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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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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
明陈洪绶《雅集图》之袁宏道像
陈洪绶《雅集图》之袁宏道像
大明吏部稽勋司郎中
籍贯湖广公安县
族裔汉族
字号字中郎,号石公
出生隆庆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1568年12月24日)
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今属湖北
逝世万历三十八年九月初六日
(1610年10月22日)
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今属湖北
墓葬公安县法华寺
配偶李氏
亲属父袁士瑜。母龚氏。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儿子袁彭年、袁岳年。
出身
万历二十年壬辰科进士
著作
《潇碧堂集》、《锦帆集》、《解脱集》、《西方合论》

袁宏道(1568年12月24日—1610年10月22日),字中郎,号石公石头居士湖广荆州府公安县人,明代官员与作家,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1]:2246。袁宏道官拜吴县知县、京兆教官、礼部仪制司主事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三仕三隐,是清流官员。袁宏道为人自命不凡,才华洋溢,提倡诗文改革运动,批评前后七子的拟古派,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袁宏道诗歌平直清新,自由明了,其游记舒适恬美,书信直接清晰,两者都是小品文典范。宗教方面,袁宏道热衷于佛教,常焚香参禅。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评价较高,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其作品一直受人广泛阅读,对后世文学有广大影响。

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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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先世武勇好侠,家境富裕,为乡里中的望族。曾祖父袁映豪侠仗义,曾率领乡里子弟自卫抗贼。祖父袁大化为人慷慨,能救灾活民。父亲袁士瑜屡败科场,却颇富学问,对袁宏道兄弟启迪教导有功。外祖父龚大器,官至河南布政使,声望颇佳。舅父龚仲敏、龚仲庆都儒雅能文,分别官拜山东嘉祥县令及兵部郎。外祖父家对袁宏道也有开明而良好的教育[2]:5-7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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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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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7岁丧母,由庶祖母詹氏抚养长大,小时候就善写八股文[2]:5、145,少年时已有文学天赋,15岁时在故乡组织和领导一个文学社团。1588年,袁宏道考中举人[1]:2247。1590年春,袁宏道兄弟首次到武昌拜会李贽,次年袁宏道再到麻城探访李贽,一住三月,拜李贽为师,思想和文学观都为之大变[2]:7-8,受李贽赞誉为“识力胆力,皆响绝于世”。1592年袁宏道高中进士,但他对官场并不热衷,没有立即进入仕途,而是与兄弟相互切磋论道[1]:2247,三袁与外祖父龚大器,舅父龚仲敏、龚仲庆共六人,组织“南平社”论学作诗。1594年十二月,袁宏道受命为吴县知县,翌年十二月到任。他治事精敏,政声极佳,革除吴县许多税制弊端,去除了几个恶吏,使地方风气有所改善,颇受吴民爱戴[2]:9-10。袁宏道在吴县两年间,游览过苏州不少名胜古迹,如虎丘、天池、灵岩,东西洞庭、姑苏台等。他无法忍受做县令事务繁杂,而且当时吏治败坏,宦官专权,做县令动辄得咎,遂决心辞职,但三次请辞都不获准。1596年八月,袁宏道患疟疾,一病五月,他以重病为由第四度请辞,终于在1597年二月获准[2]:11-13

袁宏道曾在崇国寺(护国寺)主持蒲桃社,谈禅论诗。

袁宏道辞官后即到西湖等地游览,历时三月,游踪在江苏浙江两省中[2]:15,并与陶望龄等人切磋文学[1]:2247,然后在真州暂住下来,日子安闲而愉快。1598年春,正在京师任职的兄长袁宗道来信催促入京,袁宏道遂到北京出任京兆教官。不久,三弟袁中道也来到京师,三兄弟得以聚首[2]:16、18。他们邀请供职京城的朋友组织“蒲桃社”,社址在城西崇国寺,主要成员除三袁外,还有黄辉陶望龄潘士藻刘日升吴用先李腾芳等人。他们一起论学、作诗、参禅、饮酒,偶尔也讨论政治,批评时事。京兆教官是个闲缺,袁宏道这时生活安定,心情闲适,1600年三月,转任礼部仪制司主事[2]:19-20

