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

夏济安
罗马拼音	Hsia Tsi-an / T. A. Hsia
出生	1916年 中华民国江苏省吴县
逝世	1965年2月23日(1965-02-23)（49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墓地	艾尔塞里托观日落墓园（Sunset View Cemetery）
笔名	齐文瑜
职业	文学评论家 翻译家 教授
国籍	中华民国
教育程度	文学士
母校	光华大学英文系
创作时期	1940年代－1965年
体裁	文学评论、散文、日记
主题	中国现代文学、左翼文学、西方文学
文学运动	新批评
代表作	《黑暗的闸门》 《夏济安日记》
配偶	无（终身未婚）
亲属	夏志清（弟）
受影响于	新批评
施影响于	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

夏济安（1916年—1965年2月23日），原名夏澍元，江苏省吴县人，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与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英文系，先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外语系及香港新亚书院任教。1950年赴台湾后，他在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担任教授，并于1956年创办《文学杂志》。在台大任教期间，他指导并提携了多位文学新人，包括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1959年他赴美深造，转而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与鲁迅，著有英文专著《黑暗的闸门》。

生平

早年生活与求学

1916年8月12日，夏济安出生于江苏省吴县。他初中一、二年级就读于家乡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桃坞中学，其后曾转读上海立达学园及上海中学。1934年，他从苏州高中毕业，随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他就读二年期间曾因感染肺病而休学一年。1937年，他与母亲及弟弟夏志清迁居上海，并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最终于1940年6月顺利毕业。

教职与创办《文学杂志》

大学毕业后的同年秋季，夏济安回到母校光华大学担任英文系助教与讲师，直到1942年冬季离职。1943年11月，他离开上海前往西安王曲，担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校语文教官，负责教授英文。1944年夏天卸去军校职务后，他短暂居住于重庆，并于秋季前往云南，担任呈贡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英文讲师。1945年秋至翌年五月，他转任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教员，期间与光华大学老同事钱学熙及诗人卞之琳交情甚笃。1946年10月至1948年12月，他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外语系讲师，期间曾与弟弟夏志清共事一年。1948年底他自北大离职回到上海，并于1949年上海沦陷前夕逃往香港。在港滞留的一年半期间，他除了经商，亦曾短期任教于新创办的新亚书院，因此结识了钱穆与唐君毅两位学者。

1950年10月，夏济安从香港前往台湾，开始在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陆续开设共同英文、小说选读与翻译等课程。据学生回忆，夏济安乡音颇重，讲学不畅，课堂上正式授课并不十分成功。初入台大时，甚至有学生联名向系主任英千里表达不满。但他平易近人、博学风趣，尤其在批改学生英文作文时每每点石成金，令人折服，因此不久便深受学生爱戴。

在台大任教期间，他于1956年9月与吴鲁芹、刘守宜等人共同创办《文学杂志》并兼任主编，提倡“朴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学风格。

夏济安极为鼓励学生的文艺创作，并悉心指导。他经常亲自为学生修改稿件，甚至大幅删修以提升小说技巧。例如作家陈若曦的初试啼声之作《尹县长》，便是在夏济安删修后才得以发表。对于编辑杂志的理念，夏济安曾向友人表示：

我办《文杂》非为名，更非为利，因此作为编辑的最大安慰是登载一些优秀的稿子。同学投稿，稿子太坏，退稿时双方不会伤感情。如果稿子还可以，那么我可以替他动手术修改。我是台大讲师，责任是改同学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时删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怀恨在心。

该杂志曾刊发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等作家的早期作品。白先勇曾回忆，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引导他接触西洋文学，他的首篇发表小说《金大奶奶》即由夏济安决定刊登。夏济安透过《文学杂志》将台大兼具人才培育与学术研究的“教育空间”与当时的“文化场域”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的传统。

该杂志在名称与部分编辑理念上，延续了抗战前朱光潜所编《文学杂志》的传统，但在内容上别出心裁，特别倡导“以文学理论诱导创作”及“欢迎翻译作品”。透过引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与作品，夏济安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提供了创作借鉴，对196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0年3月，台大外文系学生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继承了夏济安《文学杂志》的传统与他对现代文学的教导。该杂志致力于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潮流、批评和思想，同时也关注本地作家的优秀作品，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赴美深造与逝世

1955年春季，夏济安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安排下，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深造半年，专攻小说习作，随后于夏季返台。担心卷入政治纷争，夏济安萌生永远离开台湾的念头。经台大校长钱思亮推荐，他于1959年3月以英文系“交换教授”名义前往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为期半年。同年稍后，他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再度赴美，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副教授一年，随后转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出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客座讲员及副语言研究员。他在美国期间撰写了英文著作《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探讨鲁迅、瞿秋白、蒋光慈及左联五烈士等左翼作家的文学与政治选择。

