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賈法爾·巴吉羅夫
米爾-賈法爾·阿巴斯奧盧·巴吉羅夫 Mircəfər Abbas oğlu Bağırov Мир Джафар Аббас оглы Багиров | |||||||||
---|---|---|---|---|---|---|---|---|---|
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 | |||||||||
任期 1932年10月23日—1933年12月12日 | |||||||||
前任 | 達達什·布尼亞扎德 | ||||||||
繼任 | 侯賽因·拉赫曼諾夫 | ||||||||
阿塞拜疆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 | |||||||||
任期 1933年12月15日—1953年4月6日 | |||||||||
前任 | 魯本·魯本諾夫 | ||||||||
繼任 | 米爾-鐵穆爾·雅庫波夫 | ||||||||
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 |||||||||
任期 1953年4月6日—1953年7月20日 | |||||||||
前任 | 鐵穆爾·庫里耶夫 | ||||||||
繼任 | 鐵穆爾·庫里耶夫 |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1895年9月17日[儒略曆9月5日] 俄羅斯帝國巴庫省庫巴 | ||||||||
逝世 | 1956年5月7日 蘇聯巴庫 | (59歲)||||||||
國籍 | 蘇聯 | ||||||||
政黨 | 蘇聯共產黨 | ||||||||
職業 | 政治家 | ||||||||
獲獎 |
|
米爾-賈法爾·阿巴斯奧盧·巴吉羅夫(阿塞拜疆語:Mircəfər Abbas oğlu Bağırov, 俄語:Мир Джафар Аббас оглы Багиров,1895年9月5日(格里曆:9月17日)—1956年5月26日)阿塞拜疆人,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曾任阿塞拜疆共產黨第一書記、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他也是貝利亞的心腹之一,參與阿塞拜疆的大清洗運動,貝利亞倒台後被槍決。[1]由於他在阿塞拜疆推行的血腥鎮壓政策,使他被稱為「阿塞拜疆的貝利亞」。[2]
生平
[編輯]- 1895年9月5日(格里曆:9月17日)出生於沙俄巴庫省庫巴的一個阿塞拜疆什葉派穆斯林家庭。他的名字是一個穆斯林風格的前綴Mir,代表以……的名義存在。有時,他本人在填寫調查表時,不願在無神論狀況下宣傳自己的伊斯蘭聖裔血統,只寫了部分名稱「Jafar」。
- 巴吉羅夫的社會背景還不完全清楚。在1922年的一份調查表中,他父親和祖父的職業寫的是「農民,無產者」。巴吉羅夫在1923年的自傳中寫道,他出生在「最貧窮的家庭」。在1937年前的記錄中,他用「貧農」一詞填寫了父母主要職業。巴吉羅夫僅在一份調查表中指出,他的母親是一位貴族的女兒。1954-1955年在巴吉羅夫案中得到的證詞證明他是「庫巴地區最大的伊瑪目」的兒子。[3]
- 1907年以前,伊斯蘭經堂學校學習古蘭經,波斯語言文學。隨後前往庫巴小學學習,1913年畢業。同年喪父,隨後被迫輟學。
- 1913年-1915年,在省政府資助下前往彼得港(現馬哈奇卡拉)進行兩年制教師培訓。畢業後成為阿塞拜疆的小學教師。
- 根據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的記載,巴吉羅夫自1915年起參加革命工作。他自稱1917年3月在庫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但在1920年11月重新登記組織信息時,他填寫的是1918年6月在巴庫加入俄共(布)。巴吉羅夫究竟於何時加入共產黨至今尚未有明確定論。
- 二月革命後,歷任庫巴猶太人社區人民委員,庫巴市革命委員會副主席。
- 十月革命後,參與阿塞拜疆地區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並加入亞美尼亞革命聯盟部隊,參加針對阿塞拜疆平民的屠殺。
- 1918年-1920年,蘇俄紅軍政委。其間,1919年,擔任紅軍290團團長。參加在阿斯特拉罕地區平叛和米列羅沃地區抵抗白軍的戰鬥。
- 1920年4月-1921年2月,卡拉巴赫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第二步槍團團長,阿塞拜疆步槍師政委助理,該師革命軍事法庭庭長,紅軍第11軍革命軍事法庭副庭長。期間平定了舒沙的叛亂。
- 1921年2月-1926年7月,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理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其間,1921年4月-1922年3月,外高加索鐵路人民委員。1921年5月-1927年5月,阿塞拜疆內務人民委員。期間結識了貝利亞,並與之結成緊密的政治聯盟關係。
- 1926年9月-1927年5月,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阿塞拜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
- 1927年5月-1929年9月,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水利部部長,農業合作社主席。
- 1929年9月-1930年8月,阿塞拜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有人認為,這次調動受到了貝利亞的影響。任職由於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導致很多農民不滿。他們組建了游擊武裝反抗集體化。巴吉羅夫率領政治保衛局部隊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後因為「毫無原則的團體鬥爭」被撤職。
