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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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哈特·潘能伯格[1]（Wolfhart Pannenberg，1928年10月2日—2014年9月5日），德国信义宗神学家。

生平与经历[编辑]

1928年生于德国什切青。其父为政府海关官员，常因职调动而举家搬迁。1942年潘能伯格一家迁住柏林。1944年3月柏林遭空袭时，潘能伯格家的房子也遭破坏。战乱期间，潘能伯格开始阅读哲学著作，特别是尼采的作品，尼采说服了年轻的潘能伯格，使之愤世嫉俗于当前世界的混乱。

1945年1月6日的奇妙经验：在放学回家途中，因着落日余晖美景，感受到大自然奇妙，感叹于创造的奇妙大工，当下自觉自己与浩瀚宇宙相比实在渺小。当时潘能伯格只是被当下的情景感动，但待日后却成为他生命深处渴望再次临近的渴望。潘能伯格曾被征召入伍，但因患疥疮没有被调派出战。1945年春天，英军进入德国北部，潘能伯格成为战俘。当德国战败后，在1945年夏天潘能伯格被释放重返学校，潘能伯格第一次对基督教产生正面的观感，来自于他此时的德国文学老师，他从老师身上发现基督徒生活中丰盛，与活在上帝中所展现出的积极正面价值，这使他重新思考尼采笔下所言不济的基督徒并非是全面的。在他十七岁开始思索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同时亦希望找到1945年1月6日那次特别经验的解释，至此刻在生活中获得的见证，促使他日后成为基督徒，甚至成为牧师。

1947年春天，潘能伯格进入东柏林洪堡大学的哲学及神学系，准备以神学家作其终身抱负。1948年秋，潘能伯格转往哥廷根大学一年，受业于高嘉顿（Friedrich Gogarten）与及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两位名师门下。1950年秋天，转往海德堡大学进修神学，受冯拉德（Gerhard von Rad）的影响，对旧约圣经中古代以色列的历史及传统发生兴趣，使其对系统神学、哲学、教会历史的兴趣扩展至圣经研究方面。潘能伯格在圣经研究学上领略历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卡尔·洛维特的历史哲学亦引发潘能伯格对历史作哲学及神学性的探讨。因当时海德堡大学的系统神学部仍未将当代圣经研究与及哲学的讨论引入系统神学的议程，因此潘能伯格与同学组织自学小组，将冯拉德的释经学引进系统神学的讨论中。后来这小组（即海德堡小组或称潘能伯格小组）于1961年出版《启示即为历史》（Revelation as History）一书，为潘能伯格的历史神学研究揭开序幕。

1953年潘能伯格完成博士论文，1955年再以《中世纪类比教条》（Doctrine of Analogy）为题的论文获得通过教授认可资格。同年接受按立成为海德堡大学教堂牧师。自此潘能伯格开始在海德堡大学任神学讲师，并继续研究在哲学及神学历史中类比的观念。在1960年初，海德堡小组所发表关于启示的研究受到多方面的批判，潘能伯格调整研究重点在对启示的研究上，反而对于类比观念的历史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发表，但此研究却也令潘能伯格对苏格拉底前期到现代的思想史更加熟悉。

1958年潘能伯格成为乌柏途神学院（德语：Kirchliche Hochschule Wuppertal/Bethel）系统神学教授，与莫特曼共事三年。这段时间是潘能伯格开始严格地进行他的系统神学研究，如人类学及基督论。1961年潘能伯格出任美因茨大学系统神学教授，开始对整个基督教教义及伦理学进行彻底的消化。经过多年时间，潘能伯格开始将各方面的课题整合，形成系统化的主题。

神学思想[编辑]

思潮背景与挑战[编辑]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一片反战声浪，战争带来的大规模屠杀与恶事让人失去相信上帝的理由，人们再次从世俗与人文的基础上找寻对未来的盼望，神死运动冲击基督信仰，进程神学所主张的上帝被矮化成为只有临在性的上帝。反对信仰走向世俗化或无神化的神学家有些选择遁入神秘主义，有些选择拥抱信条主义，或是表现出反智的情绪。[2] 潘能伯格曾经历纳粹德国与斯大林东欧两个极黑暗的政治环境，使他体悟到世上没有任何政治体系可以反映未来上帝的国度那般完美的社会结构。[3]

