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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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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軍東征收復失地運動的一部分

塞巴斯蒂安·马默罗英语Sébastien Mamerot编《海外纪行英语Passages d'outremer》中让·科隆布英语Jean Colombe所绘伊纳卜战役英语Battle of Inab插图(约1473年–1474年)
日期1147年–1149年
地点
结果§ 余波
领土变更
参战方
指挥官与领导者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1149年)是第二次自欧洲发动的大规模十字军行动。起因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年—1099年)期间由鲍德温于1098年建立的埃德萨伯国于1144年被赞吉率领的塞尔柱军队攻陷。该伯国是最早建立的、最先灭亡的十字軍國家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教宗恩仁三世宣布,在东方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和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也有其他欧洲贵族协助。两位国王的军队分别穿越欧洲行军。在穿越拜占庭领土进入安納托利亞之后,这两支军队又各自被塞尔柱突厥人击败。主要的西方基督教史料(德伊的奥多英语Odo of Deuil)及叙利亚基督教史料都声称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曾秘密阻挠东征,据说他在安纳托利亚曾蓄意下令突厥人攻击十字军。然而,这一所谓破坏行为很可能是奥多捏造的,他将帝国视为障碍;而且曼努埃尔皇帝在政治上也没有这样做的理由。路易和康拉德于1148年抵达耶路撒冷,其残余军队欠考虑地进攻大马士革英语Siege of Damascus (1148),以撤退告终。十字军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动则取得了成功,征服包括后来葡萄牙帝國首都里斯本在内的若干地区。

最初对以Quantum praedecessores为开头的十字军诏书英语Crusade bull反响并不热烈,甚至当人们明确得知国王路易将亲自参加远征之后,这道诏书还不得不再次颁布。路易在教宗前就已独立考虑发动远征,并于1145年在布尔日召开的圣诞宫廷会议上宣布这一意向。关于路易是在筹划属于自己的十字军东征,还是仅是朝圣英语Christian pilgrimage,学界仍有争议,仅确定他希望履行其已故兄长菲利普所立下的前往圣土的誓愿。路易很可能在尚未得知这道诏书时已经作出这一决定。无论如何,修道院院长叙热及其他贵族并不赞成路易的计划,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离开王国数年之久。路易随后征询格莱福的伯尔纳铎的意见,后者建议他回去向教宗恩仁请示。到那时,路易无疑已经听说了诏书,而恩仁也热情支持路易的十字军行动。1146年3月1日,这道诏书再次发布,恩仁授权伯尔纳铎在整个法国宣讲其内容。[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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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徳萨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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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及1101年的小规模十字军行动后,东方建立了三个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國安條克公國埃德萨伯国。第四个十字军国家的黎波里伯国于1109年建立。埃德萨位于最北端,同时也是这些国家中最为薄弱、人口最少的一个,因此经常遭到周边由阿爾圖格王朝達尼什曼德王朝塞爾柱王朝统治的穆斯林国家的攻击。[2]1104年,在哈兰战役英语Battle of Harran中战败后,埃德萨伯爵鲍德温二世库特尼的若瑟兰被俘。1118年,鲍德温即位为耶路撒冷国王,若瑟兰继任埃德萨伯爵。虽然埃德萨在1125年的阿扎兹战役英语Battle of Azaz (1125)后有所恢复,但若瑟兰于1131年战死。他的继任者若瑟兰二世被迫与拜占庭帝国结盟,但在1143年,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和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先后去世。若瑟兰还与的黎波里伯爵和安条克亲王发生过争执,埃德萨因而失去强大的盟友。[3]

同时,摩苏尔阿德貝格赞吉于1128年将阿勒颇纳入其统治之下,此地是叙利亚地区英语Syria (region)权力的关键所在,长期在摩苏尔与布里迪王朝统治的大马士革之间争夺。赞吉和鲍德温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大马士革;1129年,鲍德温1129年十字军东征英语Crusade of 1129失败。[3]大马士革后于1139年和1140年被赞吉围攻时与富尔克结盟[4],由编年史家乌萨马·伊本·蒙克敦英语Usama ibn Munqidh促成。[5]

