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字改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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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漢字改革史是指日本世討論及修訂漢字的連串事件。漢字自唐朝傳入日本後,被曾奉為「正政之始」、「經藝之本」,但隨幕府明治起,中國由盛轉衰、日本民族意識抬頭、和學興起、西學傳入,日本人開始思考漢字的優劣。

漢字衰落之時,日本社會縱然普遍認同文字改革的路向,但改革路向意見紛陳,有主張轉用平假名羅馬字,甚至轉說英語法語,最後,減少漢字論和文言合一的方式得到實施,日本政府於1946年頒布《當用漢字表》和《現代假名用法》,限制漢字的運用,1960年代一度出現反思潮,再次放寬漢字運用。自17世紀的新井白石算起,日本漢字改革史已長達300餘年。 

序幕:幕府時代[编辑]

日本政府於1902年成立日語調查委員會,一般被視作日本漢字改革的開端,但自幕府年代,隨西方文化傳入,日本文字改革已在蘊釀。

日人接觸西洋文化,可追溯至十六世紀中葉。1541年7月23日,葡萄牙人乘中國商船抵達日本,並先後到日本售賣軍火,成為日本與西方交流的先聲。1549年,耶穌會教士沙勿略開始在日本傳教,即使往後傳教士曾被豐臣秀吉驅逐,日本實施鎖國政策,17世紀荷蘭人亦再次獲准到日本設立商館買賣,往後江戶將軍德川吉宗放寬輸入漢譯洋書的限制,令一部分日人得以修讀荷蘭語。

這股稱為蘭學的思潮下,當時有機會接觸西方文化的新井白石最先提出西方的表音文字,優於中國表意文字。1713年至1715年,他寫成《采覽異言》及《西洋紀聞》兩書,在《紀聞》中說:「字母僅廿餘字,貫一切音,文省義廣,其妙天下無遺音……漢之文字萬有餘,非強識之人,不能背誦;且猶有有聲無字者,雖云多,有不可盡所,徒費其心力云云。」往後他在《東雅》一書中,進一步批評日人過份使用漢字,令漢、和字主客顛倒。1719年,西川如見亦在《町人囊底拂》批評:「唐土之文字,其數多、甚難,為世界第一。外國之文字亦通達人用萬事,無不足。」

往後數十年,帶有日本民族主義色彩的反漢字聲音陸續浮現。從1785年起,本居宣長宣稱中國、印度話乃不正之音,有別於由五十音構成的「皇國正音」,這些言論又披上神秘色彩,提出日本本語得自神傳。這段期間,日本文化界正爭論遣唐使之前,日本上古是否已出現神代文字,以此力證日本文化並非在漢文中孕育,這些爭議持續近百年,最後雖然神代文字多視為虛構歷史,但反漢學的思潮已漫延。

1798年,裹本多在《西域物語》說:「支那之文字,僅行於東方之朝鮮、琉球、日本,北方之滿洲諸國,西方之東天竺之內。西域之文字二十五,歐羅巴(歐洲)諸國、亞墨利加(美洲)諸國、亞弗利加(非洲)、東天竺南洋之諸島、日本南洋之諸島、東蝦夷諸島(俄國千島列島)、堪察加、北亞墨利加大國,皆用此記事。雖各國各島言語各異,用二十五字無不可示之物。」

連串言論在當時並未引起迴響,直至明治時代,這些論說才被視為先知先覺。到了1855年,大庭雪齋翻譯《荷蘭文語》時,在序中更揚言,日文本是優秀語言,因摻入漢字而被攪亂。在明治初年,首倡用羅馬字取代漢字的南部義籌,據說就是看了此書後成為羅馬字論者。

流派堀起:明治時期[编辑]

1842年,清朝鴉片戰爭中被英國船隊擊敗,消息傳到日本後,不但令日本震動,文化界亦開始質疑漢字文明已不足持。廢漢字、立新字,成為當時日本文化界的熱門話題。然而,漢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對廢漢條件和程序未有共識;漢字知識亦由貴族把持,廢漢字長期處於書生議論階段。

