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变

天津事变，又称天津事件或便衣队暴乱，是1931年11月发生在天津的一次政治事件。事件由时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划，目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快建立“满洲国”的进程，将末代清帝溥儀从其居住的天津日租界秘密带往东北。为实现这一目的，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制造了一系列骚乱与冲突，史称“天津事变”。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企图建立由其控制的满洲国，并计划拥立溥儀为元首。除在东北推行这一计划外，日本方面还意图在天津制造新的事端。

同年9月23日上午，关东军参谋长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四人会议。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在会上提出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王族共和国”。日本中央军事机构随后根据该方案制定了《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并派土肥原前往天津，秘密制造混乱，同时策划将溥仪带往东北。

11月初，土肥原贤二由沈阳潜入天津。据《益世报》1931年11月3日报道，土肥原已于11月2日秘密抵达天津，并入住常盘旅馆。11月4日，该报记者再次证实土肥原确实已在天津多日，行踪诡秘，并分析其来津目的，其中包括挟持溥仪赴东北及在天津制造社会混乱。中国方面在获取相关情报后也作出了相应准备。与此同时，日本方面雇佣了两千余人，多为土匪、兵痞、流氓及吸毒者，每人每日仅以几角钱雇用。

尽管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反对相关计划，土肥原仍接近居住在天津的溥仪。早在10月某夜，他便秘密进入溥仪所居的静园。土肥原以恭顺口吻向溥仪劝说，称张学良统治下的满洲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与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日本因此才被迫出兵。他强调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帮助满洲人民建立新国家”，并表示“国不可一日无主”，敦促溥仪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以领导新政权。溥仪当即表示同意，但因日本军部与内阁意见尚未统一，他最终犹豫不决。

11月5日，溥仪在天津召集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袁大化、鐵良等人商议赴东北之事（陈宝琛反对，郑孝胥赞同）。11月6日，土肥原贤二更以果筐暗藏炸彈送至溥仪处，以示威胁。

冲突

1931年11月8日夜11时（一说10时30分），土肥原贤二策动张璧、李际春等率千余人分三路从天津日租界突袭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并得到日军炮火支援。城内交通随即中断，商铺关门，难民四散，大批平民在混乱中伤亡。天津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

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命令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解方与贾陶、孙铭久、黄冠南等人坚守省市政府。解方亲率部属作战，戎装佩刀，冲锋在前。一区六所争夺最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保安队与便衣队交替攻防，战况反复。至深夜11时30分，便衣队企图袭击闸口电话局，一区一所被其短暂占据，其余各处则被保安队击退。保安队共击毙暴乱分子60余人，俘获300余人，并处决40余人。随后，日租界及邻近中国管区宣布戒严，日军装甲车以“保护”为名开至静园，溥仪则按土肥原安排秘密离开住所。

11月9日，天津军营在日方要求下撤退至距日租界三百米处，便衣队一度攻占省政府。11月10日，暴乱持续，张学良增调两旅进驻天津，张璧逃往沈阳。日军舰艇驶入天津，并在塘沽炮击。11月13日，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协助下，溥仪经大沽秘密离津，郑孝胥、郑垂父子随行，当日抵达营口。暴乱至11月12日渐趋平息。15日，东北军当局在谈判中妥协，答应日方部分要求，但日军仍炮击河北省政府与公安局。

11月26日，日军再次联络张璧、李际春等人发动暴乱。当晚，日租界电灯熄灭，日军彻夜炮轰华界。暴徒袭击省、市政府及电话局等处。27日日军继续炮击，并要求中华民国军队撤出二十里外，停止军事行动和反日运动。日舰同时驶向天津。冲突延续至29日，河北省政府被迫求和，主席王树常下令部队进一步后撤。30日保安队亦退出市区，并撤离所有防御工事。日军随后进入华界，中国警察也被迫撤出。中国军队在民众哭泣声中撤离，许多市民含泪相送。12月1日起，日租界部分街道恢复照明，日本商人悬挂日本国旗庆祝，并强迫中国居民一同悬挂，否则将面临惩处。

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授予解方、贾陶、孙铭久、黄冠南四人青天白日勋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而发动事变的土肥原则感叹：“想不到学生（指解方）打老师这么狠。”

便衣队员身份

便衣队员马龙亭在供述中称，他们从万国公寓领取枪支，并在日本人指导下接受训练。据其交代，其支队部设在日租界余庆里5号，各分队分别驻扎于万国公寓和华中公寓。枪支由万国公寓统一发放，其中第一分队领取手枪20支，第二分队领取25支，第三、第四分队各领取20支，每支枪配发子弹100发。伙食费标准不一，每人每日约有1元或6角、4角之差异。马龙亭共领取5000元经费。各分队领枪后，被分派至中原公司、卫生池、老九章、芦庄子等地布防，准备向华界进攻。行动过程中，日本人持枪在后方督促，而当便衣队推进至中日交界地带时，日本人随即撤退，并拉上电网，导致其部队进退维谷，最终被捕。

另一名便衣队员张金海供称，自己原先居住在塘沽太古码头大窝伙的小房子里，以给船只卸货维生，每日收入仅约两角。后来受人招募为日本人充当便衣队成员，并在日本军官的严格操练下接受训练，每日可得大洋两角。某日下午一点多钟左右，他与其他七人各携带手枪，乘车赴天津卫，准备在谦德庄8号集合以探听消息。途中从天津东站至东浮桥时，遭保安队查获。

相关条目

• 天津日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