潘氏十分欣赏巴特早期强调圣经中神的主权的论点，但师事巴特后，对于老师将自然知识与基督里的启示二分的对立看法不赞同，潘能伯格后来的研究方向之一，便是要证明　神的启示与这个被造的世界并非矛盾，而是成全。并且相信在一般性的世俗经验中也可以找到存在其中的宗教意义，而历史的过程中亦可以发现救赎与创造之间的连续性。[4]

潘能伯格认为，启蒙运动以科学工具与历史批判来重塑过去的方法，反而使得事件的历史性变得更不确定，同时信仰也失去其历史的基础。而启蒙运动对基督信仰基础带来的理性革命，也导致教会兴起只注重信心抉择的敬虔主义。同时，基要派沉迷时代主义的前千禧年末世论，引起其他温和派、自由派、新正统派的信徒不再关注基督再来与未来的事件[5] 。这些的转变都使得神学从社会之中隐身失去立足点。后启蒙时期的神学虽然转向重生的主观经验，不再以历史事件为信仰的根基，但如此立论必定会面对哲学与历史的挑战。[6] 而信仰若要在社会中站稳脚步，就必须有真理在其中。因此，神学是一门公共的学问，神学的反省、重建过程，就是为了追求、回答普世性关于真理的问题，这也是神学存在的目的与使命。[7]

上帝论[编辑]

上帝论（The Doctrine of God）对潘能伯格来说是最难处理的，因为必须先处理哲学意义上的上帝观，再进入神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话，然后才能更有效地发展出一套上帝观。1967年潘能伯格针对基于新约圣经研究中对于耶稣宣扬上帝国的来临与狄尔泰对经验的历史意义（Historicity of Experience）分析的结果，发表《上帝乃未来的力量》（God as the power of the future）。一直到1988年发表的《形而上学与上帝概念》（德文：Metaphysik und Gottesgedanke，英译Metaphysics and the Idea of God）一书及其《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 第一册，潘能伯格的上帝观才算成熟，《系统神学》第二册于1991年出版，第三册在1993年出版。

基督论[编辑]

潘能伯格早期提出“启示乃历史”（Revelation as History）与“由下而上的基督论”（Christology from Below）观点，着重以“从历史进路建构基督论”的方法论，企图透过对历史上的基督研究，找到耶稣道成肉身的价值，并通过历史的基督来寻见基督将之表现出来的上帝。而现在，他却强调启示乃历史与上帝的说话，着重“由下而上的基督论”与“由上而下的基督论”（Christology from Above）的结合，改变他的方法论以“从三一论进路建构基督论”来强调上帝启示与基督使命完成的平衡。

潘氏藉用了马丁路德的观点“从本质而言，信心不可能自我产生，必须出自在它以外的基督”，也就是说，信心必须有历史作为基础，因为信心信靠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上帝。如此，上帝在历史中的启示就必须成为信仰的根基，历史的启示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因此可以成为普世性的启示，历史的知识成为信仰的根基，而信仰也成为认识真实历史的知识。[8]

末世本体论[编辑]

潘能伯格令人瞩目的是他对神学本质的了解及神学所牵连的真理。他认为宗教信仰不该是退隐在后的，过去两个世纪的神学，已转变成只重视信心抉择的敬虔主义，在神学里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路线，他企图要改变并纠正这种错误。潘能伯格对神学职责的基本概念，以理性与希望这两个互赖的焦点为重心。他阐明神学乃是一种理性的努力，他的神学关注完全以末世为重心所陈明的一种希望，因为他整个系统神学的焦点都集中在末世。因此末世本体论成为他神学观的重心，以及对神是灵的推理。在他的观点：圣经的国度信息全然都属末世，因为到那时上帝将统管万有；而这个国度（天国）透过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已经进入人类历史之中，换言之，基督徒团体正在处于末世、也正迈向末世。

注释[编辑]

  1. ^ 中文译名有潘能博、潘宁博、潘能伯、潘能伯格，本条目使用“潘能伯格”是因目前多数中国学者使用此译名。
  2. ^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1998。p.203
  3. ^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1998。p.223-224
  4. ^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1998。p.224
  5. ^ 奥尔森(Olson, Roger E.)。《神学的故事》。吴瑞诚、徐成德译。台北：校园，2002。p.710-711
  6. ^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1998。p.225-226
  7. ^ 葛伦斯(Stanley J. Grenz)、奥尔森(Roger E. Olson)。《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刘良淑、任孝琦译。台北：校园，1998。p.226
  8. ^ 简河培(Conn, Harvie M.)。《认识现代神学》。赵中辉、宋华忠译。台北：改革宗出版社，2012，p.93

参考资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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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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