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子爵夫人蘭茜·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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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茜·阿斯特
The Rt Hon The Viscountess Astor
阿斯特子爵夫人閣下
CH
阿斯特夫人，於1923年
議員
普利茅夫薩頓
任期
1919年11月28日—1945年6月15日
前任沃爾道夫·阿斯特
繼任露西·米德爾頓
個人資料
出生(1879-05-19)1879年5月19日
 美國維珍尼亞州丹維爾
逝世1964年5月2日(1964歲—05—02)（84歲）
 英國林肯郡格姆斯郎堡
政黨保守黨
配偶羅拔·古爾德·肖二世（1897年-1903年）
沃爾道夫·阿斯特，第二代阿斯特子爵（英語：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1906年-1952年）
宗教信仰基督教科學派

阿斯特子爵夫人蘭茜·威徹·阿斯特，CH（英語：Nancy Witcher Astor, Viscountess Astor，1879年5月19日—1964年5月2日），英國下議院首位女議員[註 1]，第二代阿斯特子爵沃爾道夫·阿斯特（英語：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Waldorf Astor, 2nd Viscount Astor）之妻。

早年[編輯]

蘭霍恩樓

蘭茜本名蘭茜·威徹·蘭霍恩，生於美國維珍尼亞州丹維爾。她的父親是奇茲韋爾·達布尼·蘭霍恩（Chiswell Dabney Langhorne），母親是蘭茜·威徹·基恩（Nancy Witcher Keene）。蘭茜的父親本來是大奴隸主，但是，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南北戰爭期間，解放了所有奴隸，導致蘭茜一家在她出生前幾年過得十分拮据。蘭茜出生後，她的父親東山再起，首先是當拍賣人，然後是經營鐵路生意。蘭茜13歲時，蘭霍恩家已經重新崛起了，住在規模可觀的宅邸里。[1][2]後來，蘭霍恩居家搬往維珍尼亞州阿爾伯馬爾縣一個莊園，叫米拉多爾（Mirador）。

蘭茜有四個姊妹，三個兄弟。她的姐姐，艾琳（Irene）嫁給了藝術家查理斯·達納·吉本森（Charles Dana Gibson），是吉本森女孩（Gibson girl）的模特。蘭茜和艾琳都曾在紐約市就讀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後來，蘭茜結識了羅拔·古爾德·肖二世（Robert Gould Shaw II），他是麻省第54志願步兵團指揮官羅拔·古爾德·肖上校（Robert Gould Shaw）的表弟。兩人在1897年10月27日在紐約市結婚，蘭茜時年18歲。

不幸的是，這次婚姻是一場災難。肖的朋友指責蘭茜是清教徒，十分古板，而蘭茜的朋友則說肖是醉酒強姦犯。儘管如此，他們之間婚姻仍然維持了四年，兩人育有一子，博比（Bobbie）。蘭茜曾多次離開肖（第一次是在度蜜月時）。

1903年，蘭茜的母親去世，她（當時已經離婚）搬回了米拉多爾住，[3]開始打點家務。隨後，她到英國旅遊，愛上了這個國家。蘭茜的父親建議她搬到英國居住，但是，她捨不得離開美國，他的父親告訴她，這是她母親的遺願，也有利於她的妹妹。1905年，蘭茜和菲莉絲（Phyllis）移居英國。

英國[編輯]

克萊夫登

蘭茜初到英國時，給人的印象是個有趣和機智的美國人。她說話機智、俏皮，篤信宗教、行為拘謹，令不少英國男士感到困惑，但是，受到年老社會名流歡迎，他們喜歡和生動迷人，又體面、克制的美國人。蘭茜開始展露出回應批評的技巧。一次，有一個英國女士問她：「你是來奪走我們的丈夫的嗎？」她出人意外地答道：「如果你知道我解脫了的煩惱的話……」迷住了旁人，展示了她日後聞名的機智。[4]

蘭茜·阿斯特，阿斯特子爵夫人

儘管如此，蘭茜最終還是嫁給了英國人。她的第二任丈夫，沃爾道夫·阿斯特（Waldorf Astor），生於美國，13歲時隨父親移居英國，在英國貴族的環境下成長。兩人一開始十分匹配。他們生於同年同月同日（1879年5月19日），都是美國海外國民，性情又相近。阿斯特與蘭茜有着一些相同的觀念，而且，他的心臟有問題，他不能做出一些冒險的事情，這令蘭茜十分安心。這次婚姻似乎十分成功。

