谣传[112]。最近一些传记作家,例如斯坦利·温特劳博,将阿尔伯特亲王塑造成一个英年早逝,并被爱人怀念一生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44]。2009年电影《年轻的维多利亚》中,由鲁伯特·弗里德饰演的阿尔伯特亲王则被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电影中有片段描述了1840年那次枪击,阿尔伯特为此挡下一颗子弹,但事实中,他并没有在事故中受伤[113][114]

头衔与荣誉、纹章

[编辑]
着嘉德骑士、巴斯勋章礼服的阿尔伯特亲王

头衔

[编辑]
  • 1819年8月26日-1826年11月12日:尊贵的萨克森公爵,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尔德的阿尔伯特王子殿下。
  • 1826年11月12日-1840年2月6日:尊贵的萨克森公爵,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王子殿下
  • 1840年2月6日-1857年6月25日:尊敬的萨克森公爵,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殿下[1]
  • 1857年6月25日-1861年12月14日:尊敬的阿尔伯特亲王殿下[27]

荣誉

[编辑]

纹章

[编辑]
阿尔伯特亲王纹章(1840年获得)

在1840年,与维多利亚女王成婚后,阿尔伯特亲王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纹章。纹章虽属皇家徽章,但也有所不同。纹章上的封印绶带为齿耙型,并纹以圣乔治十字,四分之一盾面采用萨克森家纹[1][117]。盾面的第一和第四部分,采用配有纹圣乔治十字的齿耙型的英国皇家纹章,第二和第三部分盾面为萨克森家纹,即金、黑相间配以斜贯盾面的绿色芸香王冠[118]。亲王纹章是一个特例,其本身并不完全符合纹章学规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119]。婚前,阿尔伯特则是使用父亲的纹章。

纹章中部以嘉德勋章的标志吊袜带围绕盾牌,吊袜带上方设计有一顶皇冠和六个带有代表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顶饰。从左到右分别为:1.象征马克伯国顶饰:红色公牛头,公牛头部带有王冠,牛鼻穿有银环,王冠底圈红白相间。2.代表图林根的顶饰:金色宝冠,其上伸出两个银色水牛角,水牛角分为五等分,每个等分的位置延伸出三片菩提树叶。3.象征萨克森的顶饰:金色宝冠,其上延伸出萨克森家族纹章,纹章呈塔形,其上再配有金宝冠,宝冠上方饰有三片孔雀羽毛。4.象征迈森的顶饰:银须长着,衣领和帽子的颜色红白相间,帽尖同样有三片孔雀羽毛。5:象征尤利西公国的顶饰:一只金毛、黑翅、红喙,颈部一圈红色的狮鹫。6.象征贝尔格公国的顶饰:带有12片孔雀羽毛的金色宝冠[118]

由头戴冠冕象征英格兰的狮子,和象征苏格兰独角兽左右扶持纹章。纹章下部的绶带用德文写有阿尔伯特的座右铭,同时也是阿尔伯特亲王第11轻骑兵队的口号:忠诚和肯定[118]

根据惯例,阿尔伯特的所有男性后裔均有权在自己的纹章中央加入萨克森公国的纹章。然而1917年,因为一战,英王乔治五世放弃了在纹章中的萨克森公国这一德国元素[120]

子嗣

[编辑]
Name Birth Death Spouse (years of birth & death) and children[121][122]
维多利亚公主
长公主
184011月21日
1840年
19018月5日
1901年
1858年腓特烈三世结婚
四子,四女,子女包括威廉二世、希腊索菲王后、芬兰玛格丽特王后(未受承认)
艾伯特·爱德华王子
威尔士王子
爱德华七世
184111月9日
1841年
19105月6日
1910年
1863年丹麦的亚历山德拉公主结婚;
三子,三女, 子女包括乔治五世、挪威毛德王后
艾丽斯公主 18434月25日
1843年
187812月14日
1878年
1862年和黑森和莱茵大公路德维希四世结婚(1837–1892)
两子,五女,子女包括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菲利普亲王为艾丽斯公主的后代
阿尔弗雷德王子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公爵爱丁堡公爵
Admiral of the Fleet
18448月6日
1844年
19007月31日
1900年
1874年和俄罗斯帝国的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女大公结婚 (1853–1920);
两子,四女,子女包括罗马尼亚玛丽王后
海伦娜公主 18465月25日
1846年
19236月9日
1923年
1866年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索恩德堡-奥古斯腾堡的克里斯蒂安王子结婚(1831–1917);
四子(一个死胎),两女,
路易丝公主 18483月18日
1848年
193912月3日
1939年
1871年和第九世阿盖尔公爵约翰·道格拉斯·萨瑟兰·坎贝尔(后来的加拿大总督)结婚
没有后嗣
阿瑟王子
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
加拿大总督(1911–1916年)
18505月1日
1850年
19421月16日
1942年
1879年和普鲁士的路易丝·玛格丽特公主结婚(1860–1917)
一子,两女,长女为瑞典玛格丽特太子妃,女婿即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利奥波德王子
Duke of Albany
18534月7日
1853年
18843月28日
1884年
1882年和瓦尔戴克-皮埃蒙特的海伦娜公主结婚(1861–1922);
一子,一女,
贝亚特丽斯公主 18574月14日
1857年
1944 10月26日
1944年
1885年和巴腾堡的亨利王结婚(1858–1896);
三子,一女,子女包括西班牙维多利亚王后