1144年末,若瑟兰二世与阿尔图格王朝结盟,率领几乎全部军队离开埃德萨,以支援阿尔图格军队对抗阿勒颇。赞吉则试图利用1143年富尔克去世所造成的局势,向北进军围攻埃德萨;经过一个月的围困,埃德萨于1144年12月24日陷落。耶路撒冷方面曾派遣耶尔日的马纳塞斯英语Manasses of Hierges米利的菲利普英语Philip of Milly等人前来救援,但他们抵达时已为时过晚。若瑟兰二世随后以图尔贝塞尔英语Gündoğan, Oğuzeli为中心继续统治伯国残余领地,但其余地区逐渐被穆斯林占领,或被出售给拜占庭人。赞吉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被誉为“信仰的捍卫者”和“胜利之王”(阿拉伯語:الملك المنصور)。他并未如人们所担忧的那样继续进攻埃德萨的残余领土或安条克公国,而是由于摩苏尔局势的发展被迫返回本土,并再次将目光投向大马士革。然而,1146年他被一名奴隶刺杀身亡,其子努爾丁继承他在阿勒颇的统治。[6]

教宗诏书和法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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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萨陷落的消息最早于1145年初由朝圣者带回欧洲,随后又由来自安条克、耶路撒冷、亚美尼亚的使节证实。杰卜莱主教雨果英语Hugh of Jabala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教宗恩仁三世,恩仁于12月1日颁布了诏书Quantum praedecessores,号召发动十字軍東征,以拯救仍存的十字军国家。[7]雨果还向恩仁提及一位东方的基督教国王,人们希望他能为十字军国家带来援助;这是文献记载中第一次提及传说人物祭司王約翰[8]恩仁居住在維泰博,当时并未控制罗马[9],不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仍被设想为比第一次更有组织、更受中央控制的行动:军队将由欧洲最强大的国王统率,并事先规划好行军路线。[10]

在得知埃德萨陷落时,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已在筹备不依赖恩仁诏书的十字军行动。来自东方的使节可能也曾造访路易。路易长期为他此前在香槟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所犯下的罪过所困扰,并计划前往圣土朝圣英语Christian pilgrimage以赎罪。诏书送达时,路易与其妻阿基坦的埃莉诺布尔日,路易在圣诞节当天热情回应,宣布将亲自率领十字军。不过他注意到法兰西贵族中反应冷淡,于是将进一步行动推迟到1146年復活節[11][12][13]然而,与格莱福的伯尔纳铎商议后,路易最终向恩仁请求祝福,其十字军行动也因此获得教宗的全力支持。复活节期间,最终的筹备工作在圣但尼完成,恩仁亲自出席。路易将王国的行政事务委托给恩仁,后者任命修道院院长叙热和韦尔芒杜瓦伯爵拉乌尔一世共同攝政[12]

格莱福的伯尔纳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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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玻璃上刻画着一名跪姿男子,头顶光环,手持展开的书卷与权杖
约1450年上莱茵地区所制描绘圣伯尔纳铎的彩绘玻璃

教宗委任伯尔纳铎宣讲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和教宗烏爾巴諾二世当年授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参与者大赦一样发放赎罪券。[14]1146年,在勃艮第的韦兹莱召开会议英语Council of Vézelay,伯尔纳铎于3月31日在大会前布道。路易、埃莉诺及在场的诸侯和领主都俯伏在伯尔纳铎脚前,领取朝圣者十字架英语Crusade vow。随后伯尔纳铎前往德国,据称他所到之处几乎都伴随奇迹的发生,无疑促成了其使命的成功。在施派尔,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及其侄子红胡子腓特烈(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也从伯尔纳铎手中接受了十字架。[15]教宗恩仁亲赴法国,鼓励这次远征。[1]

虽热忱高涨,伯尔纳铎本性非盲信狭隘,也无意迫害。但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一样,宣讲无意引发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狂热的法兰西修士拉道夫煽动屠杀莱茵兰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施派尔)犹太人,称犹太人没有为拯救圣土提供财务支持。伯尔纳铎及其他贵族强烈反对这些暴行,他从佛兰德前往德国,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并平息暴民。伯尔纳铎随后在美因茨找到拉道夫,成功使其噤声,将其送回修道院。[16]