婚後，蘭茜與阿斯特遷入泰晤士河畔白金漢郡奢侈莊園克萊夫登（Cliveden），開始了她作為精英階層的重要女主人的生活。阿斯特在大倫敦也有宅邸，聖占士廣場（St. James Square）4號（現海軍及軍事俱樂部）。因為她有不少人脈，蘭茜開始參與一個叫米爾納幼稚園（Milner's Kindergarten）的政治群體。這個群體，在當時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提倡團結、平等，主張英國應繼續擴張。

基督教科學派[編輯]

米爾納幼稚園的政治意義有限，但是，它對蘭茜的意義重大。她因此而結識了菲臘·卡爾（Philip Kerr），並與他成為終身好友。當時，兩人都在重要關頭。卡爾正經歷一次精神危機，開始質疑他先前虔誠信仰的天主教。兩人都尋求精神上的安定，最終兩人都投向基督教科學派。蘭茜此後一直信仰基督教科學派。

蘭茜改宗基督教科學派是循序漸進的，受多個因素影響。她的妹妹，菲莉絲推薦她閱讀瑪麗·貝克·埃迪所著的科學與健康（Science and Health）。起初，蘭茜並不在意這本書，後來，在患病一段時間後，她認為這些苦難，是上帝不想要的。她接受了病痛只是喚醒真我的精神建設的說法。蘭茜的變化，令她的精神導師、好友會吏長費德歷·尼夫（Frederick Neve）大為不滿，更令兩人之間的關係惡化。

卡爾在涉足了東方宗教後，才改宗基督教科學派，後來卻成為了蘭茜的精神導師。卡爾對天主教的反感，也影響了蘭茜，加深了她對天主教的偏見。蘭茜與作家希立爾·貝洛克的友誼也愈發緊張，因為貝洛克鄙視富人，同時，蘭茜企圖令他的女兒改宗基督教科學派。這件事進一步加深了蘭茜對天主教的反感。她對基督教科學派的信仰十分虔誠，比東正教徒更甚，她辭退了不同意她的觀點的醫生。蘭茜改宗基督教科學派以後，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三番四次地提到基督教科學派，力圖使朋友一同改宗。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視她這種人為狂人。

一戰期間，克萊夫登被改為收容加拿大士兵的醫院。儘管蘭茜不相信醫學，但是，她與醫生的關係仍然十分融洽（尤其是外科醫生墨本上校）。她盡力幫助受到心理創傷的士兵。蘭茜因此成為了士兵之友，對她日後競選下議院議員大有裨益。戰爭期間，雙方釋放可怖的毒氣，死傷無數，令她轉而反對戰爭。

參選議員[編輯]

與她改宗基督教科學派一樣，有多個因素影響了蘭茜參選下議院議員，但是，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她丈夫的狀況。阿斯特在一戰前幾年擔任過幾年下議院議員，前途光明。但是，他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成為第二代阿斯特子爵，並因此而升入上議院。蘭茜決定取得丈夫先前在下議院的議席。

蘭茜參選，有多個不利之處。首先，她與爭取女性選舉權的運動缺乏聯繫。其次，第一位獲選為英國議員的女性，康斯坦斯·馬凱域治曾經說阿斯特夫人「屬於上層，脫離民眾。」馬凱域治當時因為參與新芬黨活動，被關押在哈羅威監獄（Holloway Prison），其他人亦因為縱火而收監。蘭茜沒有這種背景。再者，她極力主張禁酒，又對當時的政治缺乏了解。蘭茜因此沒有得到選區民眾的愛戴。最後，她對古怪事物的偏好使得她看起來不可靠。

然而，蘭茜也有一些有利之處：在一戰期間，她曾經幫助加拿大士兵，除此之外，她也從事過其他慈善工作，例如捐款助戰，最重要的是，她擁有應變突發事件的能力。她的這個能力，在應對激烈質問者時十分有效。有一次，一個男人問她，她為他做了什麼，她回答道：「為何，查理，你知道……」然後與他合照。蘭茜這種非正式的風格，令英國公眾十分困惑。她團結現屆政府的支持者，放緩她對酒精的觀點，利用女性聚會，爭取女性選民支持。1919年11月28日，補選舉行，三日後，她以保守黨黨員身份，成功取得下議院議席。[5]

早年議會生涯[編輯]

