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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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杂家类。

《日知录》始撰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顾炎武绝意仕途[1],并以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 其有不合,时有改定”,一开始有三项设计,即经义(新义诠释古经)、治道(分析社会经济情况)、博闻(一般知识)。《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临终前仍未完成,顾炎武生前,只有八卷本行世,称为符山堂本,仅收录140条,顾氏对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2]。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再三校勘,删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内容大体划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风(卷十三)、礼制、科举(卷十六至十七)、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日知录》属札记性质,字数不定,如《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最长,全条分八个段,有5000余字,《召杀》只有“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9字。

潘耒在《日知录》原序曰:“当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语学问者,必敛衽推顾先生”,并谓此书“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阎若璩《潜邱札记》有《日知录补正》,补正此书50余条,其他学者如李光地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方苞姚鼐等均曾为此书作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写道:“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现在“采铜于山”一词正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清代道光年间有黄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撰成《日知录集释》,其叙曰:“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日知录》的思想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其中尤以区分“保国”与“保天下”为最。所谓“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世称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知录》也有明显的失误。例如《日知录》卷二十九称回回教回纥摩尼教[3]

版本[编辑]

  • 康熙九年(1670年),江苏淮安付刻,称《符山堂本》。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刻于闽中,称《日知录闽中本》。
  • 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录之余》二卷。
  • 道光十四年(1834年)嘉定黄汝成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刻有集释本。
  • 广州本
  • 湖本局本
  • 朝宗书室活字本
  • 席氏刻集

注释[编辑]

  1. ^ 《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见《顾亭林诗文集》页 137)
  2. ^ 《颐亭林诗文集》页70
  3. ^ 《日知录》卷二十九说“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鹘之转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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