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風
汪文風（1929年8月—2015年12月30日），筆名江流，四川重慶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作家、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黨員。[1][2]
生平[編輯]
早年生涯[編輯]
汪文風出身貧苦，13歲便在家鄉重慶成為孤兒。[2]1946年，自重慶社會大學新聞系畢業。歷任《新華日報》記者、編輯、校對科科長，《光明日報》記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助理檢察員，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1]
從反右傾運動開始，汪文風便連續受整肅。1965年底，因為所謂「政治問題」，汪文風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調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擔任政治部辦公室負責人。不到一年，又因「歷史問題」加「政治問題」，被改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1966年8月，毛澤東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國各高等院校隨即掀起批判高潮。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先後召開多個通宵的批判大會，汪文風的罪名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黨總書記」再到「小爬蟲」、「變色龍」。汪文風回憶道：[2]
「小爬蟲」是指我在群眾運動中發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論。另外，我在解放前參加地下工作時，暴露了身份，蹲過國民黨的大牢。你想想，一個坐過國民黨的牢而沒有死，還出來的人。我又被組織派去對國民黨特務進行過調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來後，一抓「特務」，看到我有那麼多關係，不是特務也成了「特務」，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是連連升級的。
「童懷周」[編輯]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汪文風，從收音機中得知周恩來逝世，痛哭不已。1月11日下午，周恩來的遺體從北京醫院運往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汪文風及其全家沒有到長安街上送別。[2]
汪文風拿到一張票，是1月12日到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的弔唁周恩來儀式的入場券。汪文風在其中一個晚上前去弔唁，汪文風回憶說只見「人山人海」。與此同時，許多北京居民、機關幹部、農民、工人、學生、解放軍指戰員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廣場上鐫刻着周恩來手書碑文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成為民眾悼念周恩來的主要場所，紀念碑周圍在短短數天內便放滿花圈，四面的松牆上綴滿白花。汪文風回憶說：「兩個悼念同時進行。在當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弔唁才屬合法，而天安門的悼念儀式是江青他們不滿意的，幸而這兩個場面，我都參加了。」「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廣場貼詩了，我都是偷偷去看的。」[2]
汪文風及其孩子、學生、朋友，以及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的所有同事，都參與了天安門廣場的寫詩、抄詩、藏詩活動。[2]
1976年4月5日，四五運動被鎮壓後，汪文風成為懷疑對象，他記錄的文字曾被沒收，「許多字的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以及各種偏旁字頭，都用鉛筆畫了圈圈，做過筆跡鑑定。」與此同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工宣隊隊長和革命委員會主任召開全院數百人的中共黨員大會，以追查天安門廣場活動及「反革命政治謠言」的名義，對汪文風進行了嚴厲的當眾審查。汪文風及其孩子、學生、朋友、同事們，不得不按照清理規定上交了抄錄下來的天安門詩詞的少量副本，而將大部分原件藏起來，不是藏到蜂窩煤爐的夾層，就是用塑料紙包好藏進花盆，或者是用綿線纏繞之後卷進綿線團。[2]
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發生，「四人幫」被捕，但此後華國鋒當政時期，推行兩個「凡是」和「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隨着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紀念日臨近，汪文風與同事們將秘密收藏的天安門詩詞找出，找來一位擅長刻鋼板字的同事刻字，油印將近200份《天安門革命詩抄》。通過自願簽名，汪文風與其他15位參與收集並編輯《天安門革命詩抄》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同事一起組織「童懷周」小組，該小組總共16人：汪文風、李先輝、白曉朗、黃林妹、胡連朴、劉蘭英、蔣士珍、黃玉文、羅丹、楊昆明、張潤今、石淑興、賴梅華、劉志寬、趙壽安、朱清頤。[2]