擔任議員的二十幾年，是蘭茜一生中最受公眾關注的時期，人們對她議論紛紛。她一上任，幾乎立即得到眾人注意，首先是因為她是女性，然後是因為她打破常規。蘭茜第一天到下議院議事，被議長要求保持肅靜，因為她在與其他議員聊天，沒有注意到自己引起了騷動。為免打擾議員議事，她的衣着變得更為沉穩，也避免出現在酒吧和吸煙間。

起初，另一個下議院議員，霍雷肖·博頓利（Horatio Bottomley），視蘭茜為障礙，想取得「士兵之友」這個問題的主導權，計劃剷除她，毀掉她的政治生涯。他利用她的兩個有爭議性的議題，即反對離婚改革法與支持延續戰時酒精限制來攻擊她。博頓利說她是一個虛偽的人，自己曾經離婚，現在卻反對別人離婚。最後，他因為資金不足，語氣又太過尖酸刻薄，沒有得逞。他最終因舞弊而入獄，蘭茜後來在爭取連任時把這件事當做政治資本宣傳。[6]

在這個時期里，蘭茜在議會裏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入選下議院的女性，當中還包括其他政黨的成員。當中有：英國第二位女下議院議員，瑪嘉烈·溫特林厄姆（Margaret Wintringham），還有工黨共產黨派，海倫·威爾金森（Ellen Wilkinson）。後來，蘭茜提議創立「女性黨」，但是，工黨女黨員都覺得這個提議實在是荒唐離奇，因為工黨前途光明，又許諾升遷她們。她與這些人的友誼，隨着年月的流逝而逐漸消散，到了後來，甚至有一些女議員，如蘇珊·羅倫士（Susan Lawrence）視她為敵人。[7][8]

這段時間裏，蘭茜在下議院裏成就甚少。她從未擔任過有影響力的職位。反而是後來居上的阿索爾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在黨內擔任的職位高過蘭茜，令她羨慕。她覺得，如果她在黨內擔任了高級職位，就無須頻繁攻擊現任政府（當時的執政黨是保守黨）。蘭茜少有的成就之一，就是引入一個法令，提高合法飲酒年齡至18歲（除非家長同意）。[9]

雖然在這幾年裏，蘭茜政治成就甚少，但是，她在政壇之外取得了一些成就。當中最著名的就是她對幼兒教育的推動。蘭茜是受了一個社會主義者瑪嘉烈·麥克米倫（Margaret McMillan）的啟發。最初，蘭茜對麥克米倫的理論持懷疑態度，後來，兩人變得親密，蘭茜開始贊助後者的善舉。[10][11]

儘管蘭茜從事過慈善工作，但是，她也以冷酷無情聞名。在得知政敵去世後，她公然發表感受。有人因此而批評蘭茜，她也沒有道歉，反而說：「我是一個維珍尼亞人；我們格殺勿論。」她有一個朋友，安格斯·麥當勞（Angus McDonnell），因為她沒有諮詢他的意見，就與阿斯特結婚，而生她的氣。蘭茜則引用麥當勞的處女演說，他「真的要做好一些」。她激烈的言辭使得不少人逐漸疏遠她。[12][13]

20世紀20年代，蘭茜在議會裏十分活躍，發表了多個重要演說，又引入了一個法令，並成功獲得通過。她的富裕也引起了女官員的注意。蘭茜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警察、上議院中引入更多女性，以及改革教育。她在代表選區受到民眾愛戴，與美國保持良好聯繫，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她的成功不再。[14][15]

20世紀30年代[編輯]

20世紀30年代，蘭茜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1928年大選，她險勝工黨候選人。1931年，蘭茜遇到了更嚴重的問題：她與前夫的兒子，博比，因為作出同性戀行為而被捕。菲臘·卡爾卻告訴她，坐牢對博比有益，因為他此前似乎有酗酒的習慣，又定不下性來。後來蘭茜才發現，這些斷言都是錯誤的。同時，她發表了一個極具爭議的演說，把英國國家板球隊被澳洲國家板球隊擊敗的原因歸咎於酒精。無論是英國隊，還是澳洲隊，都批評蘭茜發表這樣的演說。她自此越發不受歡迎，到了最後，甚至可以說是不得民心。[16][17]

蕭伯納也是蘭茜的朋友之一。他幫助蘭茜渡過了一些難關，但也增添了不少麻煩。他們擁有相反的政治觀點，不同的性情，但都是打破傳統者。然而，蕭伯納時常喜歡說出一些有爭議性的話來，或是置蘭茜於尷尬的境地。[18][19]