- 1930年8月-1931年,聯共(布)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 1932年10月-1933年12月,阿塞拜疆人民委員會主席。
- 1933年12月-1934年1月,聯共(布)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黨委第三書記。
- 1933年12月-1953年4月,阿共(布)中央第一書記。1933年12月-1950年兼任阿共(布)巴庫市委第一書記。
- 斯大林逝世後,蘇共中央全體會議,蘇聯部長會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舉行聯席會議,任命貝里亞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蘇聯內務部部長。巴吉羅夫也成為了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候補成員。同年4月6日召開的阿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巴吉羅夫不再擔任阿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
- 1953年4月6日-1953年7月,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 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遭逮捕並處決。7月,巴吉羅夫赴莫斯科參加蘇共中央七月全會。他並不知道貝利亞被處決的消息,並且一直詢問他的下落。直到7月3日早上,赫魯曉夫才告知他貝利亞遭處決的消息。在會議上,巴吉羅夫也批評了貝利亞的行為。「貝里亞這個變色龍是我們黨和人民最大的敵人,他非常狡猾,以至於我個人認識他已有30多年了,直到被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曝光之前,我一直沒看到他的本來面目。他藏得很深,我無法解釋,因為我們黨過分的輕信他的謊言。共產主義者對需要對這種投機分子保持警惕。這對我來說也是一門嚴肅的課。」[4]
- 7月7日,巴吉羅夫被開除出中央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20日,不再擔任阿塞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並被開除出阿共中央委員會。
- 10月,蘇聯石油部蘇聯石油工業部古比雪夫公司副主席。10月29日,作為貝利亞案的證人出庭接受訊問。
- 1954年3月13日,開除黨籍並被逮捕。
- 1956年4月26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指控巴吉羅夫與其他被告一起犯有「參加叛國集團並實施對蘇聯公民的恐怖屠殺」的罪行,判處巴吉羅夫死刑。他的家人和阿塞拜疆的前領導人致信蘇聯最高蘇維埃請求赦免,但遭到拒絕。5月26日,巴吉羅夫在巴庫被執行死刑,終年60歲。[5] 這場判決也標誌着去斯大林化在阿塞拜疆的開始。
巴吉羅夫是聯共(布)17-18大,第18次代表會議,蘇共19大代表;第18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19屆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第17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第18-19屆中央委員;第1-3屆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代表。除了阿塞拜疆語外,他還精通俄語和列茲金語。
巴吉羅夫時期阿塞拜疆的社會經濟發展
[編輯]工業化
[編輯]阿塞拜疆作為蘇聯工業和能源基地的形成和發展開始於巴吉羅夫時期。在此期間,許多企業和新興工業城市出現。比如蘇姆蓋特,明蓋恰烏爾,阿里拜拉姆雷(希爾萬),達什凱桑等。 1939年,大型水力設施薩穆爾-迪維琴斯基運河開始修建。該工程由庫巴區的集體農莊農民建議,在短短6個月內完成。到1940年4月,這條100公里長的運河第一階段的建設使灌溉6.7萬公頃的土地成為可能。由於出色地完成薩穆爾-迪維琴斯基運河的建設,巴吉羅夫於同年4月27日獲得了勞動紅旗勳章。以該運河的建設為例,在哈塞克地區建造了11.5公里的Kapuchai-Dzegam運河,在納希切萬自治州建造了64公里的Arazdayan-Norashen運河... 從1937年到1940年,阿塞拜疆的灌溉土地面積從65.61萬公頃增加到72.6萬公頃,播種面積從1937年的110.90萬公頃增加至1940年的112.4萬公頃。[6]
從1933年到1950年,巴吉羅夫一直擔任聯共(布)巴庫市委第一書記。到1950年代,巴庫的面積不斷擴大,許多大型建築也建成:政府大樓,斯大林體育場,巴吉羅夫大橋等等。1938年,蘇聯科學院阿塞拜疆分院也建立了。
戰後時期的經濟政策是根據1946年至1950年恢復和發展共和國國民經濟的「四五計劃」確定的,該計劃於1946年8月在阿塞拜疆最高蘇維埃第八次會議上通過,然後由1950-1955年的五五計劃確定。這時,發展了新的工業部門:化學,有色金屬工業和有色冶金,建立了新的火電和水力發電廠,開始開採裏海的海上石油,擴大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生產。
科學文化領域
[編輯]巴吉羅夫對蘇聯史學界研究19世紀高加索戰爭產生了顯着影響。在他的文章「關於穆里德主義和沙米爾運動性質的問題」中,他寫道,俄羅斯入侵高加索具有進步的意義,而伊瑪目·沙米爾則是外國間諜。不久,這種觀點開始佔主導地位,儘管在此之前相反的觀點盛行。
