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牛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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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牛界線
1735年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臺灣區域
1916年日本人所繪臺灣地圖,黑色線段以東代表高砂族區域

土牛界線又稱土牛土牛溝土牛紅線,是台灣鄭氏時首先設置、清治時普遍設置的界線。清朝政府採原漢隔離政策,承認原住民自治土地權,並有種種措施來防止漢人侵墾臺灣原住民生活領域,時稱「番地」。該界線主要功能即在在於區分漢人原住民的生活區域,避免雙方的衝突;或是漢人與原住民相結反清,而事實上,土牛紅線也代表清朝與原住民政權的分界線。也稱為土牛番界,在日治時期又寫做蕃界

簡介[编辑]

鄭氏擊敗荷蘭佔據台灣,大致承襲荷蘭王田制度,改為官佃、官田及營盤,而原本荷蘭的王田之外,即原住民的土地,則任由各文武官部下官兵隨意圈地、侵佔圈墾。1664年從參軍陳永華之議,頒布「屯田之制,以拓番地」「驅逐土番,大興開墾之業」寓兵於農的屯墾制度,實際上是挾武力進佔,掠奪番地,悉行墾殖土番固有地域,並在交界築土堆,以防番害,土堆狀似臥牛,故稱土牛,此成為後世劃定番界之始。為開發水沙連番地,派遣參軍林圯平定斗六門,以竹圍庄為根據地,率所部屯丁二百餘,自牛相觸口前進,驅逐土番至東北方之東埔蚋附近,遭鄒族鹿楮群(Luhtu)戰士襲擊,林圯及屯丁百餘悉被擊殺,後鄭氏遣軍追擊之,遠退至山後大水窟。由1895年日治文獻記載知母朥社(Tfuya,現多漢譯為特富野社)總頭目宇旺報告可知從鄭氏設立石碑,明末清初漢、鄒界線大約沿著社口庄南北延伸,即八掌溪牛稠溪等山麓谷口位置,而後直到清末的200多年間,在範圍內租地開墾的漢人,一直納租予鄒族人。[1]:127

清初康熙以降,閩南客家移民逐漸遷徙至臺灣,並與平埔族或其他臺灣原住民在開墾等事務上產生摩擦,尤與生番(高山區域原住民)衝突最烈,時有漢人侵犯土地,原住民出草抵禦的情況。為解決此衝突,清政府決定以番制番的政策治理,承認番民自治地權,自清康熙61年(1722年)起,採漢番隔離政策,官府於入山的重要路口,以立碑、立界方式來規範漢人生活區域,嚴禁漢人超越其區域;此碑界建物為「原漢界碑」(如:臺北市石牌)。並有種種措施來防止漢人侵墾「番地」。

18世紀初左右之清乾隆時期,由於福建廣東省東部開發已飽和,大量閩南人客家人移民蜂湧來臺,與高山族原有碑界已經不能區隔漢人與原住民的邊界,整個民族界線已經向東方移動,清朝衙門決定另加以新的天然山川為新界線,又在交通要衝而山川不明顯之地另外「挖溝推土」方式,構成新的原漢界線,這便是「土牛紅線」。土堆俗稱「土牛」,加上深溝,故稱為「土牛溝」。除此,又因地圖上,常以紅線延伸其土牛溝所設置區域,因此又稱為「土牛紅線」,簡稱「土牛線」。在臺灣,也有多處地方直接以土牛作為地名,代表乾隆早期位於土牛界沿線。

土牛界線做為分界的原初構想,以西為漢人、以東為歸化的平埔族、再往東自山腳起則為未歸化的族群。乾隆時期,土牛界線隨著漢人的拓墾資及清廷的開放,曾多次調整,所以在1750年畫出紅線後,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畫出「藍線」、1784年畫出「紫線」(紫線只見規劃,未曾定案)、1790年畫出「綠線」來取代土牛紅線。而往內山移動新畫出的界線調整為以西為漢人、歸化的平埔族與移住的屯番[2]:47-49到了嘉慶年間以後,朝廷不再畫線,漢原界線往往另以台灣各地「隘勇線」取代了前述的各條舊界線。

大清律例》中雖明文規定「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臺灣番境者,杖一百」,但仍無法制止漢人越界開墾。1895年臺灣日治時期後,日本殖民政府承認清晚期的隘勇制度與「隘勇線」,並仍基本上沿襲舊有武力壓制臺灣原住民的基本政策。

「蕃界」在日治時期主要是用來指涉關於蕃地的事務,而蕃界一詞本身應該是單純用來指稱原住民的生活和活動領域。

台中市東區東信里土牛福德祠,與土牛界線有關的地點。

今臺灣桃園市楊梅區臺中市石岡區等地仍可見土牛界線遺跡[3]。另外,許多地名且與土牛界線有關,如:新北市土城區桃園市平鎮區土牛溝、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苗栗縣頭份市西湖鄉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臺中市東區十甲里及東信里也有土牛的地名。

參見[编辑]

注释[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