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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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六月间袁宏道有庐山之游,到秋天因病告假,回到公安;[2]:20十一月接到兄长袁宗道过世的消息[2]:21,大受打击,与弟弟袁中道一同辞官,其后素食数年,以求替亡兄祈福[1]:2247。他在公安城南买下洼地300亩,名为“柳浪”,当中有一片大湖,湖边环绕万株柳树和假山,在此隐居六年,期间潜心研究佛理,往来的朋友也大多是僧侣[2]:21、76。1604年八月,袁宏道曾与诸僧侣同游德山,同年受公安县令钱胤选所托,开始编《公安县志》。隐居六年后,袁宏道开始静极思动,父亲亦劝他再出仕。1606年秋天,袁宏道偕同袁中道上京,补礼部仪制司主事[2]:23、25-26。1607年秋天,妻子李氏去世,袁宏道以因公探访谢鹏举之便,扶灵回乡,翌年二月回到公安,住了两个月便北上,扺京后补验封司主事,摄选曹事,以明快手法改正吏员营私之弊,并为选曹立下考查制度,很得太宰孙丕扬赏识。1609年秋天,袁宏道授任为陕西乡试主考,亲自阅卷,擢拔了不少人才,并乘主考之便,遍游关中名胜。1610年,袁宏道升任稽勋司郎中,二月与袁中道一起南归,立志归隐,日常生活大多是焚香静坐,吃斋茹素,做些清心寡欲的工夫。九月时遽然病逝,年42[2]:27-29

袁宏道死后公安县吴县两地都为其建造祠堂,以表纪念[1]:2248。袁宏道在公安三袁中声名最著[3]:105,三兄弟都主张写作要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开创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1]:2247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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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全集》书影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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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文学理论深受徐渭李贽影响,“性灵”等说源自王世贞[2]:129、131、121,其文论的核心是历史的文学观。他认为文学随时发展,一朝有一朝的环境,文学的形式与风格也无法保持不变[2]:147,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既不贬低过去,也认识到复古者的局限,不能以当代语言创作,就不能完全真诚地表达自我[3]:106。无论过去有多么辉煌,都无法重现,无论一个作家模拟古人有多成功,他的作品也不过是一件假古董[2]:147。他批评模仿古代作家[4]:160,主张诗文都要有自由的心灵、自由的表现,抨击拟古派是空洞的模仿[5]:287,反对当时流行的诗学带来同质而单调的诗风[3]:106,将明代文学的衰落归因于以模拟为尚。正因唐代诗人无意模拟,唐诗才成为经典;复古派在唐代诗人身后亦步亦趋,这正是复古派无法获得唐诗真致的原因[2]:148-149。三袁认为,复古派定立的文学样板(秦汉文与盛唐诗)过于狭隘,盛赞晚唐与宋元的作品。袁宏道质疑汉文唐诗的优越性,致力提高宋诗的地位,认为宋诗优点在取材广泛,内容丰富[2]:152-153,并推奖拟古派最避忌的两位诗人白居易苏轼[5]:287,甚至认为苏轼有过于杜甫[2]:152

