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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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墓志; Drumecliff, Co. Sligo

墓志铭为文体名,在坟墓中或坟墓上,以死者生平事迹所写的一份简介,尤其对于伟大或值得纪念的人其墓经常有墓志铭,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这种习俗的存在,另外中国古代还有祭文行状的写法。但是近代中国已不流行写墓志铭。

滥觞[编辑]

唐朝太史傅奕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是中国写墓志铭之始。宋代曾巩说:“夫铭志之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1]

东汉蔡邕曾因撰写谀墓之文受到非议。[2]其实收人之财,难免要在碑志中说人好话,[3]“以为谀墓之文,例多溢美。”[4]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善写墓志铭,李汉的《昌黎先生集序》载韩愈计有碑志75篇。韩愈曾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仅止于县尉,无奇伟之事迹,日后宋人修《新唐书》竟收此“谀墓之文”。[5]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酬金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6]其门客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7]欧阳修也写过《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师鲁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孙皆不满意欧的文章[8]曾巩曾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碑铭深表谢意说:“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9]苏轼本人则少作行状碑志[10]不过苏轼还是代张方平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这是由于张方平当时已病故。清人魏象枢也发表过意见:“为人作墓志铭甚难,不填事迹,则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迹,则见者不信;甚至事迹无可称述,不得已而转抄汇语及众家刻本以应之。譬如传神写照向死人面上,脱稿已不克肖,况写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个好人,勿令作墓志铭者,执笔踌躇,代为遮盖也。”[11]

文体架构[编辑]

一般而言,墓志铭分为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死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铭使用韵文概括全篇,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

著名的墓志铭[编辑]

  • 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皇甫湜:《昌黎韩先生墓志铭》
  • 欧阳修:《泷冈阡表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1. ^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2. ^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
  3. ^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碑诔》注文中说:“唐宋以下,凡称文人,多业谀墓,退之明道自任,犹或不免,其他更何足数。此亭林所以发‘志状不可妄作’、‘作文润笔’之笃论矣。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贵室富贾之死,其子孙必求名士献谀为快,即乡里庸流,亦好牵率文人,冀依附文集传世。文人则亦有所利而轻应之。”
  4. ^ 昭梿:《啸亭续录‧孙文正取四城》
  5. ^ 二十二史考异》卷五十五
  6. ^ 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粗略统计韩愈写墓志的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7. ^ 李商隐《杂记·记齐鲁二生·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既至,赋《冰柱》、《雪车》二诗,一旦居卢仝、孟郊之上。樊宗师以文自任,见叉拜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
  8. ^ 欧阳修《与杜欣书》二通,其一云:“修文字简短,止记大节,其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记录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记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9. ^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10. ^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提及:“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
  11. ^ 魏象枢:《庸言》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