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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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中國清朝散文流派。創始人方苞,繼承者眾,流傳甚廣,劉大櫆姚鼐為集大成者,三人有「桐城三祖」之稱,後繼者有方東樹

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樹立了桐城派古文的風範。

得名[编辑]

桐城派的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程晉芳周永年便戲謂姚鼐說:「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從此學者輾轉傳述,號曰「桐城派」。

清代及之前的桐城大體包括今日的桐城市樅陽縣以及安慶市宜秀區的一些地區。1949年2月18日,共產黨政府劃桐城東南鄉以及廬江、無為兩縣的少量地區設制桐廬縣,後又更名爲樅陽縣。2015年,樅陽縣又從安慶市被劃歸到銅陵市。這導致了一些桐城派的名人在今日地域歸屬的問題上有些爭議。

背景[编辑]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講求經世致用,看不起明末反傳統、倡性靈的公安派竟陵派等浪漫文學。方苞提倡「義法」說,主張作文為了宣傳義理,(義,所指內容要言之有物。法,形式要言之有序)而義理主要指孔孟、程朱的道統。他的主張,正好和滿清政府尊崇理學和道統的國策配合。

發展[编辑]

  1. 創立時期:方苞導乎先路,其弟子有劉大櫆、姚鼐等。
  2. 光大時期:姚鼐師事劉大櫆,晚年主講鍾山書院,蔚然一代文宗。弟子有梅曾亮方東樹等,勢力遍江南諸省。
  3. 興盛時期:曾國藩出,桐城派風靡一時。曾氏弟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薛福成等為其輔翼,俱有文名。
  4. 衰落時期:民國肇建,西潮激盪,桐城之學寖衰。

主張[编辑]

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方苞[编辑]

桐城派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他繼承唐、宋古文運動「文」「道」合一的主張,強調「義法」,「義」即「言有物」,指文章應有內容,「法」即「言有序」,指寫文章要講結構條理。方苞以六經論語孟子為文章最早的根源,其次為左傳史記;其次為唐宋八大家,最後是明朝的歸有光

方苞主張為文應追求雅潔,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他反對文章裏雜有小說,又不同意柳宗元蘇軾的引用佛家語。

劉大櫆[编辑]

劉大櫆補充了方苞的理論,強調「神、氣、音節」,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他又提到「文貴奇」、「文貴高」、「文貴遠」、「文貴簡」、「文貴疏」、「文貴變」、「文貴參差」、「文貴去陳言」,深入闡發古文寫作技巧。

姚鼐[编辑]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合「義理」、「考據」、「辭章」為一。他認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並提出陰陽剛柔之說。

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1][2]又在學習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 、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 、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曾國藩[编辑]

曾國藩為矯桐城古文「懦緩」之失,故不禁駢體,主張讀《漢書》與《文選》,又推衍姚鼐陰陽剛柔之說,擴為「古文四象論」,四象者:太陽氣勢,少陽趣味,太陰識度,少陰情韻。

評價[编辑]

桐城派總結歷代古文家的經驗和方法,對於提高寫作古文的能力有一定作用,寫作態度嚴肅。文章大多結構嚴謹,語言洗煉,措詞得體,立意明確。其缺點為過於求雅,避忌過多,使文學語言反而失去活力,而且過於著重儒學道統,排斥其他文學。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平心而论,‘桐城’开派诸人,本狷洁自好,当‘汉学’全盛时而奋然与抗,亦可谓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罪于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存,置之不论焉可耳。”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有曰:“桐城派古文家多倡‘因文见道’之言,囿于宋儒义理,未通汉学家法,与朴学异趣,故不采录。”

參見[编辑]

注釋[编辑]

  1. ^ 曾国藩说:“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唯此尤兢兢。”
  2. ^ 但首先提出此一主张的是皖派戴东原,他在《与方希原书》说:“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