在改革日本語的思潮中,應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為另一爭論焦點。此際日本實施大政奉還,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權,日人亦要從上古大和文化中尋找民族主義的基礎,民間出現一片復古熱;但明治維新卻同時大舉引進西學,崇尚歐美文明。新舊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現多元路線:學者們或提倡假名,或羅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廢除日語,轉說英語;而羅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內,對於應採用哪種書寫方法又有分歧。[1]

假名派[编辑]

前島密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的前兩年前,前島密向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上奏《漢字御廢止之議》,被日語學者視為首倡廢漢字的第一人。1866年,前島密透過開成所(今併入東京大學)的負責人松本壽太轉奏「漢字御廢止之議」,他說:「值此國事多端之秋,大家都在講求救國之策,我的議論好像有點迂遠,其實不然。救國之本在於教育,教育應不論貴賤士庶、普及到全體國民。普及教育就需要簡便易學的文字、文章。如今使用的漢字、漢文,難學難用,因而學習的人很少。有限的學生,又不得不把少年時代的寶貴光陰耗在認記漢字的音形上。少年時代應該是講求事理學問的好時光,如今卻為學習這種無用的古學而磨鈍了精神感性,這實在是件可惜的事。」[2][3]

漢字影響普及程度的爭論,不但影響日本本土,往後亦成為中國漢字改革的重要論據。前島密說,這種想法是來自一位叫威廉的美國傳教士,威廉在咸豐年間曾到中國、日本,在中國時看見許多孩子高聲朗誦古賢的道理,孩子雖然看不明,卻仍死記這些艱深文字。中國本應地大物博,卻落得國勢萎靡、風俗野蠻、受西洋欺侮,他聲稱根源正在漢字。來到日本長崎後,威廉氏又指日本人棄用原有假名,轉用艱深漢字,“頓覺不可思議”。

前島密在該封上書,除了批評漢字「繁雜不便,宇內無二」,但他亦進一步批評日本的崇漢思想,指責日人歷來只學四書五經,把日本古籍視為末學,呼籲國民抵制「魔語賊言」,他提出廢除漢字救國,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

不過,前島密呈上這封公文後,1867年,日本天皇重新接掌朝政,結束幕府時代。1869年5月,前島密轉而向明治政府的集議院呈上《關於語文教育之議》的建議書,再次提出廢除漢字;1872年,明治政府公佈立西式學校,一年後,前島密再提出要採用表音文字,制定新文法。

1873年,他眼見上議無效,決定直接上書天皇,他與山田敬三平野榮等人起草《興國文(日文)廢漢字之議》,提出廢漢的步驟,包括以兩年時間,召集學者,編訂文法辭書;繼後設立師範學校,為教師提供一年培訓;之後派他們到各地推行普及教育。同一年2月15日,他成立啟蒙社,發行一份叫「每日片假名新聞」的報紙,強調以假名報道新聞,只有其數字仍以漢字編寫。該報於翌年5月停刊。[4][5]

雖然前島密的思想並無落實,但他1866年主張的「言文一致」,成為日本文化界的主導思想。文字改革者縱然提出不同改革方法,但均認同言文一致。1886年,集高見出版《言文一致》一書,提倡我口寫我手,列舉大批文例,稱為「言文一致體」,進一步掀起「言文一致」運動;繼後還有林甕臣在1900年組成言文一致會。1910年,已有八成出版物用「言文一致體」。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於1919年在《國文之將來》就說:「日本維新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字,到近年,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 [6]

在假名運動中,前島密嘗試從憲制內推動改革,另一名中堅份子化學家清水卯三郎則利用翻譯及會社,推動改革。早於1860年,清水卯三郎已用假名翻譯《英吉利語言》一書,71年亦發表《日語可用論》,支持假名寫作,74年他進一步以假名翻譯《化學梯楷》(舍密入門),並籌組假名之會。他多次發表文章,認為平假名市井村婦皆能明白,因此應大力推行。

往後,日本社會出現三個稱為假名之友伊呂波會伊呂波文會的組織,不久三會合併,並聘請有栖川宮威仁親王當會長,該會認為不論和語漢語外來語,皆應以假名書寫。1883年7月18日,假名會舉行全體大會,有栖川宮親王指稱,用假名是要保衛國家顏面。假名會曾會員五千,出版《假名向導》雜誌,並編撰僅用假名之字典,但新組成的假名會並亦未能平息會內矛盾。

