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唐宣宗

关于古人使用旧历虚岁纪年，今人使用新历实岁纪年的建议

先举两个例子：

1.唐开元贤相张九龄，生于高宗朝，而出生月日不详。古来多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本人注）病卒，年六十八”逆算，谓其生于高宗咸亨四年（673年）。而同时代徐浩《张文献公神道碑》言，文献公“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薨”，逆算则为仪凤三年（678年）生。新旧唐书皆成书于五代后，历史价值尤劣于唐时记录。是以张九龄生于仪凤三年为是。而今有人编史时，大书“张九龄享年六十二”，谓之从徐浩碑铭；而仍言“唐书载‘张九龄卒年六十八’”。作者居然能把古人的原话从“六十三”改成“六十二”，这put new words in 古人's mouth的穿越行为姑且不论；而上下文对勘后，则产生十分奇异的效果：唐书记载的张九龄享年大于徐浩记载的享年6岁（68-62=6），而为何换算成新历后，生年相差只有5岁（678-673=5）？还是原因出自新旧唐书的记载“卒年六十八”不符合周岁记载主义，所以我们也应该替唐书把它改过来，写唐书云，张九龄“卒年六十七”以符合数学逻辑（即我们需要把所有古人的年代记载统统改变，将改窜进行得彻底）？

2.苏轼生年当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而新历跨年为1037年1月8日。旧史记载多著年不著月，则皆以苏轼为景佑三年生。若贸然采取“1037年生”之说，则不但查阅宋史、通鉴等等一切古籍记载，皆会产生相差一年之错误；更于苏轼平生之著作，如《送沈逵》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 ，都将不知所云，因1037年岁次非丙子，乃丁丑也。苏轼诗文谓“与我同年”者，实指丙子非指丁丑；自言“生十年”是指庆历五年（1045）而非1047（1037+10？）；“余年十七”是当皇佑四年（1052）而非1054（1037+17？）。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新旧历之间疲于换算，徒增不便，有百弊而无一益。是我等记载苏轼生年，不著月日时，当言“景佑三年生”；若言及月日，则明其为新历逾年，1037年1月8日生。

盖中国之使用新历，自民国元年政府布告起，遵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亦不当强迫古人年龄使用新历，从如实著史的角度来说，更不得替古人捉刀代笔，改窜前人记录以适我意。

今为统一年龄记载，便于查阅对校古籍起见，杜绝因新旧历换算不一而引起的年代错误，同时遵从“以同时代人记载为准”“不替古人更改古人文章字句”的大原则，兹建议辛亥前（清宣统三年，西历1911年末）物故者一概使用旧历虚岁记载生殁，间辅以西元年代注记以图现代读者之便；民国后出生者以新历实岁为则。

有不同建议者请附于此，庶几得知众意。Yume149 (留言) 2011年10月24日 (一) 07:36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