伊比利亚的失地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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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一群男子簇拥着一位身着盔甲、头戴王冠的坐姿男子。另有一人跪于坐姿男子面前,第三人则立于二人之间,手指着跪地之人
若阿金·罗德里格斯·布拉加葡萄牙语Joaquim Rodrigues Braga1840年绘作《阿方索·恩里克斯陛下围攻里斯本》

1147年春,教宗于收復失地運動的背景下批准将十字军行动扩展到伊比利亚半岛。他还将莱昂及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针对摩尔人的军事行动并入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此将其合法化。[15]1147年5月,第一批十字军分队自英格兰达特茅斯启航前往圣土。由于天气恶劣,船队被迫于1147年6月16日在葡萄牙北部海岸的波爾圖停泊,并在那里被说服与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一世会面。[17]

十字军同意协助阿方索进攻里斯本,双方达成庄严协议:允许十字军掠夺城中财物,并获得预期俘虏的赎金。然而,部分十字军部队对是否参与仍心存犹豫,因为他们记得在1142年围攻里斯本英语Siege of Lisbon (1142)时,葡萄牙人与北方十字军联军曾遭遇失败。[18]1147年的围城战从7月1日持续到10月25日,最终摩尔统治者主要因城内饥荒而投降。大多数十字军定居在城中,但也有一些人扬帆继续前往圣土。[17]留下的十字军又协助征服了辛特拉阿尔马达帕尔梅拉塞图巴尔,并获准在这些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

几乎同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莱昂国王阿方索七世、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貝倫格爾四世等人率领由加泰罗尼亚人、莱昂人、卡斯蒂利亚人、法兰西人十字军组成的混合军队,进攻富庶的港口城市阿尔梅里亚。在热那亚比萨舰队的支援下,该城于1147年10月被攻占英语Siege of Almería (1147)[15]

随后,拉蒙·贝伦格尔入侵了穆拉比特王朝瓦伦西亚穆尔西亚泰法王国领土。此前协助葡萄牙人攻占里斯本的那部分十字军在拉蒙及英格兰教宗使节尼各老·布雷克斯皮尔的鼓励下参与围攻托尔托萨。1148年12月,在历时五个月的围困后,拉蒙再次在十字军的帮助下攻占托尔托萨。大量十字军士兵被授予托尔托萨城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地作为奖赏。[19]次年,他的军队又攻占了英语Siege of Lleida (1149)塞格雷河埃布羅河汇流处的弗拉加莱里达梅基嫩萨[20]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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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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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之书英语Kitab al-Aghani》手稿(1218年–1219年作于摩苏尔)所绘:手持长剑的赞吉士兵,身着突厥式军装:加巴英语Qaba大衣、提拉兹英语Tiraz臂章、长靴、沙尔布什英语Sharbush[21]

穆斯林诸国的职业军人通常是突厥族出身,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伊斯兰中东地区的军事体系以伊克塔封地制度为基础,每个地区的封地都要供养一定数量的部队。一旦战争爆发,城中阿赫达斯英语Ahdath民兵则会在其首领(阿拉伯語:رئيس)指挥下被召集起来以充实兵力,这些民兵通常为阿拉伯人。虽然阿赫达斯民兵的训练不及突厥职业军队,但他们往往因宗教信仰而作战意愿强烈,尤受吉哈德观念影响。同时,还可从土庫曼人库尔德人中征召援军,但这些部队时常缺乏纪律。[22]

主要的伊斯兰统帅是穆因纽丁·乌讷尔,他在1138年至1149年间担任大马士革阿德贝格。大马士革名义上由布里迪王朝统治,但掌握军权的乌讷尔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统治者。历史学家大卫·尼科尔将乌讷尔描述为能力出众的将领和外交家,同时也以资助艺术而闻名。布里迪王朝在1154年被赞吉王朝取代,效忠赞吉的历史学家与编年史者们将功劳归于乌讷尔的政敌努爾丁,因此乌讷尔在击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23]