當時假名派分成雪、月、花三派。有支持者認為一些假名不反映實際發音,建議修改;另一些要求增加假名數目;亦有主張按兵不動。目前假名的使用雖然沒有重大轉變,但在漢字上加上假名注音、直寫假名等書寫方法,正是受此會影響。[來源請求]

羅馬字派[编辑]

除了前島密提倡的假名派外,改革派中,羅馬字會是另一重要勢力。早於1581年,從西方抵達日本的傳教士引入活字印刷機,以羅馬字出版《聖經使徒行傳》(1591年)、《口譯平家物語》(1592年)、拉丁字典及日本辭書,但當時羅馬字主要在傳教士之間流傳使用。

1869年,29歲的南部義籌當時在昌平阪學問所修讀漢學時,但同時修讀過蘭學,認為羅馬字易學易用,並以文言文發表《修國語論》的論議:「學問之道,西洋諸邦為易,皇國支那為難,而皇國爲甚。夫西洋之爲學也,唯知二十六之字,解文典之義,則無不可讀之書,是其所以為易也;如支那不然,非讀數百之書,通於數千之字,則不可,是其所以為難也。」

在崇洋、崇漢心態中,他指「和學」已淪為「歌詞之具」,日本會被漢、英、佛(法國)、蘭(荷蘭)所磨滅;救國最簡捷之法,是「假洋字、而脩國語」(以羅馬字撰寫日語),並大量把西方典籍融入日本語,日後國人必先修國學,而後或漢、或洋,以國學為本;如此,就算用了洋字(羅馬字),亦不傷國體。[7]

1874年,介紹西方科學的《明六雜志》創刊,第一期刊載思想家西周《以洋字寫國語論》一文,儘管西周本仍然使用漢字翻譯西方思想,但他呼籲使用羅馬字代替難懂的漢字,他指「逢今之時運,文獻既取自於歐洲」,而日本歷來「巧於模仿,而短於自出基軸。」唯有轉寫羅馬字,才可以令日語容易引入外國作品、言文同體、可以與數阿拉伯數字混用、國人學習亦較易。[8]

往後十年,主張羅馬字的聲音在各新興刊物上出現,1885年1月,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等70多人發起羅馬字會[9],並發行《羅馬字雜誌》,力主依據聲音進行書寫;該團體有兩名外國籍會員充當了推行羅馬字的中堅力量,並且各自擁有自己的羅馬字刊物。此時,日語改革運動開始步入建制,其影響也從文化界捲至政界。

期間,羅馬字派和假名派之矛盾已同時出現。南部義籌指,羅馬字是音素文字,比音節文字的假名更符合音韻學的原理,並指假名有50個,而羅馬字只有26個,更易記憶。當時的假名亦不能標出濁音、拗音、促音、鼻音等,而且羅馬字「萬國通用」,令日人更易學習外語,以符合「廣求知識於世界,博採萬國之長」的維新精神。[10] 

羅馬字派之中,又對應採用哪一種羅馬字拼法存有分歧。1867年,詹姆士·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於『日英語林集成』(『和英語林集成』)第1版中使用的羅馬字,被稱為平文式羅馬字,但平文式一直未有統一,如東京一詞,平文式羅馬字在往後就出現Tōkyō、Tokyo、Tôkyô、Tohkyoh、Toukyou、Tookyoo等不同寫法。

1885年,田中館愛橘按照音韻學理論設計「日本式羅馬字」,較之平文式工整,並更能反映日本語的原音,其分別主要在拗音的表達之上,但這套方案未能方便英語使用者,翌年就被羅馬字會否決。田中館與羅馬字會走向分裂,另組羅馬字新誌社,發行《羅馬字新誌》。

主張羅馬字的意見在今天雖然並非主流,但受歐化風潮影響,當時羅馬字會的勢力較假名會更大,1887年會員人數達6800多人,其中300人是外國人。 [11]

新文字派[编辑]

