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 (李贄)
《焚書》（意為不容於世，早晚必將付之一炬）是李贄最為著名且爭議最大的一部書，是他反封建思想、政治、哲學、社會思想及耿介性格的集中體現。近來，更被評論界譽為「影響中國的百部書籍」之一。全書卷一、卷二為書答，卷三、卷四為雜述，卷五為讀史，卷六為詩文。
萬曆十六年（1588年），62歲的李贄遷至龍潭湖芝佛上院，開始編輯此書。1590年在麻城刻印出版，大同巡撫梅國楨為之作序。梅國楨序：「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人必忤，而託言於焚，亦可悲矣！」，但亦贊曰：「斷管殘沈，等于吉光片羽。」、「今焚後而宏甫之傳乃愈廣。然則此書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
李贄自知此書必遭非議，故在自序中就坦言：「……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之，言當焚而棄之……欲焚者，謂其逆人之耳也。」在給焦竑的《答焦漪園》中說：「《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門人汪本軻輯錄李贄遺文編成《續焚書》五卷。分《書匯》、《序匯》、《讀史匯》、《雜著匯》、《詩匯》。其中《題孔子像於芝佛院》最為膾炙人口。
主旨
[編輯]李贄反對迷信、反對盲從、反對對孔子的偶像崇拜。他在《答耿中丞》中說：「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夫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己而必以孔子為學，雖公亦必以為真可笑矣。」[1]
李贄強調尊重個性，要「合乎民情之所欲」。他認為「夫人之與已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已矣，而望人之同無……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所以他主張「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2]他還說：「不必矯情，不必違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為真佛。」[3]
李贄更揭露和批判「假道學」。他認為道學家崇尚的所謂「經典」，是騙人的，「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藐」，並諷刺道學家「依仿陳言，規跡往事」，「瞻前慮後，左顧右盼」，這些人平日只會「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一旦社會有變，「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他批判道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虛假說教，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倫理表現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主張「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重視物質，贊同「泰州學派」的觀點。他更斥責道學家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獸，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兩面派、偽君子。
李贄在文論方面，有《童心說》、《雜說》、《忠義水滸傳序》等，最重要有主張「童心說」。「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2]
影響
[編輯]《焚書》的問世，直接把矛頭指向了孔子，向幾千年的神聖權威發起了挑戰，猛烈抨擊了宋明程朱理學，即刻引起當權道學家們的攻擊，首當其衝者即是理學家、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左侍郎、戶部尚書的耿定向。耿立即寫了《求儆書》，指責李贄的「異端」思想，稱李贄使「後學承風步影，毒流萬世之下」，把他和李贄的論戰形容為「為天下人爭所以異於禽獸者幾殺界限耳」。接著耿的門徒、禮部右侍郎蔡弘甫拋出《焚書辯》，對李贄進行誹謗和誣隱。但正如梅國楨所言，爭辯的結果，反倒益增李贄的聲譽。
民間士人歡欣鼓舞，朱國楨《涌幢小品》提到「今日士風猖狂，實開於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夾一冊，以為奇貨。」
禁毀
[編輯]萬曆三十年(1602年)閏二月乙卯，東林黨人、禮部給事中張問達上疏彈劾李贄，必欲將李贄置於死地而後快。《焚書》第一次遭禁毀：「其書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毀，不許存留。」至清朝乾隆時，李贄的著作仍列入禁書目錄。但，禁毀自禁毀，民間自流行。顧亭林《日知錄》記載：「雖奉嚴旨，而其書行於人間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