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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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en Hedin 斯文·赫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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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65年2月19日 瑞典斯德哥爾摩 |
| 逝世 | 1952年11月26日（87歲） 瑞典斯德哥爾摩 |
| 職業 | 遊記作家、地理學家、探險家、攝影家 |
| 語言 | 瑞典語 |
| 國籍 | 瑞典 |
| 母校 |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
| 獎項 | 維嘉獎章（1898年） 李文斯頓獎章（1902年） 維多利亞勳章（1903年） |
| 配偶 | 終身未婚未育 |
斯文·安德斯·赫定[1][2]（瑞典語：Sven Anders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瑞典地理學家、地形學家、探險家、攝影家、旅行作家，同時也在自己的作品中繪製插圖。在中亞的四次探險考察中，他發現了喜馬拉雅山脈，雅魯藏布江、印度河和象泉河的發源地，羅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樓蘭城市遺蹟，墓穴和長城。他去世後出版的中亞地圖集是他畢生工作的結晶。
生平[編輯]
斯文赫定出身於中產家庭。15歲時，在瑞典目睹了芬蘭瑞典族極地探險家阿道夫·埃里克·諾登舍爾德從北冰洋航行中凱旋。從此之後，他受到激發，決心成為探險家。他師從德國地理學家和中國學專家李希霍芬 。這段求學生涯喚起了他對德國的熱愛，並且促使他下決心到中亞探險，將亞洲地圖上那片無人走過的未知區域了解清楚。在獲得博士學位，學習了多種語言和方言以及兩次穿過伊朗的旅程之後，他沒有聽從老師的建議繼續學習以通曉地理學研究方法。結果，後來他不得不將他的探險收穫交給其他科學家進行評估。
1894年到1908年之間，在中亞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險中，他研究了中國的新疆（新疆建省於1884年）和西藏的部分地區，並繪製了地圖。這是從未有人探索過的區域。1909年，他返回斯德哥爾摩，受到了如同當年諾登舍爾德那樣隆重的歡迎。其實在1902年，他已經被推舉為瑞典最後一個無冕貴族。他被認為是瑞典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為他未婚且無子女，他的家庭支系現在不存在了。他是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有發言權。
赫定的記錄為繪製中亞的精確地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是第一個在探險過程中聘用當地科學家和研究助手的歐洲科學探險家。儘管他主要是探險家，但他也是發掘中亞古代佛教廢墟的第一人。他對考古的主要興趣是發現古代城市，而不想進行徹底的發掘。儘管身材矮小，戴著眼鏡，一副學究氣的外表，赫定卻證明了他是一個堅定的探險家。在其長期探險生涯中，有好幾次他從敵對武裝力量和大自然的狂風暴雨中逃生。他的科學文獻和夾雜著自己的照片，水彩畫，素描的旅行記錄，他為年輕人撰寫的歷險故事和他在國外的演講使他成為世界知名人物。
作為新疆和西藏的專家，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接近歐洲和亞洲的君主和政治家以及地理組織和學術協會。他們不但在運輸和資金上幫助他的探險，還以鑽石鑲嵌的精美十字架，金質獎牌，名譽博士學位和豪華熱烈的接待宴請來換取他對那片處於權力真空的地區的獨特見解。
斯文赫定是一個堅持自己見解和工作方法的人，在20世紀也是如此。這一點使他不去考慮二十世紀的社會和政治動盪，想法和行動始終一致。
「赫定從未見到一個新瑞典：他對於移民風波，勞工運動和貿易聯盟的進展，工業化進程和大眾宗教復興都很陌生。他也不贊成普選投票，特別是君主政權下的民主選舉。赫定是一個堅定的保皇黨，反對議會制，他是民族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他相信只有一個國家準備保衛自己直到流盡最後一點血才配享有自由。」– Eric Wennerholm loc. cit. pp 142f
考慮到斯堪地那維亞的安全問題，他贊成建造瑞典號戰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發表文章擁護德國君主和戰爭行為。由於這次政治問題，他在德國的戰時敵對國丟失了科學聲譽，不再是地理組織和學術協會的會員。同時也失去了未來探險計劃的支持。