假名派與羅馬字派的主張各走兩極,造就新文字派之興起,其中井上哲次郎為其典型人物。1894年,他發表的《文字與教育之關係》[12]開宗名義說,日人今天並不那麼尊重支那人,但日本人仍受「支那之文字」支配,是一件多麼令人討厭的事,他提出文字要先獨立,才可讓思想獨立;本來羅馬字十分可取,但這套字會傷及民族感情,因而主張另做新字。

新造文字的方案主要參照神代文字或羅馬字而成。1885年,平岩愃保年提出改良神代文字,製成新的日本字。另一派則由小島一騰所主張,他於1886年發表《日本新字》,依照羅馬字設計出24個新字,翌年再增至28個字。

這派議論顛峰時期,是在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大清帝國,並從清政府奪得台灣,部分日人不但認為要擁有一套,還開始把日本語視為殖民政策的同化策略。

1894年到1895年,留學德國的東京帝國大學日本語教授上田萬年亦對假名、漢字表示不滿意,他認為日本應按照音韻方向,發展自己新的文字。[13] 1895年,他進一步發表著名的《國語和國家》演說,他說:「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的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14]上田萬年強調國語的神聖性,認為其權威不可侵,並將「一國・一語・一民」定位成一個國家的體現。

往後,不同的新造字紛陣出現,從日本學生、學者、以至德國的學者,均有參與製造新文字,一些學者為了研究,更變賣田地,四處宣傳其文字好處,但最終沒有一套文字得到採納。

轉用洋文派[编辑]

日本人從崇漢走向崇洋思想後,文字改革也走向另一極端:轉說英語。其中最著名是日本駐美外代大臣森有禮,1872年他發表公開信,希望以簡化英語,變成日本的語言,並批評日語是「無法通用於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應予廢除。這封信發給當時不少學者及教育家,其中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以較詳細的回覆建議,他應先考慮日本國情,並建議用歐洲文字(羅馬字)以音標書寫日文。 [15] [16]

此一論說看似匪夷所思,但日本一直以漢書(外語)作為官方語言,這番經驗令森有禮認為,文字可以與語言抽離,而當時日本並未有真正的「日語」文體,「改用英語論」只是從漢語這種外語,轉用另一種外語。[17]到了1870年代中期,這種論議已幾近絕跡,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在1946年4月發表《語言問題》時論斷,明治時代因沒有採用英語,妨礙了國民吸納文化,他當時進一步建議,日本應採用世上最漂亮的語言——法語,作為官方語言,多年來引起文化界責難。

減少漢字派[编辑]

各派意見爭持不下,由福澤諭吉提出的減少漢字說,成為一種折衷方案。1873年,他編寫小學教科書《文字之教》,在序言中指明,雖然漢字難學,但日文已累積不少漢字,難以一下子廢取。他認為3000個漢字就可應付日常環境,提出先限制漢字運用,往後時機成熟,就可廢除漢字。當時他在自己的教科書中,僅用了802個漢字。

1886年,他的學生矢野文雄繼承有關學說,他承認假名雖然易學易懂,但日本八成知識分子都會認為漢字較易辨認,他因此建議只要限制日人採用3000個漢字,就可解決漢字問題。他出任《郵電報知新聞》的主筆後,1887年表明該報除了小說和公告外,只會採用3000個漢字,並在漢字旁標上假名注音。

往後,不同論者嘗試把漢字進一步減少,並要求政府每年頒布廢除的漢字,但日本文字改革的路線此後跳不出這一派框架,成為往後主導的論說。[18]

漢字不可廢論[编辑]

在一片廢漢聲音中,反對改革的論說亦不乏於耳。早於前島密提出改用假名後,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評,這些議論漠視漢字有一大批貴族支持者,他們掌握漢字知識,朝廷上下以至士農工商都要聽命於他們,若廢除漢字,猶如打倒貴族。

1900年,井上圓了多次發表論說,整理成《漢字不可廢論》一書。他質疑假名派或羅馬字派忽視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漢字才可消減當中的問題,就如「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醜、紂、誅;「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採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問題。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漢字之國,不少洋學家只到東京學了三年外語,就可招搖過市,但漢學正因為普遍,漢學家才要飽讀詩書。