蘭茜的兒子被捕後，蕭伯納邀請她前往蘇聯旅遊。此程益處不大。旅途中，蕭伯納多次發表諂媚史太林主義的言論，遭到蘭茜鄙視，因為她反對共產主義。她甚至直截了當地問約瑟夫·史太林，為何要屠殺那麼多俄國人。但是，她的批評大部分都被翻譯改成更溫和的話語，令不少保守黨支持者以為，她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放緩」了。在蘭茜看來，蕭伯納對蘇聯讚美連連，令此程看起來是蘇聯的政治宣傳課。[18][20]

與納粹主義的聯繫[編輯]

隨着納粹的崛起，蘭茜的形象進一步轉差。雖然她曾批評納粹主義貶低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她堅決反對發動第二場世界大戰對抗納粹德國。一些與她有聯繫的人，尤其是洛錫安勳爵（即前菲臘·卡爾），非常支持綏靖政策。這群人後來被稱為「克萊夫登幫」。這個詞在激進主義記者克勞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主辦的報紙「The Week」上首次出現。大部分人都認為，這群人是綏靖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又或者是秘密操控國家的群體，甚至是英國納粹主義的灘頭。蘭茜更被看成阿道夫·希特拉的英國女人，擁有催眠能力。[21][22]

儘管蘭茜反對天主教，但是，她還與身為天主教徒的老約瑟夫·P·甘迺迪交往甚密，據說兩人之間的信件處處表露出反猶太主義情緒。正如小愛德華·J·雷納德所言：

他們極力反對共產主義和猶太主義，十分歡迎希特拉，以解決上述「世界問題」（蘭茜語）……甘迺迪認為美國的「猶太媒體」已經成為了一個問題，「紐約和洛杉磯的猶太評論家」在「迷惑世人」。[23]

蘭茜究竟與反猶太主義、親納粹主義有無聯繫，至今未有定論。但是，她的確間中會見納粹官員，也的確不信任、不喜歡外交大臣安東尼·伊登，還說他「永遠不會是第二個班哲文·迪斯雷利」。蘭茜告訴納粹官員，她之所以支持德國重新武裝，是因為德國「被天主教國家包圍」了。她告訴另一位德國官員，德國駐英大使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嚴肅地說，希特拉太像查理·卓別林了。只有這幾句話能夠證明蘭茜同情納粹。[22][24]

蘭茜似乎不在意批評。她攻擊天主教與共產主義的力度越來越大。慕尼黑協定後，蘭茜說流亡海外的捷克共產黨不應投靠英國，而應投靠蘇聯。到了大部分綏靖政策的支持者都認為情勢已無可挽回的時候，洛錫安勳爵仍支持她保持一貫的態度。深受蘭茜影響的洛錫安更批評教皇不支持希特拉吞併奧地利。[25]

第二次世界大戰[編輯]

二戰爆發後，蘭茜承認之前犯下了錯誤，還投票反對過張伯倫，但是，仍然被人敵視。她的地位以及不如往日，有人甚至還稱她為「柏林市民」。[26]隨着年紀的日增，蘭茜越來越力不從心。她對天主教的恐懼進一步加深，更發表了一個演說，指天主教正陰謀顛覆外交部。蘭茜並沒有因為蘇聯加入盟國，就減弱對共產黨的仇恨，在二戰期間，她發表過批評蘇聯的演說。她的演說變得散漫、不知所云，連她的政敵都感嘆說，她像是「用一碟炒蛋玩壁球」。對於蘭茜的政敵來說，她不再是對手，反而是笑話。

二戰期間，蘭茜在個人層面上也受到了打擊。1937年、1938年兩年裏，她的姊妹與兄弟先後去世。1940年，蘭茜的精神導師、密友洛錫安勳爵去世。儘管洛錫安對她有一定負面影響，但是，他仍然是她最親密的教友，連她改宗後的丈夫都比不上。蕭伯納的妻子也在大約兩年之後去世。這幾年裏，蘭茜還與患有心臟病的丈夫阿斯特因為吃巧克力的問題而吵架。從此以後，他們的關係轉冷，原因不止是因為吃巧克力的問題而吵架，還因為蘭茜對丈夫阿斯特的健康狀況不滿。與一戰時期一樣，蘭茜再度開辦了一間醫院收容加拿大士兵的醫院，但是，這次她表現出對參加過一戰的老兵的偏愛。[27][28][29]