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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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部队由约2000名骑士组成;法兰西部队中,来自国王领地的骑士约700名,而各地贵族又各自征募了数量较少的骑士;耶路撒冷王國则拥有约950名骑士和6000名步兵。[24]

法兰西骑士好骑马作战,德意志骑士则喜徒步。编年史家約翰·金納莫斯写道:“法兰西人尤其擅长整齐列阵骑马冲锋并以长矛攻击,其骑兵在速度上胜过德意志人。然而德意志人则更善于徒步战斗,并在使用长剑方面表现出色。”[25]

国王康拉德被认为是勇敢的骑士,但常被描述为在危急关头优柔寡断。[26]国王路易则是虔诚的基督徒,性情敏感,常被像伯尔纳铎这样的同代人批评,说他更爱自己的妻子埃莉诺,而对战争或政治兴趣不足。[27]

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因国内冲突而未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28]苏格兰国王大衛一世也在臣民的劝阻下放弃参战。[29]

东方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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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地图

若瑟兰二世在赞吉遇刺后重新夺回埃德萨城,并围攻城堡英语Siege of Edessa (1146),但在1146年11月被努尔丁击败。1147年2月16日,法兰西十字军在埃唐普会合,讨论路线。德方已决定经由匈牙利陆路前进;他们认为海路在政治上不可行,因为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二世与康拉德为敌。许多法兰西贵族则不信任陆路,因为这条路将穿越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的名声仍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记载受损。尽管如此,法兰西人还是决定追随康拉德,并定于6月15日出发。鲁杰罗二世为此感到受辱,从而拒绝继续参与。在法国,叙热在埃唐普由大会议选出(并由教宗任命)在国王参加十字军期间摄政。在德国,埃布拉赫的亚当英语Adam of Ebrach继续宣讲,弗萊辛的奧托也接受了十字架。德方原计划在復活節出发,但直到5月才启程。[30]

德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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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十字军在教宗使节兼樞機特奥德温英语Theodwin of Santa Rufina的陪同下计划在君士坦丁堡与法兰西十字军会合。施蒂里亚藩侯奥托卡尔三世英语Ottokar III of Styria在维也纳加入康拉德,而康拉德的敌人、匈牙利国王盖佐二世则允许他们安全通过。当天约两万人的德军进入拜占庭领土时,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担心他们会发动进攻,便部署军队以防意外。在菲利普波利斯英语Philippopolis (Thrace)附近以及哈德良堡英语Orestias,部分较难管束的德意志士兵与拜占庭军发生了短暂冲突,拜占庭将领普罗苏赫甚至与康拉德的侄子、未来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交手。9月初,一些德兵在洪水中丧生。9月10日,德军抵达君士坦丁堡,但与曼努埃尔关系紧张,并引发君士坦丁堡战役英语Battle of Constantinople (1147),之后德意志人确信应尽快渡海进入安納托利亞[31]曼努埃尔希望康拉德留下部分军队,以协助抵御趁机劫掠了希腊诸城的鲁杰罗的袭击,但尽管二人同为鲁杰罗的敌人,康拉德仍拒绝了这一请求。[32]

在安纳托利亚,康拉德决定不再等待法军,而是直接向魯姆蘇丹國都城以哥念进军。康拉德将军队分为两部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西部诸省的权威多半只是名义上的,大量地区事实上是突厥游牧民控制的无人区。[33]康拉德低估了穿越安纳托利亚的路程长度,同时也高估了曼努埃尔在当地的实际控制力。[34]他率领骑士和最精锐部队走内陆路线前进,并让随军民众由弗莱辛的奥托沿海岸道路行进。[34]1147年10月25日,在多里莱乌姆战役英语Battle of Dorylaeum (1147)中,塞尔柱人几乎全歼康拉德的部队。[35]战斗中,突厥人运用惯常战术:佯装撤退,引诱少量德意志骑兵脱离主力追击,然后掉头反击。康拉德开始缓慢撤回君士坦丁堡,途中突厥军队天天袭扰,攻击掉队者,并击败殿后部队。[36]康拉德本人也在小规模冲突中受伤。