他一反其道,認為當時正是漢學帶領日本走向維新。支持大政奉還的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全都是漢學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漢學為根,辦理洋務。在各眾反論中,他把天皇權威、忠君體國與漢字連成一線,並指否定漢學,等同動搖天皇權威。

這種論說觸動了日本社會的神經,當時日本天皇的詔敕仍是以漢字書寫,文化界雖有部分人士力陳平、片假名或羅馬字的好處,但對於詔敕上的漢字一直避免。直至多年後,詔敕與漢字更牽起政治風波,其中最知名為1936年5月9日的平生釟三郎事件。平生釟是二戰時日本文部大臣,他在帝國議會貴族院上表示廢除漢字,但這一論說引起貴族不滿。

當時日本步入二戰,平生釟的廢漢論被指有違大東亞共榮圈的任務,而且是否定日本精神。最後,平生宣布收回部分言論,但不久眾議院委員深澤豐太郎亦責難平生釟,他被迫當眾宣布:「至今為止(廢漢字)的主張尚有許多不成熟之處,還要繼續研究。」同一年,多份雜誌出現批判廢除漢字論的文章。這件事距離前島密上書《漢字御廢止之議》,已經70年,但日本人對應否廢漢字,仍未達到共識。

戰後[编辑]

日本政府于1946年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规定了1850个《当用汉字表》。当用即“当前使用”或“应当使用”之意。这1850个之外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表记,或是用同音、同義字代替,並頒行簡化的新字體。於是產生以下情況:

  • 殘骸残がい
  • 附近付近

日本的漢字簡化改革,最初導火線是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教育使節團「建議」以日語羅馬字全面取代漢字跟假名,與脫漢運動無關;以往日本最多以「常用漢字」規範漢字使用字數,而非簡化漢字。

教育漢字[编辑]

出現在「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的附錄,俗稱「教育漢字」。經過1968年、1977年、1989年的追加與改訂,現在共計1006字,從小一到小六,各個學年的分配為80字、160字、200字、200字、185字、181字。

常用漢字[编辑]

2,136個,見常用漢字表與JIS之對應

由於普遍認為「當用漢字」對於社會影響實在太大,於是1981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又頒訂1945个《常用漢字表》,新增少量漢字。並以「目安」为準(即一般社会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大致上的标准,不再有強制力)。

现行的《常用汉字表》于2010年(平成22年)11月30日以平成22年内阁告示第2号发布,共2136字、4388音训。1981年(昭和56年)内阁告示第1号的旧《常用汉字表》(共1945字、4087音训)宣布废除。

參見[编辑]

參考[编辑]

  1. ^ 〈論日語中漢字的衍變〉 《中國西北大學學報》 中國西北大學外語學院日語系 徐璐 頁150-153
  2. ^ 漢字御廢止之議 (日文) 前島密 1866年
  3. ^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頁3
  4. ^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頁6
  5. ^ 漢字文化圈的脫漢過程 台灣脫漢研究中心
  6. ^ 揭開「言文一致」底子 容若 明報月刊 二零零五年八月號
  7. ^ 《修國語論》 南部義籌 1869年
  8. ^ 論日本明治初期的啟蒙思想-以《明六雜志》為中心進行探討 張豔茹 鄒曉翔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
  9. ^ 日本漢學的臨界點 孫歌 中國網
  10. ^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頁14
  11. ^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頁17
  12. ^ | 文字と教育の關係 東洋學藝雜誌 1894年 日本國語問題協議會轉載
  13. ^ | 上田萬年の「新國字論」
  14. ^ | 重新解析殖民地臺灣的國語「同化」教育政策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文化研究月報 2003年3月15日
  15. ^ "William Dwight Whitney", 作者:Thomas Day Seymou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5, No. 3 (1894), pp. 271-298
  16. ^ 北美語言科學歷史協會通訊 愛丁堡大學John Joseph發表之The unilingual republic of the world一文 2003年11月
  17. ^ Pro and Con of Restoring Hanja from the Koreanists J. Marshall Ung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18. ^ 《漢字在日本》 何群雄著 2001年4月第一版 頁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