1923年他到美國和日本演講。在這次不太成功的演講之後，他旅行到北京，打算考察新疆。但是不穩定的政治態勢阻礙了這次活動。他只好坐汽車遊覽了蒙古並且乘坐西伯利亞火車穿過這片地區。
在瑞典和德國政府的資金支持下，他領導了在1927年到1935年間的中國瑞典聯合科學考察。[3] 這是一次在蒙古和新疆地區的國際性，跨學科的科學調查，其中包括從六個國家來的37位科學家。儘管這次考察遭到了示威，但是經過幾個月的談判還是成行了。他也要求籤署合約要求保障旅途自由，因為他們的槍枝，300頭駱駝和行為在戰爭時期很像武裝部隊。不過，籌措資金仍是赫定的個人責任。
1926年冬，第五次抵達中國，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委託，為開闢經中亞通往中國的航線做氣象探險，帶來一支由不同學科科學家組成的大規模遠征隊--所謂的「中瑞探險」（部分經費來自德國政府及德國航空），探險隊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1927年1月30日，在北京西郊張作霖大帥府，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許可。後遭到中國國內輿論反對。3月9日，斯文·赫定致函沈兼士，請沈帶向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轉達：將此行所獲歷史文物全數由隨行中國學者帶回北京，3月10日，與北京學術界進行談判和溝通。4月26日，雙方達成一致，簽訂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19條。5月29日，西北科考團出發。
由於每況愈下的健康，新疆地區的內戰和長期的監禁，七十歲的赫定在大蕭條時資金貶值導致探險支出上升之後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供給考察的後勤處於戰爭區域，考察隊的研究區域的道路上也發生著激烈的軍閥混戰。無論如何，這次考察是一次科學上的勝利。考古發掘的物品被送到瑞典評估。按照簽訂的合約，三年後必須送還中國。（不過很多甲骨、青銅器因為"誰是中國"的原因，沒有歸還，留存在斯特哥爾摩的東亞博物館。）
1935年，赫定以演講的方式使瑞典還有中國和德國政府了解了他對中亞地區的獨特觀點。並且和蔣介石、希特勒的政治代表進行了面對面的討論。
從1937年開始，考察匯總的科學材料由斯文赫定和其他考察成員發布，總共超過50本書。這使得世界各地可以研究東亞地區。當他為印刷成本用盡所有資金之後，他典當了自己頗有價值的好幾件房屋那麼多的藏書，將剩下的材料出版了。
雖然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歷來親德的他卻極為天真地輕信了納粹德國將會保護斯堪地那維亞免遭蘇聯侵犯。這種幻想使他陷入了與國家社會主義黨成員接近的危險。後者利用他發表言論。這一點損壞了他的名譽，在社會上和科學界被孤立了。不過，通過和納粹的通信和面談，他成功的營救了十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解救了許多從納粹集中營釋放的猶太人。
大戰後期，美國軍隊故意沒收了赫定計劃的中亞地圖集。後來，美國陸軍製圖局尋求赫定的幫助並且資助印刷出版他的畢生成果——中亞地圖集。任何人，只要比較一下1891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地圖集，就不能不佩服斯文·赫定在1893年到1935年所取得的成果。這套地圖被美國陸軍用於解釋衛星圖像和美國空軍在阿富汗戰爭時用於導航[來源請求]。
因為他和納粹德國的接觸並且在德國滯留了幾十年，他的研究在德國和瑞典都成為了禁忌。不過，他的科學文章卻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翻譯成中文，被評估並吸收進中國的研究。根據他在1935年向中國政府所做的建議，他選擇的路線被用於建設街道和鐵路，以及在塔里木盆地和延吉盆地修建水壩和運河灌溉新型牧場。中瑞聯合考察隊發現的鐵礦、磁礦、石油、煤礦、金礦將公開開採。考察的發現還包括許多尚未發現的動物植物，以及恐龍和滅絕的有角動物的化石。所有這些都以科學後綴hedini命名。只有一種發現中國研究者等到千禧年後才命名：在1933年和1934年斯文·赫定發現的樓蘭沙漠中的烽火台的遺蹟。這點證明長城曾經延伸到新疆。
從1931年到1952年逝世，斯文·赫定居住在斯德哥爾摩一處地角極佳的現代化高層建築中。在樓梯間的入口，可以看到裝飾性的水泥浮雕地圖，展示了他在中亞的研究領域。還有喇嘛寺廟的浮雕，這是他帶到芝加哥參加1933年萬國博覽會的複製品。
1952年10月25日，赫定在遺囑中表示，他的書籍版權和大量私人財產歸瑞典皇家科學院所有，後來成立的斯文·赫定基金會接管了所有權利。1952年12月1日，舉行了赫定和哀悼儀式，參加者包括瑞典王室的代表、瑞典政府、瑞典的學術機構。他的墓碑放置在斯德哥爾摩Adolf Fredrik 教堂的墓地。
家庭[編輯]
赫德深愛著一名叫米莉的女子。長期的單相思讓他終身未婚，因而無嗣。
採集品借用與歸還[編輯]