由奥托率领的另一支德军向南进至地中海沿岸,却也在1148年初遭遇类似的失败。[37]部队在穿越贫瘠地区时断粮,于1147年11月16日在老底嘉附近遭塞尔柱军伏击英语Battle of Laodicea (1147)。奥托部队的大多数人不是战死,便是被俘而沦为奴隶。[34]

法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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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

1147年6月,法兰西十字军从梅斯出发,由路易、亞爾薩斯的蒂埃里巴尔伯爵雷诺一世英语Reginald I, Count of Bar萨伏依伯爵阿梅迪奥三世、其同母异父兄弟蒙费拉托侯爵古列爾莫五世奥弗涅伯爵威廉七世英语William VII of Auvergne等人率领,来自洛林布列塔尼勃艮第阿基坦的军队随行。普罗旺斯的部队在土魯斯伯爵阿方索·約旦率领下选择等到8月再经海路前往。在沃尔姆斯,路易与来自诺曼底和英格兰的十字军会合。他们基本上沿着康拉德的路线行进,途中相对平静,不过当匈牙利国王盖佐二世发现路易允许篡位失败的鲍里斯·卡拉马诺斯英语Boris Kalamanos加入其军队时,双方发生了冲突。在拜占庭领土内的关系亦紧张,而走在法军前面的洛林人在途中遇到行动更迟缓的德军时也与之发生了冲突。[38]

自路易与曼努埃尔最初谈判以来,曼努埃尔已中止对鲁姆苏丹国的军事行动,并与苏丹梅蘇德一世缔结停战协议。曼努埃尔这样做是为了腾出手来集中防范十字军: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十字军已因盗窃和背信而声名狼藉,广为怀疑心怀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图谋。不过,曼努埃尔与法军的关系仍稍好于与德军的关系,路易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盛情款待。一些法兰西人对曼努埃尔与塞尔柱人的停战感到愤慨,主张与鲁杰罗二世结盟攻击君士坦丁堡,但路易阻止了他们。[39]

一位身着华美长袍、头戴奇异帽饰的站立男性。他头顶光环,一手执着长杖
皇帝曼努埃尔一世

来自萨伏依、奥弗涅、蒙费拉托的部队沿陆路穿越意大利,并从布林迪西渡海至杜拉佐,后抵达君士坦丁堡与路易会合。随后,全军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安纳托利亚。希腊方面一度因传闻德军已占领以哥念而备受振奋,但曼努埃尔仍拒绝向路易派遣任何拜占庭军队。鲁杰罗二世刚刚入侵拜占庭领土,曼努埃尔需要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因此,德法两军均未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样得到拜占庭的援助,独自进入亚洲。依照其祖父阿历克塞一世所树立的先例,曼努埃尔要求法军宣誓,将其征服的任何领土归还帝国。[40]

法军在洛帕迪翁与康拉德军队的残部会合,康拉德加入路易的队伍。他们沿弗莱辛的奥托先前的路线行军,向更靠近地中海的方向推进,并于12月抵达以弗所,在那里得知突厥人正准备发动袭击。与此同时,曼努埃尔派出使节,抗议路易沿途的掠夺行为,并不保证拜占庭会在对抗塞尔柱人时给予援助。其间,康拉德染病,返回君士坦丁堡,由曼努埃尔亲自照料。路易则无视即将遭到突厥进攻的警告,率领法德联军离开以弗所继续前进。果然,突厥人早已设下埋伏,但在1147年12月24日的以弗所战役英语Battle of Ephesus (1147)中,法军取得胜利。[41]同月,在迈安德尔河战役英语Battle of the Meander中,法军再次击退了塞尔柱人的伏击。

他们于1148年1月初抵达老底嘉,此前不久奥托的军队在同一地区被全歼。[42]行军继续推进时,1月6日路易的部队在卡德默斯山战役英语Battle of Mount Cadmus中遭到突厥人重创,由萨伏依的阿梅迪奥率领的先锋部队与主力失散。根据德伊的奥多英语Odo of Deuil的记载,路易曾爬上岩石,而突厥人并未认出他,置之不理。突厥人随后不再继续进攻,法军得以继续向安塔利亚前进,但一路上不断遭到突厥人的远程骚扰;后者还焚毁沿途土地,以阻止法军为自己和战马补充粮草。路易已不愿继续陆路前进,于是决定在安塔利亚集结船队,改道海路前往安条克。[35]由于风暴影响,船队延误了一个月,多数承诺到来的船只最终根本没有抵达。路易及其随从占据已有的船只,而大部队只能重新踏上前往安条克的漫长陆路。途中,这支军队几乎被全部消灭,要么死于突厥人的攻击,要么葬身于疾病。[43]

