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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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廉銀
中文名稱
繁體 養廉銀
简体 养廉银
漢語拼音 yǎngliányín
越南文名稱 ()
國語字 tiền dưỡng liêm
漢喃文 錢養廉

養廉銀,又稱養廉錢,是中國清朝官員俸祿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為清朝特有。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創立了這種薪給制度,本意是想藉由高薪,來培養鼓勵官員廉潔習性,並避免貪污情事發生,因此取名為「養廉」。但是,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後,清政府將所有稅收(包括酒醋稅等地方稅)改歸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財政困難,看似高薪養廉,實際上將地方行政費用歸於地方首長所有,導致清朝地方貪腐情況為史上之最。

越南阮朝初年,明命帝為了防止官員貪污,從中國引進了養廉銀制度。

成因[编辑]

清初文官的俸禄标准表面是號稱延續万历大明全典》制定的低薪制,知县“每月支俸三两,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餵马匹,须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

但是實際上《大明會典》載正七品除了底薪外還有其他實物補償或其折抵津貼:

  • 歲該俸九十石。
    • 本色俸五十四石
      • 十二石
      • 折銀俸卅五石 - 銀廿六兩九錢五分
      • 折絹七石
    • 折色俸卅六石
      • 折布俸十八石 - 銀五錢四分
      • 折鈔俸十八石 - 色鈔三百六十貫

以上合計一年約領大米一千一百零五公斤還有絹布、二十七兩五錢白銀及寶鈔三百六十貫足夠十二口人一年的開銷,再加上明代所有的外命婦誥命夫人有自己的年俸,並不包含在官員支俸中,地方官府的行政、人事、伙食開銷也不需要地方官員負責,再加上七品優免田賦八十畝,免丁徭八人,又再加上稍為大一點官多半有兼職俸。(比如夏原吉領戶部尚書、太子少傅、少保三種職務俸祿,王守仁領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三俸,海瑞亦有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二俸,加上外命婦的俸給,各邊鎮守各官尚有一至二十顷的養廉田,這些都不需要「孝敬」京官,也不需要被被內務府或皇帝巧立名目訛詐),明代官員真實的薪俸比表面所認知的要來的高。但明朝官員一般家口眾多,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而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當時钞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拮据。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清初延續的並不是明代的薪俸制度,而是關外戰時分贓制的滿人至上分肥制度,除了本薪支俸外的東西全部遭大量取消或沒收尤其是漢人官員,導致很多官員在雍正前根本食不裹腹,所以必須從百姓身上剝削[1]。因此在康熙末年幾乎是無官不貪,甚至康熙本人也不完全反對官員貪污[2]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特設養廉銀,“因官吏貪贓,時有所聞,特設此名,欲其顧名思義,勉為廉吏也”[3],“知大臣祿薄不足用,故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4]。養廉銀的來源來自地方火耗稅賦[5],因此視各地富庶與否,養廉銀數額均有不同。

一般來說,養廉銀通常為本的十倍到百倍,其標準混亂缺乏公平性。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範例:

例如,台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一百五十五兩銀,養廉銀則達一萬兩銀。而台灣總兵年俸六十七兩,軍事加給一百四十四兩銀,而養廉銀則為一千五百兩銀,“都司全年俸薪、馬乾、養廉銀四百四十九兩,千總俸薪、馬乾、養廉銀一百九十二兩,外委養廉銀三十六兩,增設各兵加餉銀九百五十二兩耳,凡共需銀四千六百餘兩。”[6]

後果[编辑]

養廉銀並沒有完全解決官員的生計問題,因此反而加重貪汙,一般的京官因為沒有統治地方沒有火耗稅賦,京城開銷又大,並未有足夠的銀錢收入,所依賴的是地方官的冰敬炭敬等行賄,李慈銘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7]曾国藩擔任翰林院检讨后,家書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8]。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調到繁榮地區當官當然收益大,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權錢交易關係,誰能調到哪裡去當官,京官往往有實質影響力。

另一方面養廉銀又助養官員的豪奢,张集馨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9]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這是因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10]

参考文献[编辑]

  1. ^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2. ^ 康熙帝曾对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3. ^ 《清稗類鈔‧禮制類》。
  4. ^ 清稗類鈔·恩遇類》。
  5. ^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二:“雍正间,耗羡归公,定直省各官养廉,由世宗之独申睿断,因时制宜。”
  6. ^ 臺灣通史》卷十三
  7. ^ 李慈銘. 《越缦堂日记》. 
  8. ^ 《曾国藩全集·家书》
  9. ^ 张集馨. 《道咸宦海見聞錄》. 
  10. ^ 钟琦著:《皇朝琐屑录》卷8

研究書目[编辑]

  • Madeleine Zelin(曾小萍)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 佐伯富著,鄭樑生譯:《清雍正朝的養廉銀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參見[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