袁宏道强调个性和自然情感[4]:162,最知名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前一句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和情感的真实性,后一句强调文体和形式的自由。性灵的意义在于忠于自我,从一首好诗中,可见诗人的个性与情感[2]:154-155、157,“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相信真正的美是朴实无华的,任何有意识的提炼与修饰不仅徒劳无功,还会破坏自然之美,文饰与技巧是无用的[2]:159、162。他推崇白话形式[3]:105,认为唯一可能流传的当代作品,是街头妇孺所唱的民歌,因为这些歌曲“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4]:163。作品应表现“趣”,“趣”指一个人天性中的风采或风味,以及通常见于小孩而大人少有保存的一种本能的喜悦[4]:165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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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早期的诗歌深受前后七子影响,以模拟唐诗为目标,自会见李贽后,诗风剧变,着重自由表现,真诚而不拘格套,平直清新[2]:49-50、54、62,自然平易,一如其偶像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风[3]:106。袁诗一反拟古派的风格,自由明了,能反映现实。五古《二月十一日崇国寺踏月》:“寒色浸精蓝,光明见题额。踏月遍九衢,无此一方白。”早春寒冷的月光浸照寺院,山门上的题额亦清晰可见,京城街道上的月光,通处都不及这儿的白[5]:288。袁宏道也有批评时政之作,《猛虎行》和《逋赋谣》是对当时重税及矿吏的抗议,有点白居易“新乐府”的精神。袁宏道喜欢用乐府诗体,作有一组17首的“拟古乐府”,如《妾薄命》,颇有民歌情调[2]:33、56-57,偶尔会采用口语化词语,如《放言效元体》中的“鹅炙”、《淮安舟中》的“鱼子饭”、“蛤蜊汤”。袁宏道偶尔也会采用民歌体,如《采莲歌》、《横塘渡》,两诗采用女性的口吻,用词平易,意思清楚[2]:58、54-56

袁宏道诗歌主题广泛,从社会交往到个人思想,从自然景致到历史怀古,均有涉猎。他的政治诗有的调笑讽刺,如《醉乡调笑引》“天有酒则不倾,国有酒则不争”,有的严肃讨论,如《猛虎行》和《逋赋谣》,直接批评政府的重税与暴行。他的哲理诗则多具佛道色彩,常表达人生短暂、功名利禄易逝的主题[2]:59-61。中年以后,袁诗常以“闲愁”为主题,风格冲淡宁静,如《潞河舟中和小修别诗》、《途中口占》。袁诗缺点是空疏鄙俚浅俗[2]:67、54、64,近体诗部分过于随便,流于“油滑”,如七律《暮春同谢生汪生小修游北城临水诸寺至德胜桥》“浅绿疏黄是处有,泥人真自胜姬鬟”,谓暮春园林的色彩缠绕人心,其愉悦胜过美人的缠绵[5]:289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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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瓶史》书影

与唐宋散文不同之处在于,袁宏道喜爱使用抒情风格,较少用哲学或说教的方式[6]:78。游记中,以游西湖的文章最多[2]:15,大部分游记记录苏杭两地城里城外的名胜,也写了一些北京地区的游记[7]:6,此外以八篇短文组成一个系列,记叙了1601年的庐山之行;其后用一系列的文章描写1604年的德山之旅、1609年的华山嵩山之旅[6]:130。与徐霞客相比,袁宏道游记相当城市化,代表作《虎丘》一文,写于袁宏道辞去吴令后不久,文章重心不在山水景色,着墨最多的中秋夜在虎丘举行的一场音乐会,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游人的歌喉、乐器,以及饮酒欢会的情形,写的是都市生活,不是山林文学。《晚游六桥待月记》则给人舒适恬美之感[7]:6、8。袁宏道游记中对自然的欣赏,往往止于感性的描绘,而缺乏托意深远的意境。他往往借着相关的地名,品评古人或史事。如《孤山》,对宋代林逋的“妻梅子鹤”,致以景仰之意,并对自己之有妻室深表悔懊。《灵岩》中则为西施辩白,认为历来将亡国之罪归咎于君王好色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议论性的游记中,描写的功能往往退居其次,论辩的作用反居其首[7]:9

袁宏道在游记中有非常突出的形象,善用对话来写游记,如《文漪堂记》、《良乡三教寺记》,除了在篇首有一小段叙述外,全篇都是由几个人的对话所构成,但这类游记往往失之零碎松散,结构上不严密。晚年的游记《华嵩游草》,风格上与早期作品颇有不同[7]:10,篇幅加长了,描写更细腻,议论则较少;遣词造句上,口语的成分减少了,排偶则增加,如《华山别记》“是日也,天无纤翳,青厓红树,夕阳佳月,各毕其能,以娱游客,夜深就枕,月光荡隙如雪”一段,8句中有6句是四字的,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7]:11