祖先

[编辑]

相关条目

[编辑]

参考资料

[编辑]
  1. ^ 1.0 1.1 1.2 1.3 第19821號憲報. 伦敦宪报. 7 February 1840: 241 [20 August 2011]. 
  2. ^ Hobhouse 1983,第2页; Weintraub 1997,第20页Weir 1996,第305页.
  3. ^ Ames 1968,第1页Hobhouse 1983,第2页.
  4. ^ e.g. Montgomery-Massingberd 1977,第259–273页.
  5. ^ Weintraub 1997,第25–28页.
  6. ^ Hobhouse 1983,第4页Weintraub 1997,第25–28页.
  7. ^ Weintraub 1997,第40–41页.
  8. ^ Hobhouse 1983,第16页.
  9. ^ Ames 1968,第15页Weintraub 1997,第56–60页.
  10. ^ Weintraub 1997,第60–62页.
  11. ^ Hobhouse 1983,第15–16页Weintraub 1997,第43–49页.
  12. ^ Weintraub 1997,第43–49页.
  13. ^ 13.0 13.1 Victoria quoted in Weintraub 1997,第49页.
  14. ^ Weintraub 1997,第51页.
  15. ^ Weintraub 1997,第53, 58, 64, and 65页.
  16. ^ Weintraub 1997,第62页.
  17. ^ Hobhouse 1983,第17–18页Weintraub 1997,第67页.
  18. ^ Fulford 1949,第42页Weintraub 1997,第77–81页.
  19. ^ Fulford 1949,第42–43页; Hobhouse 1983,第20页Weintraub 1997,第77–81页.
  20. ^ Fulford 1949,第45页; Hobhouse 1983,第21页Weintraub 1997,第86页.
  21. ^ Fulford 1949,第52页Hobhouse 1983,第24页.
  22. ^ 第19826號憲報. 伦敦宪报. 14 February 1840: 302 [20 August 2011]. 
  23. ^ Fulford 1949,第45页.
  24. ^ Weintraub 1997,第88页.
  25. ^ Weintraub 1997,第8–9 and 89页.
  26. ^ Quoted in Jagow 1938,第37页.
  27. ^ 27.0 27.1 第22015號憲報. 伦敦宪报. 26 June 1857: 2195 [20 August 2011]. 
  28. ^ 阿尔伯特致威廉·冯·劳恩斯坦因一信, 源自 Hobhouse 1983,第26页.
  29. ^ Fulford 1949,第59–74页.
  30. ^ Weintraub 1997,第102–105页.
  31. ^ Weintraub 1997,第106–107页.
  32. ^ Weintraub 1997,第107页.
  33. ^ Hobhouse 1983,第28页.
  34. ^ Fulford 1949,第73–74页.
  35. ^ Ames 1968,第48–55页; Fulford 1949,第212–213页Hobhouse 1983,第82–88页.
  36. ^ Ames 1968,第132–146, 200–222页Hobhouse 1983,第70–78页. The National Gallery, 伦敦, received 25 paintings in 1863 presented by Queen Victoria at the Prince Consort's wish. See external links for works in the Royal Collection.
  37. ^ Cust 1907,第162–170页.
  38. ^ Weintraub 1997,第134–135页.
  39. ^ Ames 1968,第172页; Fulford 1949,第95–104页Weintraub 1997,第141页.
  40. ^ Ames 1968,第60页Weintraub 1997,第154页.
  41. ^ Fulford 1949,第79页; Hobhouse 1983,第131页Weintraub 1997,第158页.
  42. ^ Ames 1968,第61–71页; Fulford 1949,第79页; Hobhouse 1983,第121页Weintraub 1997,第181页.
  43. ^ Fulford 1949,第88–89页Hobhouse 1983,第121–127页.
  44. ^ 44.0 44.1 44.2 44.3 44.4 Weintraub 2004.
  45. ^ Fulford 1949,第116页.
  46. ^ Fulford 1949,第116页Hobhouse 1983,第39–40页.
  47. ^ Hobhouse 1983,第36–37页.
  48. ^ Fulford 1949,第118页.
  49. ^ Greville's diary volume V, p. 257 quoted in Fulford 1949,第117页.
  50. ^ Fulford 1949,第195–196页; Hobhouse 1983,第65页Weintraub 1997,第182–184页.
  51. ^ Weintraub 1997,第186页.
  52. ^ Fulford 1949,第198–199页; Hobhouse 1983,第65页Weintraub 1997,第187 and 207页.
  53. ^ Weintraub 1997,第189–191页.
  54. ^ Weintraub 1997,第193, 212, 214 and 203 and 206页.
  55. ^ Fulford 1949,第119–128页Weintraub 1997,第193, 212, 214 and 264–265页.
  56. ^ Weintraub 1997,第192–201页.
  57. ^ 1848年5月19日,《泰晤士报》第六版,《劳工阶层的条件》
  58. ^ Fulford 1949,第216–217页Hobhouse 1983,第89–108页.
  59. ^ Fulford 1949,第219–220页.
  60. ^ e.g. Fulford 1949,第221页.