1965年2月23日，夏济安因突发脑溢血在美国加州病逝，享年四十九岁。夏志清太太王洞忆述，当时志清接获夏济安同事来电，得知济安在办公室昏倒，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夏志清随即从纽约赶赴伯克利。当他抵达医院时，济安已陷入昏迷，未久便与世长辞。其后，志清将兄长安葬于艾尔塞里托的观日落墓园（Sunset View Cemetery）。

文学事业与贡献

文学创作与杂志编务

除了文学评论与翻译，夏济安在文学创作与杂志编务上也展现了深厚的素养与实践能力。在主编《文学杂志》期间，他不仅亲自撰写评论，更以身作则进行文学创作。例如在《文学杂志》四卷六期中，他发表了仿T·S·艾略特〈荒原〉的诗作〈香港——一九五○〉。这首诗作借由香港的背景，生动摹写了离散荒凉的现代情境，并且揉合了古文、旧诗里的句子以及欧化的句法，展现出他将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学资源相结合的尝试。透过这些创作与编务工作，夏济安成功地将学院内的教学成果转化为社会文化出版品，为当时的台湾文坛带来活力。在担任编辑期间，夏济安对后学给予极大的鼓励与提携，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发掘了白先勇。当初白先勇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小说《金大奶奶》交给夏济安时，夏济安不仅没有予以苛责，反而笑著称赞其文字“很老辣”，并决定予以刊登。

对写作风格与浪漫主义的观点

夏济安在指导学生与编务实践中，对写作风格有着明确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在于滥用浪漫热情与感伤文字。当学生白先勇提到自己阅读毛姆与莫泊桑时，夏济安表示这两位作家对白先勇会有良好影响，因为他们“用字很冷酷”。这反映了他对精炼、客观且具批判性文体的推崇。

夏济安对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亦有独到见解。他在探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指出，西方浪漫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与中国文学本身深厚的“抒情传统”所提供的土壤密切相关。此外，白先勇观察到，夏济安并非完全超脱世俗的冷静批评者；其内心经历相当曲折，且具有浪漫主义者的倾向。这种内在的矛盾与个人经验，可能使他对浪漫主义的局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夏济安）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感伤的文字……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不为世俗所扰了，后来看了“夏济安日记”，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他自己会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

——白先勇〈蓦然回首〉

文学批评与思想

夏济安的文学批评方法深受英美“新批评”影响，强调文本细读，但同时也将审美判断延伸至政治思想与历史语境。在冷战早期的学术环境中，他的文学思想逐渐展现出“新古典主义”的倾向。他推崇英国诗人T·S·艾略特，并将艾略特笔下的文化菁英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结合，主张在文学中镕铸古典传统与现代经验。

赴美后，夏济安着手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鲁迅，曾经对鲁迅作品中“黑暗面”的深刻剖析。他巧妙地借用清代小说《说唐演义全传》中绿林好汉力撑千斤闸门以拯救群雄的传奇，来诠释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写下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这句名言。在夏济安看来，这道“黑暗的闸门”不仅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也源自鲁迅自身的不安；鲁迅自觉无力抗拒黑暗而选择牺牲，这种悲剧性的英雄姿态赋予了其作品一种独特的悲哀与天才的特色。

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上，夏济安指出鲁迅虽然极力倡导白话文与科学进步，但其内心却与旧中国的“鬼魂”及死亡有着难以割舍的纠缠。他特别以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以及对“目连戏”中〈无常〉、〈女吊〉等鬼魂的描写为例，认为鲁迅不仅是描写死之丑恶的老手，更在作品中触及了无意识的世界与精神错乱的恐怖梦魇。夏济安认为，鲁迅对死亡与传统迷信的着迷，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病态的天才”的深度，这使得他与胡适那种充满稳定、安详与乐观光辉的纯粹“五四”代表人物截然不同。胡适相信科学能“捉妖打鬼”，而鲁迅却深知死亡与黑暗的神秘力量，并以其阴郁、带有讥刺却又混合著仙乐与哀歌的文体，成为了那个充满矛盾与不安时代的真正代表史家。

翻译工作

在1950年代的台湾，夏济安参与了多部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透过林以亮的介绍，为香港中一出版社和友联出版社进行翻译。这些出版社在冷战时期出版了多部带有反共色彩的书籍。夏济安以笔名“齐文瑜”发表了部分翻译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贴补家用而进行的劳动。

他的翻译作品包括1952年出版的白伦敦著作《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以及同年集结多位欧洲知识分子文章的《坦白集》。1953年与1955年，他陆续翻译了马内斯·史勃伯小说三部曲中的《燃烧的荆棘》（Der verbrannte Dornbusch）与《深渊》（Tiefer als der Abgrund）。这些作品多半带有浓厚的反共见证色彩，夏济安在译序中亦曾表达对民主自由思想植根于人类本性的信念。

