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嘉德

杜嘉德（英语：Carstairs Douglas，1830年12月27日—1877年7月26日），语言学家,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

杜嘉德生于英国苏格兰伦弗鲁郡Kilbarchan，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育有六子，他是最小的儿子。1851年，杜嘉德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神学院（ Divi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深造，四年后完成神学课程。

1855年2月20日，杜嘉德被格拉斯哥马太自由教会按立为苏格兰长老会牧师。3月，他被派往中国宣教，是苏格兰长老会抵华的宣教士，在闽南地区宣教二十多年，因此被不少人尊称为“闽南使徒”。

传教

1855年3月，杜嘉德与宾威廉（William C. Burns，《天路历程》的汉译者）同往香港，转往上海，在旅途中，得到宾威廉这位属灵前辈的指导， 6月到达厦门，开始其在闽南地区的宣教生涯。

1856年，他从厦门乘船前往安海（位于泉州晋江市安海镇）布道，据《安海教会150专刊》记载：“福音初入安海，当地士绅极力抵制，起初禁止民众租赁房屋给牧师，继而禁止民众与之交往，终且扬沙掷石，甚至全镇二十四境士绅演戏宣示公禁、阻止传道”。尽管阻力重重，杜嘉德牧师还是忍辱负重，锲而不舍地进行传播福音，终于在咸德境向黄姓居地租得一房舍作为讲堂，后因数次被人纵火捣毁而迁租玄坛宫后蔡宅书塾。至1860年才有郑爽（安海更夫鸦片仙）、其弟郑垣及施洗、吴江、陈强（戏班吹手）等贫寒者蒙圣灵感化，相继受洗，同心归主。郑爽后来终身事主，历任执事、长老及传道。1866年，终于在安海扎下了根，建立了泉州地区第一个堂会（继厦门新街堂,为闽南的第二个堂会），并以此为据点发展到安溪、永春、南安和德化等地。”此外，杜嘉德还在漳州龙海等地宣教，为福音在漳州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858年，杜嘉德从宁波返回厦门途中，在台湾北部停航，但没有登陆。

1860年9月19日，杜嘉德由厦门渡海到台湾沪尾（淡水）和艋舺（万华）探查，9月24日抵达淡水，他发现台湾人大都能讲厦门话，感到非常意外与兴奋，他在日记上写道：“这市镇有疏疏落落的几条长街，居民或有四五千人，确数多少，在短短几天的访问中，很难作正确的估计。我们还访问过附近唯一的大市镇艋舺。......整个地区为福建漳、厦一带所迁来的移民，说的也是厦门话，而台湾全岛也以厦门话为普遍。......这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跨过海峡，这里仍旧通行着同样的语言；在中国大陆，隔了一百哩，就使我们觉得言语不通了。因此，我们耳中似乎听到一种强烈的呼召：‘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直到上帝的福音在这里发扬光大起来。”（据：董显光着：《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此后，杜嘉德多次写信给差会，要求派宣教士到台湾。经过他的报导与呼吁，几年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差派了马雅各医生到台宣教。

1864年10月，杜嘉德与马雅各坐船抵打狗（高雄），在台湾先行考察了三个多星期，探寻宣教的可能性，并步行到府城（台南）、埤头（凤山）。

1865年，杜嘉德陪同英国长老教会首位宣教士马雅各从厦门抵台湾，5月28日由打狗登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杜嘉德协助他渡过艰苦的开创期，使福音在台湾扎根。

编撰《厦英大辞典》

杜嘉德为了在厦门做好福音事工，必须精通当地语言，他抄录学习卢壹所编的《厦门语字汇》，又向罗啻等宣教士请教。由于他颇有语言天赋，又能刻苦学习，所以很快就能讲一口标准流利的闽南语。杜嘉德在厦门时，牧养教会、教导学生，还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着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即使在休假期间，他为了完成《厦英大辞典》的编撰，每天至少有八小时花在上面，因而其面貌较其实际年龄苍老。

1873年，杜嘉德在厦门编撰了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中文名《厦英大辞典》或《厦门音汉英大辞典》)。为了编撰辞典，杜嘉德广泛收集厦门话，每当听到一个新的词汇，他一定立刻记在笔记本上，反复练习，直到能够纯熟掌握为止。厦门的三公会为了使辞典早日完成，派伦敦会的施约翰以及美国归正会的打马字牧师协助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这部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厦英大辞典》)终于由伦敦的杜鲁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为此，杜嘉德获得了母校所颁赠的博士学位。

《厦英大辞典》是第一部厦门腔白话华英辞典，书的特色是全书无汉字，只用罗马拼音，杜嘉德在序文里说到，一者因为很多字找不出适当汉字，二者要利用假期在英国排印无法印出汉字，三者因他无法抽出时间在外埠（如上海）监印而作罢。由于杜嘉德在闽南地区宣教多年，熟悉不同地区的闽南话，因此书中指出了泉州话、漳州话与厦门话的差别，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所有学习闽南语者的必备书。

《厦英大辞典》出版以后经过将近半世纪之后，中国大变，新科学用语（如电器方面）、社会用语以及许多新字都不在这辞典里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1913年在台厦之同工们，请巴克礼牧师作补遗的工作，巴克礼在厦门用了三、四个月编纂整理，而于1922年自英国休假回来以后立刻前往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印刷。 1923年，《厦英大辞典增补》（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终于出版，序及说明5页，辞典276页，篇幅约有原著的二分之一。杜嘉德原著无汉字对照，但增补就有汉字；而其拼音方法尽可能与原著一致。因其资料搜集完备、说明清晰详尽，出版后立即受到普遍的欢迎。1970年台北古亭书屋将杜嘉德原著及巴克礼增补合订重版，加题中文书名《厦英大辞典》。

对华宣教策略

1877年5月，来华的宣教土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杜嘉德当选为英国教会主席。他在会上对几十年来的宣教工作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他希望宣教士能吸取历史教训，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盲目行动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他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文明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

巴克礼牧师和杜嘉德都是格拉斯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巴克礼1873年春天毕业。晚年他回忆说：在我大学生涯里，我没有想到海外宣教，直到最后一年……有一天，院长杜乔治博士（Dr. George Douglas）的弟弟，就是厦门回来的杜嘉德牧师，来到学校招募前往中国的宣教师。……晚上院长邀了一些学生和杜嘉德牧师见面，当时杜牧师正从事厦门腔 汉英辞典出版的工作。他给我们看辞典的校对稿样，我向他说看起来印得还不错。他说：“是的！当你来到中国，相信你必会发现这字典有相当的用途”。以后他写信劝我，立刻和他动身，不必再念完神学课程，在中国宣教师的需要是迫切的……但我当时没有答应他的建议（Band： Barclay of Formosa, P17~18）。杜嘉德的哥哥 George Cunninghame Monteath Douglas (1826–1904)是当时位于格拉斯哥的苏格兰自由教会神学院院长。

巴克礼于1875年抵台。

逝世

杜嘉德从上海回来厦门后不久，染上霍乱。1877年7月26日从清晨开始腹泻不止，到了中午，他已病入膏肓，医生束手无策，安慰他说：“不要太激动，你是个哲学家。”杜嘉德坚定地回答道：“不，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他重重的喘了一口气，接看说：“在这时刻，基督徒要比哲学家好得多。”过了一会儿，他对一旁正在悲伤的信徒们安慰道：“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第23节_参下午5点多，47岁的杜嘉德逝世，埋葬在厦门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