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之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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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屠是指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中国山西大同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屠城事件[參 1]。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竟然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參 2]

晋、陕地区的反清复明运动最大的特色是当地百姓的广泛参与,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军民几乎都自愿地奋起反抗清廷,这正是清廷难于对付和下令屠城的主要原因。清军在镇压大同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表现的野蛮残酷令后人发指。清代官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以后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參 3]。大同和大同左卫两座城里的监狱关有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题请销结案件[參 4]

背景[编辑]

顺治五年(1648年),江南七省的反清斗争先后取得大好局面的同时,原降清的大同总兵姜瓖不满于满清的压迫和歧视,在顺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於大同起義歸南明。姜瓖連陷旁近府縣,富喀禪遣諸將根特杜敏赴援[參 5],其附近十一城皆响应他的号召,以割辫为标志[參 6],遵用永历正朔[參 7],史称「戊子之变」或「姜瓖大同反正」。多爾袞得知消息,派遣阿濟格紅衣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參 8],進行圍剿,一方面又對姜瓖進行勸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參 9]。多爾袞見招降無效,加派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連同阿濟格繼續作戰。顺治六年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阿濟格圍困大同數月,大同城內已經食盡,“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守將楊振威等人於10月斬殺姜瓖及其兄弟首級,獻城投降。

屠城[编辑]

大同[编辑]

阿濟格入城后恨城內兵民固守,下令对大同“屠城斩墙”,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參 10],九月戊午日,清廷谕和硕英亲王曰:“斩献姜镶之杨震威等二十三人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食,仍带来京候封,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參 11]。清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除了个别寺院僧尼外,就连曾经明令保护的杨震威等二十三人的家眷也都被杀死。二十九日又挨门逐户地搜杀,直到杀的连一个汉人都没有方才罢手[參 12]

附近州县[编辑]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參 13]。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陕西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衢”;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參 14]。同月,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衣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坍塌处衝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參 15]

毁城[编辑]

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拆除城牆上部五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以后过了三年,大同府迁回大同时,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清朝只好从各地往大同迁移人口。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參 4][參 16][參 13]

遇害人数[编辑]

经过清军的屠杀,大同城成为了一座尸横遍野的荒城。从零星的史书中可以看到有关大屠杀的记载。

  • 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如浑源州原额地(指明代册额)七千九百九十五顷四十九亩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后,屠戮复荒无主地四千八百余顷,见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顷三十六亩。朔州原额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顷八十八亩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顷,见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顷七十二亩。大同共额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一顷七十六亩八分零,除耿部院题免无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后,人民屠戮复荒无主地七千一十八顷零,见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顷四十六亩六分零”。“实核三州县户口之死亡者一万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见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遗荒田一万三千五百顷余,该粮二万七千八百三十余两”[參 17]
  • 《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參 18]
  • 《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參 19]
  • 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參 20]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的局面。

影响[编辑]

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高潮的兴起,是清朝统治集团实行严酷统治的必然结果;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參 21]

评价[编辑]

顧城批評有些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是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參 3]

参考资料[编辑]

  1. ^ 顾城,《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55页。
  2. ^ 张晓娟,《清代文人笔下的“戊子之变”》,《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3 (3) :37-39。
  3. ^ 3.0 3.1 顾诚,《南明史·姜瓖等人领导的山西反清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
  4. ^ 4.0 4.1 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号
  5. ^ 清史稿·富喀禪傳》。
  6. ^ 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帖,上书A10—74号。
  7.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
  8.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9.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10. ^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
  11. ^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十六,己丑九月戊午
  12. ^ 王仰东,《姜瓖与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史志学刊》 , 2007 (2) :5-8。
  13. ^ 13.0 13.1 剃发令:多尔衮屡行种族灭绝. 网易网. [2018-03-22]. 
  14. ^ 山西巡按御史蔡应桂“为恭报恢城剿贼捷功事”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号。
  15. ^ 顺治六年九月十八日满打亥(满达海)、孛罗(博洛)奏稿,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144号;同件又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第七三一页。按,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卷十记:“建勋知不支,缢死南城楼。”
  16. ^ 满清血腥屠杀史:人头堆积如山丘 人口骤减几千万. 中国经济网. [2018-03-22]. 
  17. ^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一五三—一五五页。
  18. ^ 雍正十三年《朔州志》卷八《武备·兵氛》。
  19. ^ 康熙二十六年《五台县志》卷八《祥异志·兵革》。
  20. ^ 乾隆三十五年《汾州府志》卷二十六《杂识》。
  21. ^ 葛华婷,《关于山西反清斗争几个问题的历史思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9 (5) :29-31

相关条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