袁宏道的书信尺牍是晚明小品文的典范之作,话题广泛,涉及从政治议题到生活琐事,体现了对陈规故套的蔑视和反抗精神。袁宏道书信的生命力,源于他愿意暴露内心深处的自己,与读者分享私密经验。在写给沈寅的信里,袁宏道勾勒了这幅自画像:“弟支离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树根,虬曲臃肿,无益榱栋,以为器则不受绳削,以为玩则不益观。”[2]:72-73、78其幽默感在书信中表现无遗,不仅取笑自己,也拿朋友取乐。在给吴化的信里,他开起自己所患疟疾的玩笑,以轻松的口吻写下自己的痛苦,态度举重若轻而富幽默感。其书信用语简明而直接,少有用典或古辞,有力而清晰,能掌控口语,如“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与口语毫无二致[2]:82-84。袁宏道《瓶史》先谈到花的灵魂,“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然后谈爱好花的人,最后谈正确的赏花方式,文章措辞简练,见解深刻,是“独抒性灵”的结果[6]:76-77

小说、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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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影响,袁宏道甚为欣赏通俗小说[2]:166,将《水浒传》和《金瓶梅》等同于儒家经典[1]:2248,他是第一位评点《金瓶梅》的学者,认为《金瓶梅》不仅是诲淫之作,还包含道德教训,在情欲描绘的背后,有严肃的教化意义[2]:168。袁宏道并著有历史小说《东西汉演义》,又修改了周朝俊原作的戏曲《红梅记[1]:2248

性情与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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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是清流官员,不同流合污,偶尔也感时忧国,为民呼号,明代思想家中最推崇王阳明[2]:34、38。他以风雅自命,避忌俗人,甚至自称最怕入城,有时绝意仕进,但又无意做一个深山隐者,辞官几年住在庄园“柳浪”,便有些耐不住寂寞,有出山的念头[7]:5-6。袁宏道性格甚为傲慢,曾将同代人描述为“瓮中鸡”,而以“云外鹄”自况,为人放旷自高,自信豪放,觉得自己的思想、人格、诗文都高人一等,轻蔑世人,自命不凡[2]:140、42-43,其名士习气,颇受竹林七贤嵇康之流影响。他原本极好女色,中年以后则有了戒色的念头[2]:37、22

袁宏道闲居期间,每天读书、作诗、参禅,闲暇时游山玩水、下棋。他有很多特殊癖好。他不善饮酒,却很讲究饮酒的种种规矩,对饮器、酒质、酒品都有独到研究;又有茶癖和花癖,曾比较龙井与天池两地茶叶的优劣,辨鉴入微[2]:16、44。袁宏道热衷游山玩水成癖,喜爱游览名胜,如北京城满井、崇国寺等,写下《满井游记》等文纪游[7]:6、12。他所谓的山水癖,只是过厌了城市中喧嚣的日子,想到郊外清静一下。他真正向往的生活,是既有城市的方便,又有山林的清幽。他更喜欢将山水庭园化,自筑“柳浪”,充满小桥流水式的江南风光[7]:7-8。在山水之乐不可得时,则转而嗜于花卉盆景之间[2]:44。案头的瓶花,也可以满足他的部分山水欲。他的《瓶史》就是一本专讲插花的小册子,其中对花的种类、品第,插花器具、用水等都精心讲究[7]:8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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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往来于儒、释、道三教,深信轮回与鬼神之说,经常吃斋茹素,焚香静坐,俨然是个居士,写过许多为寺院募捐的文章,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僧侣朋友,颇以自己在禅学上的造诣而自豪,其佛教思想倾向消极避世,而无普渡众生的担当[2]:38-40。1597年,袁宏道与友人一同造访云栖山,认识了高僧祩宏。当时他尚未有直入念佛法门之意,还是希求能游步于“见性之道”的禅。在北京时,袁宏道指出当时修禅者学人卖弄,滥用悟道意识的乱象[8]:269-271,批评士人往往以为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以致走火入魔[2]:39。其后他写成《西方合论》,借由净土以发扬禅宗,合禅宗与净土宗二者加以论述,以“禅、净一如”为修道的大前提,以追求悟道之路[8]:271。撰写《西方合论》时所参照的内典,包括龙树智𫖮李通玄永明延寿等大德的论著,也受到袾宏《阿弥陀经疏钞》的影响,书中流露的念佛思想,接近袾宏的教学理念。袁宏道友人虞淳熙将《西方合论》与《阿弥陀经疏钞》、永明延寿《万善同归集》等书相提并论,推崇其价值[8]:272。《西方合论》10卷收入智旭《净土十要》,此外袁宏道撰有禅宗著作《宗镜摄录》12卷[1]:2248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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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对袁宏道之诗评价较高,1930年代则对其小品文评价较高。竟陵派锺惺认为学习袁宏道的弊病有过于学习高攀龙,尤其不喜欢袁宏道闲散的文风[2]:45、190-191钱谦益赞赏公安派的独立精神,却批评袁宏道导致明代诗风鄙俗空疏。清代批评家指责袁宏道忽视诗律,用语过于浅白[2]:194、68,其着重自我表现的文学观是鄙俚而空疏的。沈德潜指责三袁导致“诗教”衰微,危及明朝国祚[2]:108、46。四库馆臣赞赏公安三袁使“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9]:189,却认为袁宏道“第喜逞才辨,不自知其言之过也”,要为明代社会的衰落负一定责任。袁宏道文集在乾隆时,被列入禁书目录中[1]:2248,受诋为异端邪说,被认为应为明代诗歌的衰落负责,他的诗甚至被视为“亡国之音”,预示了明朝的灭亡[2]:46