汪文風回憶該小組的得名時說：「我們要共同懷念周恩來。本來要叫『佟懷周』，我老覺得這個『佟』字不通俗，後來就改為『童懷周』。再說，無論我們年紀多大，在周總理眼裏始終是個兒童。」[2]
1977年1月8日，正值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紀念日，「童懷周」小組油印的115首《天安門革命詩抄》貼在了天安門廣場，隨即引起北京市、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轟動，汪文風回憶道：「那時來二外院要《詩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絡繹不絕，搞得整個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柵欄似的。」 [2]
《天安門革命詩抄》鉛字版出版之後，「童懷周」小組成員之一白曉朗忽然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門廣場張貼批判「四人幫」、呼籲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汪文風認為：「因為我們的行動激怒了參與鎮壓天安門運動，依然還在台上的當權者，衝擊了『兩個凡是』的圍牆。」此後一個傍晚，汪文風背着一袋《天安門革命詩抄》走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來到原公安部宣傳室主任陸石的家。汪文風回憶：「我把書往地上一放，對他說，我是來給你送書的。如果你要抓人，我就在你面前。」陸石問：「什麼書？」 汪文風說：「《天安門革命詩抄》！」陸石隨即抱住汪文風說：「我的好同志啊。」[2]
100天以後，白曉朗被釋放，公安部還把此前收集的天安門四五運動的「罪證」即另外900餘首詩也交給「童懷周」小組，由此有了後來再版的收錄1000多首詩詞的《天安門革命詩抄》。 [2]
進入中央紀委[編輯]
197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汪文風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央紀委」）委員。1979年1月4日，汪文風收到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請柬。會議開了18天，由第一書記陳雲主持，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分別發言，會議做出的決定之一是對康生、謝富治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在會下，中央紀委秘書長魏文伯找來汪文風，讓汪文風到中央紀委工作。汪文風回憶：「那時，我面對幾個選擇：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業部張珍派人到二外院調我；三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陳荒煤要我到文學研究所。按我個人的興趣愛好，我是很想進文學研究所的。」但魏文伯說：「把你留下來，是黃克誠在中紀委常委會議上提出的，是經過常委決定了的。」汪文風遂表示服從組織安排，由此進入中央紀委工作。[2]
汪文風被安排在中央紀委研究室工作，但未立即到職，而是接受了特殊任務，與中央紀委副書記張啟龍、常委曹瑛共同負責審理「四人幫」集團問題。[2]
在審理「四人幫」集團問題的過程中，汪文風覺得張春橋是最厲害的對手。在一次審訊中，汪文風突然問道：「你們幾個打算把鄧小平、周恩來拱倒後，讓誰來當總理？」 張春橋回答：「是我。」之後便一句話不講。這句話是審訊中極為重要的話。[2]
汪文風對江青在審訊中的表現評價很低，回憶稱「她簡直就是大雜院的一個破女人。」汪文風還曾在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節目中稱江青「自恃她是主席夫人，不講道理，胡攪蠻纏，一張破嘴吵吵鬧鬧。」 江青評價汪文風說：「你別看汪文風笑，別看他和顏悅色，他是笑面虎，是鄧小平最兇惡的劊子手。」 [2]
此後，汪文風歷任中央紀委派駐中國社會科學院紀檢組組長，中央紀委第一、二、三、四屆委員和專職委員、研究室副主任及主任、二辦副主任。[1]汪文風回憶說：「我一直在做紀檢工作，1992年從中紀委離休前，整頓過人民日報、新華社……那時，我是副組長。」[2]
2004年1月，他出版了回憶錄《從童懷周到審江青》。汪文風說：「我惟一的不滿就是不能盡情地寫。」但他又說：「這關乎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無法想像，有些戰鬥英雄，浴血奮戰，建功無數，可就是在『文革』中，政治頭腦不夠……現在把這些曝光有什麼意思？在審案時，王鶴壽說，汪文風，你一定要給我守住了，不要擴大。你想想，如果擴大，就會再次形成你揭發我，我揭發你的場面，那豈不又成了天下大亂？所以，不可寫，不可說……」 [2]
2015年12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3]。
作品[編輯]
1946年，汪文風開始發表作品。1981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寫有長篇小說《霧城斗》，中篇小說《乍暖還寒時候》，文學評論《歷史人物與創作人物試論》、《關於文藝問題的芻議》。他還參與編輯了《天安門詩抄》、《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編、續編）等等。[1] 汪文風最後一本書《朝着太陽走》概括總結了他這一生的重要歷程。這本書安靜地伴隨着他潔白的骨灰被安置於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一堂側室中。（汪文風小女於2016年1月27日加注）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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