前往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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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描绘两名男子在城门前相遇的场景。两人身前皆有众多人群簇拥。左侧男子赤裸头颅,一手持帽,向另一位身着绣蓝袍、头戴王冠的人物鞠躬致意
普瓦捷的雷蒙在安条克迎接路易七世

由于连遭风暴耽搁,路易于3月19日才抵达安条克;同行的萨伏依的阿梅迪奥已在途中于塞浦路斯去世。路易受到埃莉诺叔父普瓦捷的雷蒙热情接待。雷蒙原希望他协助防御突厥人的进攻,并与自己一同出征位于通往埃徳萨要道上的阿勒颇,但路易拒绝了,更想完成自己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而不是专注于十字军的军事行动。[44]

埃莉诺在安条克期间愉快,她的叔父则劝说她留下来以扩大家族领地;如果国王拒绝支援这项无疑属于十字军军事使命的事业,他甚至建议她与路易离婚。[45]在此期间,还流传出雷蒙与埃莉诺之间存在婚外情的谣言,这也使得路易与埃莉诺的婚姻关系更加紧张。[46]

路易很快便将埃莉诺拘押在身边,一同离开安条克前往的黎波里。与此同时,奥托率领的残部于4月初抵达耶路撒冷,康拉德也不久之后赶到。[47]耶路撒冷的拉丁礼宗主教富尔克英语Fulcher of Angoulême被派去邀请路易加入他们。此前参与攻打里斯本的舰队也在这一时期抵达,同时到来的还有在图卢兹伯爵阿方索·约旦率领下离开欧洲的普罗旺斯人。阿方索未能抵达耶路撒冷,在凯撒利亚去世,据称是忧于其在伯国范围内政治野心的外甥、的黎波里伯爵雷蒙二世下毒。这一说法导致相当一部分普罗旺斯部队掉头返回故乡。[45]虽然这次十字军东征最初的目标是埃德萨伯国,但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圣殿骑士团更倾向于将大马士革作为进攻目标。[44]

为应对十字军的到来,大马士革摄政穆因纽丁·乌讷尔开始紧张地准备战争,加强城防,调兵入城,并毁坏或改道通往大马士革道路上的水源。乌讷尔向阿勒颇和摩苏尔的赞吉王朝统治者(这些人平时是他的对手)求援,然而这些地方派出的部队未及时赶到参加城外的战斗。几乎可以肯定,赞吉的统治者们是故意延缓出兵,希望对手乌讷尔在十字军的攻击下失去大马士革。[48]

帕尔马雷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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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王國的贵族欢迎来自欧洲的援军。1148年6月24日,为确定十字军的最佳进攻目标,耶路撒冷高等法院与新近抵达的欧洲十字军共同在王国重镇阿卡附近的帕尔马雷亚召开会议。[35][49]

最终决定进攻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原本是耶路撒冷王国的盟友,但后来转向支持赞吉王朝,并于1147年进攻了英语Battle of Bosra (1147)耶路撒冷的盟友博斯拉。[50]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选择围攻大马士革而非埃德萨是“难以理解的愚行”。鉴于乌讷尔与日益强大的赞吉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历史学家主张,十字军本应把力量集中在对付赞吉王朝上。近年来,大卫·尼科尔等学者则为进攻大马士革的决定辩护,认为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南部最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如果基督徒能够占领此城,就能更有力地抵御努尔丁的崛起。由于乌讷尔比努尔丁弱小,人们相信努尔丁早晚会占领大马士革,因此十字军不如赶在赞吉前掌控此城。[51]7月,十字军部队在提比里亚斯集结,经由班尼亚斯加利利海向大马士革进军。参战兵力或达五万人之众。[52]