20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后,袁宏道的名誉得以恢复,经历三个世纪的批评和忽视后,他在1930及1940年代成为文学英雄。1930年代,林语堂周作人鼓吹小品文,袁宏道的散文被视为小品文的典范,袁宏道被视为明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也被描述为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学与艺术,鄙弃陈言故套和社会规范,压恶政治[2]:108、70、73。《瓶史》是晚明典型的闲适小品,很受林语堂推崇[7]:8。周作人相信白话文运动正源于公安派传统,胡适的文学理念是袁宏道理论的现代版本,袁宏道是胡适的前驱[2]:196、262。周作人又赞赏公安三袁的文章“清新流丽……不在文章里面摆架子”,诗歌“巧妙而易懂”,但也批评他们的文章“过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并且不喜欢袁宏道涉足于禅宗净土宗[9]:187、191

袁宏道的作品也传到日本,深受江户初期僧人深草元政日语深草元政喜爱,称其“乐府妙绝,不复可言”[5]:290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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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反对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观点,“一扫王、李云雾”[1]:2247,他去世时,公安三袁的诗风已取代拟古派,吸引住当时的诗人[5]:289,导致复古派衰落。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改变了公安派中其他成员如袁宗道黄辉的诗风[2]:121、146,三袁兴起以后,自我表现连同一种个体的声音,成为晚明文学界的趋向[2]:136-137。袁宏道的诗歌和小品文,一直受人广泛阅读,他的一些文学批评观点,到明末已成为老生常谈。公安三袁推崇白话形式,为抬高小说、戏曲的地位开辟了空间,奠定其发展基础[3]:106。袁宏道极力推崇作家徐渭,大大提高徐渭的身后名[2]:126、129。公安派在破除拟古主义和倡导个性主义方面,一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其影响不久即衰微。清朝初年,金圣叹精神上继承了公安派,也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主义观点;提倡“性灵”的袁枚也继承了公安派的一些观念[4]:166、177。清政府尽力减小公安派的影响,三袁的作品被列入《清代禁毁书目四种》。袁宏道散文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林语堂的文论部分源自受袁宏道[2]:195、70、228,他借用袁宏道的话,拈出“性灵”二字,来提倡写幽默趣味的小品文,提出以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作为小品文的写作原则[2]:223、227。袁宏道又撰有专论插花的《瓶史》1卷,该书在18世纪传入日本,启发花道“宏道流”,流传至今[1]:22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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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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