1935年春，經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批准，赫定借用一批採集品到瑞典進行研究。赫定離開中國前，中瑞雙方派人一起清點、制單，並為每件採集品拍照。清點以中方為主，由理事會幹事沈仲章主管，瑞方在場代表是那林。清單一設幾份送交政府部門，經審批放行。[4] [5]據赫定，抵達瑞典已是1937年。[5]
據為中瑞雙方起草合約的沈仲章，合約初稿原定借期四年，期滿歸還給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4]
1944年赫定寫道：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批標本不可能被送回中國，還留在斯德哥爾摩。[5]
1994年林世田寫道：「斯文赫定所借的文物由於二戰爆發，至今未能歸還中國」。[6]2006年張慕貞寫道：「在那份赫定、那林擔保西人團員採集品運出國外研究的清單中，其中有多少數目原件能在研究後璧歸故土呢？相信是大家都有興趣渴望知道的。」[7]2006年張九辰寫道：「中科院接管後經多方交涉，曾由瑞典運回兩批採集品，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8]2012王新春寫道：「餘下的部分，如存放在遠東古物博物館的貝格曼在額濟納地區的史前考古搜集品，及其他的部分考古搜集品至今尚待收回。」[9]
2016年赫定基金會Wahlquist寫道：「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重修之前，我自己見到一些原有陳列展示了部分歸還品。我認識的另一位學者也見到那些物品！此外，多年以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館長帶領一個小型代表團，訪問過斯德哥爾摩。當我與他會見討論這個問題時──我總是急於提醒我的中國同行，斯文·赫定及其團隊確實遵守了簽訂的合約。館長並不瞭解細節，但告訴我，如果我去北京，該博物館會給我看那些物品。」但是，"我知道有一批貨物從未發運，因為中國方面通知瑞典的民族博物館，他們對歸還不感興趣"[4]
基金會[編輯]
斯文·赫定基金會是瑞典負責記錄與保存斯文·赫定科考探險的組織。基金會將其中的中國西北科考（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絕大部分資料託付於瑞典民族學博物館收藏，該博物館也是基金會的總部。博物館陸續將館藏檔案電子化公開化，關於斯文·赫定第四次探險的在線資料達10253份(2018-4-12)。
參考注釋[編輯]
- ^ 斯文赫定基金会. [2018-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4-11）.
- ^ 美國國家地理. The Sven Hedin Project. [2018-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5-07）.
- ^ 揭秘：80多年前改变中国文物命运的科考. [2018-01-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1-23）.
- ^ 4.0 4.1 4.2 沈亞明. <沈仲章回憶斯文·赫定片斷——採集品放行瑞典案> (PDF). 《古今論衡》. 2017-10-30, (30): 109-130 [2023-09-03].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3-08-31） –透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 5.0 5.1 5.2 Hedin, Sve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 Digital Archive of Toyo Bunko Rare Books. dsr.nii.ac.jp. [2023-09-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9-01） （英語）.
- ^ 林世田. 〈斯文赫定與綏新公路勘察隊〉. 《北京圖書館館刊》. 1994, (3) –透過CNKI.
- ^ 張慕貞. 〈居延漢簡整理文件〉. Focu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2006, (New Series 5.4): 8 –透過UHK.
- ^ 張九辰. 〈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經過〉. 《中國科技史雜誌》. 2006, (3): 241 –透過CNKI.
- ^ 王新春. 《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考古學史研究》.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2: 130.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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