1951年,在阿塞拜疆作家大會的建議下,發起了一場批判烏古斯史詩科爾庫特之書的運動。在1952年舉行的蘇共十九大上,巴吉羅夫以嚴厲的批評抨擊這部史詩,稱其為「反動,反人民的書,充滿民族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惡臭氣氛」。早些時候,在阿塞拜疆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他「揭露」了這這部史詩的性質,他說:「科爾庫特之書」不是一部民間史詩,這本書自始至終都讚揚了作為劫匪和殺人犯來到阿塞拜疆的烏古斯游牧部落的統治精英。該書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毒藥,它針對的是信仰其他宗教的非穆斯林,主要是針對兄弟的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人民。」
關於納卡問題
[編輯]在亞美尼亞的阿塞拜疆人也把巴吉羅夫當做他們的領袖。當他們向巴吉羅夫求助時,他時常會敦促亞美尼亞的黨組織滿足他們的願望。當時亞美尼亞要求阿塞拜疆把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劃歸亞美尼亞。但巴吉羅夫堅決拒絕。在他1945年給馬林科夫的信件中寫道「他們不反對將納卡州劃歸亞美尼亞,但作為回報,他提議將主要由阿塞拜疆人居住的亞美尼亞的Azizbeyov,Veda和Karabaglar州劃歸阿塞拜疆。」此後,該問題被長期擱置。[7]
大清洗
[編輯]巴吉羅夫在任阿塞拜疆第一書記期間積極推動斯大林的肅反工作,在阿塞拜疆製造恐怖氛圍。幾十萬人被指控為富農、托派、反蘇分子、穆薩瓦特分子,其中十多萬人被處決。其餘則被判處流放。(根據蘇聯1939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阿塞拜疆也只有320萬人口。)全國黨政機關,教育、司法等部門幾乎全都受到牽連,大部分工作人員都遭處決。[8]在迎合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阿塞拜疆也興起了對巴吉羅夫的個人崇拜。當時的政府官員對巴吉羅夫唯恐避之不及,擔心自己受到牽連。他還擁有一個有三四十人組成的安保隊伍來保衛他的安全,每年預算100萬盧布。阿塞拜疆的很多公共場所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雕像,標準像也被安放在各大城市,他的形象也出現在許多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中。時人稱之為「阿塞拜疆的斯大林」和「阿塞拜疆的貝利亞」。 [9] [10]
衛國戰爭期間
[編輯]1941年8月,為保證西方援助蘇聯物資通道的安全,英蘇入侵伊朗。分別佔領伊朗南北部。隨後蘇聯在伊朗北部扶持了親蘇政府。由於伊朗有數千萬阿塞拜疆人,巴吉羅夫在那裏以「阿塞拜疆的統一者」的身份樹立自己的個人崇拜。
1944年,在蘇聯國防委員會馬哈奇卡拉會議上,因為蘇聯政府懷疑庫梅克人叛國投敵,建議將他們流放西伯利亞。巴吉羅夫為庫梅克人辯護,反對將他們流放。
榮譽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Мир Джафар Аббасович Багиров. [2018-06-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24).
- ^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898 - 1991. [2021-09-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14).
- ^ Исмаилов Э. Р. Власть и народ: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1945-1953. — Баку: Адильоглы, 2003. — 342 с.
-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М.: МФД, 1999. — С. 141. — ISBN 5-89511-006-1.
- ^ Гасанлы Дж. П.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1954-1959). — М.: Флинта, 2009. — С. 119, 124-125. — ISBN 978-5-9765-0792-0.
- ^ Истор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Т. 2. Ч. 2. — Баку: Изд-во АН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ССР, 1963. — С. 20—21.
- ^ Vladislav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 С. 58. — 467 с. — ISBN 978-0-8078-3098-7.
- ^ 存档副本. [2020-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5).
- ^ Исмаилов Э. Азербайджан 1953-1956: Первые годы «оттепели». — Баку: Адильоглы, 2006. — С. 91.
- ^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Permanent Purge: 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С. 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