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 跳至搜尋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年—1682年)的代表作品之一。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雜家類。

《日知錄》始撰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顧炎武絕意仕途[1],並以書名取之於《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日知錄》的《目錄題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 其有不合,時有改定」,一開始有三項設計,即經義(新義詮釋古經)、治道(分析社會經濟情況)、博聞(一般知識)。《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臨終前仍未完成。顧炎武生前在好友的建議下,有八卷本行世,[2]稱為「符山堂本」,僅收錄140條,顧氏對此表示「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3]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其弟子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再三校勘,刪改了犯忌的字眼,把內容大體劃為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等八類,《四庫全書總目》則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卷八至十二)、世風(卷十三)、禮制、科舉(卷十六至十七)、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日知錄》屬劄記性質,字數不定,如《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最長,全條分八個段,有5000餘字,《召殺》只有「巧召殺,忮召殺,吝召殺」9字。

潘耒在《日知錄》原序曰:「當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語學問者,必斂衽推顧先生」,並謂此書「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閻若璩《潛邱札記》有《日知錄補正》,補正此書50餘條,其他學者如李光地惠棟江永顧棟高戴震莊存與全祖望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邵晉涵方苞姚鼐等均曾為此書作注。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中寫道:「嘗謂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自出於《通考》之外」。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採銅於山」,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現在「採銅於山」一詞正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清代道光年間有黃汝成,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為底本撰成《日知錄集釋》,其敘曰:「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梁啓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日知錄》的思想也超越了當時大多數學者,其中尤以區分「保國」與「保天下」為最。所謂「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世稱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日知錄》也有明顯的失誤。例如《日知錄》卷二十九稱回回教回紇摩尼教[4]

版本[編輯]

  • 康熙九年(1670年),江蘇淮安付刻,稱《符山堂本》。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潘耒刻於閩中,稱《日知錄閩中本》。
  • 乾隆六十年(1795年)重刻遂初堂本,末附《日知錄之餘》二卷。
  • 道光十四年(1834年)嘉定黃汝成參以閻若璩、沈彤、錢大昕、楊寧四家校本,刻有集釋本。
  • 廣州本
  • 湖本局本
  • 朝宗書室活字本
  • 席氏刻集

注釋[編輯]

  1. ^ 《利病書序》說,「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見《顧亭林詩文集》頁 137)
  2. ^ 程先貞作《贈顧征君亭林序》有云:「東吳顧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知錄》一書觀之,多考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旨在於明經術、抉王道,為之三嘆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
  3. ^ 《頤亭林詩文集》頁70
  4. ^ 《日知錄》卷二十九說「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也。……其曰回回者,亦回鶻之轉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