  61. ^ Fulford 1949,第220页.
  62. ^ Fulford 1949,第217–222页.
  63. ^ Fulford 1949,第222页Hobhouse 1983,第110页.
  64. ^ Hobhouse 1983,第110页.
  65. ^ Ames 1968,第120页; Hobhouse 1983,第x页Weintraub 1997,第263页.
  66. ^ Hobhouse 1983,第145页.
  67. ^ Weintraub 1997,第270–274 and 281–282页.
  68. ^ Hobhouse 1983,第42–43, 47–50页Weintraub 1997,第274–276页.
  69. ^ e.g. Fulford 1949,第128, 153–157页.
  70. ^ Weintraub 1997,第288–293页.
  71. ^ Fulford 1949,第156–157页Weintraub 1997,第294–302页.
  72. ^ Stewart, Jules的《阿尔伯特:一生》 (2012) p. 153-154
  73. ^ Weintraub 1997,第303–322, 328页.
  74. ^ Weintraub 1997,第326 and 330页.
  75. ^ Hobhouse 1983,第63页.
  76. ^ Darby & Smith 1983,第84页; Hobhouse 1983,第61–62页Weintraub 1997,第232页.
  77. ^ Weintraub 1997,第232页.
  78. ^ Fulford 1949,第71–105页Hobhouse 1983,第26–43页.
  79. ^ Fulford 1949,第95页Hobhouse 1983,第29页.
  80. ^ Fulford 1949,第252页Weintraub 1997,第355页.
  81. ^ Fulford 1949,第253–257页Weintraub 1997,第367页.
  82. ^ Fulford 1949,第255页.
  83. ^ Fulford 1949,第256页.
  84. ^ Fulford 1949,第260页.
  85. ^ Fulford 1949,第261–262页.
  86. ^ 菲利普·玛格努斯 (1964) 爱德华七世, pp. 19–20, 引自Hobhouse 1983,第28–29页.
  87. ^ Weintraub 1997,第392–393页.
  88. ^ Hobhouse 1983,第150–151页Weintraub 1997,第401页.
  89. ^ Weintraub 1997,第404页.
  90. ^ Weintraub 1997,第405页.
  91. ^ Hobhouse 1983,第152页Weintraub 1997,第406页.
  92. ^ Weintraub 1997,第406页.
  93. ^ Hobhouse 1983,第154页Fulford 1949,第266页.
  94. ^ Hobhouse 1983,第154–155页; Martin 1874–80,第418–426, vol. V页Weintraub 1997,第408–424页.
  95. ^ Darby & Smith 1983,第3页; Hobhouse 1983,第156页Weintraub 1997,第425–431页.
  96. ^ Paulley, J.W. The death of Albert Prince Consort: the case against typhoid fever. QJM. 1993, 86 (12): 837–841. 
  97. ^ Hobhouse 1983,第150–151页.
  98. ^ Darby & Smith 1983,第1页; Hobhouse 1983,第158页Weintraub 1997,第436页.
  99. ^ Darby & Smith 1983,第1–4页Weintraub 1997,第436页.
  100. ^ Weintraub 1997,第438页.
  101. ^ Fulford 1949,第57–58, 276页Hobhouse 1983,第viii, 39页.
  102. ^ Fulford 1949,第67页Hobhouse 1983,第34页.
  103. ^ Darby & Smith 1983,第21页Hobhouse 1983,第158页.
  104. ^ Darby & Smith 1983,第28页Hobhouse 1983,第162页.
  105. ^ Darby & Smith 1983,第25页.
  106. ^ Darby & Smith 1983,第2, 6, 58–84页.
  107. ^ 查尔斯·狄更斯致 约翰·李奇一信,引自Darby & Smith 1983,第102页Hobhouse 1983,第169页.
  108. ^ Hobhouse 1983,第48–49页.
  109. ^ Hobhouse 1983,第53页.
  110. ^ Fulford 1949,第ix–x页.
  111. ^ 例如Fulford 1949,第22–23, 44, 104, 167, 209, 240页.
  112. ^ Armstrong 2008.
  113. ^ Jurgensen 2009.
  114. ^ Knight 2009.
  115. ^ Weir 1996,第305页.
  116. ^ 116.0 116.1 116.2 116.3 116.4 Burke's Peerage, 1921, p. 3.
  117. ^ Louda & Maclagan 1999,第30, 32页.
  118. ^ 118.0 118.1 118.2 Pinches & Pinches 1974,第329, 241, 309–310页.
  119. ^ Boutell & Aveling 2010,第285页.
  120. ^ Boutell 1863,第256页.
  121. ^ Whitaker's Almanack (1900) Facsimile Reprint 1998, 伦敦: Stationery Office, ISBN 0-11-702247-0, p. 86
  122. ^ Whitaker's Almanack (1993) Concise Edition, 伦敦: J. Whitaker and Sons, ISBN 0-85021-232-4, pp. 134–136

资源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