大马士革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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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士革之围

十字军决定从大马士革西侧发动进攻,那里的果园可以为他们提供粮食补给。[35]1148年7月23日,他们抵达达赖亚。次日,穆斯林守军已做好准备,不断袭击正穿越城外果园推进的十字军部队。守军向摩苏尔的赛义夫·丁·加齐一世英语Sayf al-Din Ghazi I和阿勒颇的努尔丁求援,努尔丁亲自率军攻击十字军营地。十字军从城墙附近被击退到果园中,从而暴露在袭扰与伏击之下。[44]

提尔的威廉记载,7月27日,十字军决定转移至城东平原;那里防御较为薄弱,但粮食与水源也远为匮乏。[35]有些记载称,乌讷尔贿赂了十字军领袖,使其转移到更不利于防守的位置,并承诺若十字军撤军回国,他将断绝与努尔丁的同盟。[44]其时,努尔丁与赛义夫·丁已先后抵达战场。在努尔丁部队出现在野战阵地后,十字军已不可能再回到较为有利的阵地。[44]当地的十字军诸侯拒绝继续围城,三位君主别无选择,只得放弃攻城。[35]7月28日,康拉德决定撤回耶路撒冷,其余军队尾随;而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他们始终遭到突厥弓箭手的尾随骚扰。[53]

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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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在西方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征服了包括里斯本在内的多个地区,而里斯本后来成为葡萄牙乃至葡萄牙帝國的首都。[54]在东方,基督教诸军却觉得遭到了彼此的背叛。[35]曾经制定过攻打阿斯卡隆的计划,康拉德率军前往那里,但由于围攻大马士革失败后彼此之间已缺乏信任,进一步的援军始终没有抵达。这种相互不信任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最终导致圣土基督教诸国的衰亡。离开阿斯卡隆后,康拉德返回君士坦丁堡,以进一步巩固与曼努埃尔的同盟。路易则在耶路撒冷留到1149年。这种不和也波及到路易与埃莉诺的婚姻,两人关系已在东征过程中日益恶化。1149年4月,几乎已形同陌路的二人刻意登上不同的船只返回法国。[55]

回到欧洲后,格莱福的伯尔纳铎因这次失败而深感羞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教宗致歉,并将此写入其《沉思录英语De consideratione》的第二部分。书中他解释说,十字军的罪恶是他们遭逢不幸与失败的原因。当他试图再度号召新的十字军却以失败告终时,他则试图完全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灾难划清界限。[56]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对法兰西文化影响更为深远,许多遊唱詩人着迷于传言中埃莉诺与雷蒙的婚外情,这也助长了宫廷爱情这一文学主题的发展。与康拉德不同,路易在东征中的形象反而提升,许多法兰西人将他视为默默承受上帝惩罚的苦行朝圣君王。[57]

然而,这次东征严重损害了拜占庭帝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路易及其他法国领袖公开指责曼努埃尔在他们穿越安纳托利亚期间与突厥人勾结,协助后者发动袭击。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记忆随后在12至13世纪持续影响着法兰西人对拜占庭的观感。在帝国内部,这次东征则被视为外交上的胜利。[58]塞萨洛尼基大主教欧斯塔修斯英语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在为曼努埃尔所作的悼词中写道:“他得以以令人艳羡的手腕对待敌手,让他们彼此牵制,以带来和平与宁静。”[58]

在东方,基督徒的形势则要黯淡得多。在圣土,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给耶路撒冷带来了灾难性的长期后果。1149年,乌讷尔去世,阿布·赛义德·穆吉尔·丁·阿巴克·伊本·穆罕默德英语Mujir ad-Din Abaq继承其位。大马士革市长兼阿赫达斯民团总司令穆阿亚德·道哈勒·伊本·苏菲认为,他的民团在击退第二次十字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理应获得更大的权力分配,于是在乌讷尔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发动叛乱,对抗阿巴克。大马士革的五年内斗导致布里迪政权的覆灭。大马士革不再信任十字军王国,于1154年在短暂围攻后被努尔丁占领。[59]