普遍認為，參加意大利戰役的英軍第八軍的外號「逃避D日的人」，來自於蘭茜的一次演講。她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她覺得第八軍的任務十分輕鬆，比不上在法國與德國作戰的同袍，他們打的才是「真正的戰爭」。在意大利作戰的盟軍士兵都十分憤怒，第51高地師的哈米什·亨德森少校甚至將莉莉瑪蓮改編為一首諷刺歌，「逃避D日的人的歌謠」。

晚年[編輯]

一座位於克萊夫登的雕像，正對着42個獻給在一戰中陣亡的士兵的石碑。伯特倫·麥坎羅爵士參照蘭茜的頭部雕刻了雕像的頭部。

蘭茜並不覺得晚年事業衰退，反而覺得是政黨與丈夫迫使她在1945年退出政壇。保守黨在二戰末年已經覺得她是一個負累，她的丈夫也告訴她，家人將不會支持她爭取連任議員。雖然心懷不滿，但是，蘭茜最後還是作出了讓步。[30][31]

蘭茜的退休生活過得不太好，尤其是婚姻生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她不時公開批評她的丈夫迫使她退休，比如說，在她擔任議員25周年紀念典禮上，她發表了一個演說，當中提到了，她之所以退休，是因為丈夫迫使，還說英國男人應該會為此而感到高興。兩人開始獨自旅遊，隨後很快開始分居。蘭茜此後越發左傾，加劇了與丈夫的分歧。不過，在阿斯特去世前，兩人又再次和好。[32][33]

蘭茜的形象也變得十分差。她因為跟不上文化潮流而變得十分激進，對少數族裔的妄想越來越嚴重。有一次，蘭茜說，美國太依賴紐約市了，而紐約市對於她來說，代表着她所恐懼的「猶太人與外國人」。在美國旅遊期間，她告訴一群非裔學生，他們應該立志成為與舊時黑奴一樣的黑種僕人。在另一次旅途中，她又同非裔教會職員說，他們應該感謝奴隸制，沒有奴隸制的話，他們就沒有改宗基督教的機會。在羅得西亞，蘭茜驕傲地與一個非裔政府官員說，她是奴隸主之女。[34]

1956年後，蘭茜變得十分孤獨。她的姊妹都去世了，兩個好友，海倫·威爾金森、蕭伯納分別在1947年、1950年去世。蘭茜的兒子博比變得更加好鬥，在她去世後自殺身亡。另一個兒子，積，娶了一個天主教徒，因此，他與母親產生了矛盾，而蘭茜的其他兒女亦疏遠了她。經過無數變故，她最終接受了身為天主教徒的媳婦。然而，蘭茜還是認為，她的晚年很孤單。1964年，她在女兒的宅邸林肯郡格姆斯郎堡去世。[32][33]

註釋[編輯]

  1. ^ 康斯坦斯·麥科馬克以新芬黨黨員身份，在1918年12月獲選為下議院議員，是首位獲選為議員的女性。但是，她依照黨內政策，沒有取得席位，而且，當時她還在獄中。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1. ^ “Our Nancy”: The Story of Nancy Astor and Her Gift to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2-07-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10-12）. 
  2. ^ Langhorne House, Birthplace of Lady Astor 互聯網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08-06-02.
  3. ^ Mirador. [2012-07-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19）. 
  4. ^ Sykes (1984), p. 75.
  5. ^ Women's Political Recor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Politics.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27 November 20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3）. 
  6. ^ Sykes (1984), pp. 242–60
  7. ^ Sykes (1984), pp. 266–267, 354, 377.
  8. ^ Masters (1981), p. 137.
  9. ^ Sykes (1984), pp. 299–309, 327.
  10. ^ Sykes (1984), pp. 329–330.
  11. ^ Masters (1981), p. 140.
  12. ^ Sykes (1984), pp. 285, 326.
  13. ^ Masters (1981), p. 58.
  14. ^ Sykes (1984), pp. 317–318, 327–328.
  15. ^ Masters (1981), pp. 11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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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Masters (1981), pp. 161–168.
  18. ^ 18.0 18.1 Sykes (1984), pp. 382–395.
  19. ^ Masters (1981), pp. 145–149, 17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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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Thornton (1997), p. 434.
  30. ^ Sykes (1984), pp. 554–556.
  31. ^ Thornton (1997).
  32. ^ 32.0 32.1 Sykes (1984), pp. 556–557, 573–575.
  33. ^ 33.0 33.1 Thornton (1997), p. 444.
  34. ^ Sykes (1984), pp. 580, 586–594, 601–606.

來源[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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