个人生活

夏济安与其弟夏志清关系密切，两人之间有着极为频繁且坦诚的书信往来。从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直到1965年夏济安病逝，两兄弟在将近二十年的岁月里通信达六百余封。这些信件后来整理为《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分卷出版，记录了他们在大时代动荡下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变化。书信中，两人不仅探讨中西文学、交流学术见解、评论当时的好莱坞电影与京剧，更分享彼此心事、政治观察以及对婚姻与爱情的渴望与挫折。

夏济安对弟弟的学识深感信任。当他得知志清获得编写供美国政府和军方内部参考的《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的工作时，写道：

接来信知job（译：工作）有着落，甚为欣慰。由你来研究中国文学，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记的大事，因为中国文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像你这样的头脑去研究它……凭你对西洋文学的研究，而且有如此的keen mind（译：敏锐的头脑），将在中国文学里发现许多有趣的东西，中国文学将从此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了。我为中国文学的高兴更大于为你得job的高兴。

在感情生活方面，夏济安终身未婚。根据《夏济安日记》与书信记载，他曾苦苦单恋过多位女性，包括在西南联大时期爱上的一位长沙籍历史系新生、女学生李彦（日记中代号为R.E.）、香港的秦小姐、台大的董同学，以及留美时期的交往对象。他对爱情的追求往往伴随着自卑与浪漫的纠缠，甚至曾向学生感叹“Beauty invites trouble”（美丽招致麻烦）。尽管弟弟夏志清经常在信中给予他恋爱建议与鼓励，夏济安始终未能如愿步入婚姻。

夏济安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亦有涉猎且高度赞赏。金庸曾在《天龙八部》后记中回忆，学者陈世骧曾向他提及夏济安非常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有一次，夏济安在书店看到一张绘有四个人的圣诞卡，觉得神情相貌极似《天龙八部》中所描写的“四大恶人”，便特意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及赞赏之语，托陈世骧转交。然而陈世骧随手放置于杂物中，后来不慎遗失。金庸对此表示，夏济安曾在文章中几次对其武侠小说给予溢美之辞，但两人的缘分太浅，始终未能见上一面，连卡片也未能收到。金庸在阅读《夏济安日记》等作品时，常惋惜与这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缘悭一面。

评价

夏济安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与台湾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学者李欧梵与王德威均对其英文专著《黑暗的闸门》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该书开创性地探讨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个人与官方的复杂冲突，深入揭示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革命文人在伦理、审美与政治间的两难抉择，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政治者不可或缺的经典。

在台湾文学的推动上，夏济安被视为极具关键影响力的推手，尤其在1950年代反共文艺政策主导的“文化沙漠”中，他树立了严肃研究文学的风气。学者刘绍铭曾高度评价夏济安的贡献：

先生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当然是来自他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文杂》在一九五六年创办之时，台湾文化界中，难得有“文学”可言。报纸、杂志和单行本所出版的小说，套用当时流行术语，不是“灰色”就是“反灰色”和“反红色”……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气氛中，一种严肃的研究文学的风气是树立了。

——刘绍铭〈怀济安先生〉

为了提拔后进与修改学生的稿件，夏济安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这从他凌乱的书桌与同时代作家兼大学同事叶庆炳的回忆中可见一斑。当时叶曾回忆指出：

夏济安先生的书案我至今记得，永远是乱得无一方可供读写之地，然而有许许多多当今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作家，是当年夏先生在那张案前埋头审稿、修稿时发掘的。

——郭强生、林慧娥整理〈《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对台湾文学深具影响的文学杂志〉

作家林海音也曾对夏济安修改稿件的认真态度深表感佩，她提到：

王敬羲曾告诉我：‘夏先生为了修改你的稿子，整整用了全上午的时间。’果然〈琼君〉刊出后，硬是把其中的一个人物取消了，衔接的工作，当然要因而费一番手脚的了。

——林海音〈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悼念夏济安先生〉

作家白先勇亦曾回忆，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引导他热爱西洋文学的桥梁，对其写作生涯影响深远：

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局里，我发现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傅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

——白先勇〈蓦然回首〉

此外，白先勇在回忆初次投稿《文学杂志》时，也生动描绘了夏济安对提拔新人的肯定：

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白先勇〈蓦然回首〉

学者梅家玲指出，夏济安成功地将大学的“教育空间”与社会的“文化场域”相结合，透过严谨的学术训练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引介，不仅扭转了1950年代台湾封闭的文艺风气，更为后来《现代文学》的创立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