1153年,鲍德温三世终于攻占阿斯卡隆英语Siege of Ascalon,使下埃及卷入冲突。耶路撒冷王国随后得以进一步向埃及推进,甚至在1160年代短暂占领开罗[60]然而,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起伏不定,而在第二次十字军惨败之后,来自欧洲的援军也寥寥无几。耶路撒冷国王阿马尔里克一世与拜占庭人结盟,并于1169年参与联合入侵埃及的行动,但远征最终失败。1171年,努尔丁将领的外甥萨拉丁被拥立为埃及苏丹,从而实现埃及与叙利亚统一,并将十字军王国完全包围。与此同时,随着曼努埃尔于1180年去世,拜占庭同盟也宣告结束。1187年,耶路撒冷向萨拉丁投降,其军队随后一路向北推进,占领除十字军国家诸首都之外的几乎所有领土,从而引发第三次十字军东征[61]

引注

[编辑]
  1. ^ 1.0 1.1 Tyerman 2006,第275–281頁.
  2. ^ Riley-Smith 2005,第50–53頁.
  3. ^ 3.0 3.1 Tyerman 2006,第185–189頁.
  4. ^ Runciman 1952,第227–228頁.
  5. ^ Ousâma ibn Mounkidh, un émir syrien au premier siècle des croisades, p. 182 (in BnF)
  6. ^ Runciman 1952,第225–244頁.
  7. ^ Tyerman 2006,第273–275頁.
  8. ^ Runciman 1952,第247頁.
  9. ^ Tyerman 2006,第289頁.
  10. ^ Tyerman 2006,第298頁.
  11. ^ Weir 2012,第47–48頁.
  12. ^ 12.0 12.1 Turner 2009,ca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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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5.0 15.1 15.2 Riley-Smith 1991,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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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Nicolle 2009,第28–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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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Runciman 1952,第257, 2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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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Runciman 1952,第272–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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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Riley-Smith 1991,第49–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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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 William of Tyre, Babcock & Krey 1943,vol. 2, bk. 17, ch. 1, pp. 184–185: "it seems well worth while and quite in harmony with the present history that the names of the noble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council... should be recorded here for the benefit of posterity ... to name each one individually would take far too long.".
  50. ^ Nicolle 2009,第54–55頁.
  51. ^ Nicolle 2009,第37–38頁.
  52. ^ Runciman 1952,第228–2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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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Baldwin & Setton 1969,第466頁.
  55. ^ Nicolle 2009,第77頁.
  56. ^ Runciman 1952,第232–234, 277頁.
  57. ^ Nicolle 2009,第81–84頁.
  58. ^ 58.0 58.1 Nicolle 2009,第84頁.
  59. ^ Nicolle 2009,第78, 81頁.
  60. ^ Riley-Smith 1991,第56頁.
  61. ^ Riley-Smith 1991,第60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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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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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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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sbernus. De expugniatione Lyxbonensi. The Conquest of Lisb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Wendell Davi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6.
  • Odo of Deuil. De profectione Ludovici VII in oriente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rginia Gingerick Ber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 Otto of Freising. Gesta Friderici I Imperatoris. The Deeds of Frederick Barbaross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
  • The Damascus Chronicle of the Crusaders, extracte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Chronicle of Ibn al-Qalanis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 A. R. Gibb. London, 1932.
  • O City of Byzantium, Annals of Niketas Choniatē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John Cinnamus, Deeds of John and Manuel Comnenus, trans. Charles M. Br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二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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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tton, Kenneth M.; Baldwin, Marshall W. (编).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ume I: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Second. Madison, Milwauke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1955]. ISBN 0-299-04834-9 (英语). 
  • Ferzoco, George. "The Origin of the Second Crusade". In Gervers (see below), and available online.
  • Gervers, Michael, ed. The Second Crusade and the Cistercians. St. Martin's Press, 1992.
  • Harris, Jonathan. Byzantium and The Crusades. Bloomsbury. 2014. ISBN 978-1-78093-767-0. 
  • Phillips, Jonathan, and Martin Hoch, eds. The Second Crusade: Scope and Consequenc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hillips, Jonathan. The Second Crusade: Extending the Frontiers of Christend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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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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