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结构
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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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版 | |
中文名 | 《文学结构》 |
作者 | 保罗·古德曼 |
类型 | 文学作品 |
语言 | 英语 |
主题 | 文学批评 |
发行信息 | |
出版 | 1954年4月30日 |
出版机构 | 芝加哥大学 |
出版地点 | 美国 |
页数 | 282 |
规范控制 | |
OCLC | 233320 |
LC分类法 | PN45 G63 |
《文学结构》(英语: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是保罗·古德曼的文学批评著作,出版于1954年,是他在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的出版版本。这本书提出了古德曼所谓的“归纳形式分析”作为正式文学分析的一种模式:古德曼在一个孤立的文学作品中定义了一种形式结构,找出作品中的各个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并利用这些定义来研究其他作品。古德曼通过细读和讨论分析多个文学作品作为例子。
古德曼的博士论文的观点是在1934年的美学文章中提出的,作者曾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哲学家理查德·麦克奥恩(Richard McKeon)和其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学习。古德曼于194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但是直到麦克奥恩的要求,才在195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评论文摘》中对他的评论褒贬不一。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未能达到其目标,其中引人入胜的心理洞察和深刻的旁白淹没在明显的风格问题和术语中,这使得一些段落变得晦涩难懂,或者掩盖了他的论点。尽管古德曼对于所谓的芝加哥大学亚里士多德形式文学批评学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的博士论文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学术认可,他的方法也未被学术领域接受。
背景和出版情况
[编辑]《文学结构》是一部文学批评作品,属于人文学科中有关文学美学的智识性讨论的一种流派。作者保罗·古德曼自认为是一名文学家,指的是传入专业化、学术化形式的文学评论。他接受了这种学术传统的训练。在《文学结构》中,古德曼采用形式文学分析的方法,他将一部作品分解成其各个部分,并描述这些部分如何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并创造意义。[1][2]
在1930年代初期,古德曼在哲学家理查德·麦克奥恩(Richard McKeon)的哥伦比亚大学课堂上旁听了一些课程。当麦克奥恩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院长时,古德曼跟随他去了芝加哥并成为一名人文学科研究生[1][3]。麦克奥恩是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尽管他本人并不自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4]在一次访谈中,古德曼表示,他被邀请去芝加哥是为了研究美学,并开始写关于实践批评和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文章。芝加哥学派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并不是一个一致的思想学派,但他们对以下三个方面有著共同的兴趣:(1)文学理论的历史,(2)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方法和术语,以及(3)对新批评运动的怀疑。芝加哥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强调了一个文学作品的分类要素,如情节和类型。[5]
古德曼在194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6],然而他并未将其提交并且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也未收到正式的学位,因为他不愿意支付排版费用[7]。这篇论文,题为《诗歌的形式分析》,收录了古德曼为评论和思想分析课程写的研究。直到1954年,他才收到了学位,当时大学接受了新命名的《文学结构》的一份副本,代替了论文的原稿[8]。根据文学评论家金斯利·威德默的说法,这篇晚期的论文的中心观点已于古德曼1934年发表于《哲学杂志》上的美学文章中。[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9/Paul_Goodman%2C_1947.jpg/220px-Paul_Goodman%2C_1947.jpg)
麦克奥恩和另一位芝加哥教授本杰明·纳尔逊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篇论文。古德曼修改了已出版的版本,包括了新的学术材料,其中包括古德曼1947年对小说家弗朗茨·卡夫卡作品的分析以及一个词汇表[8]。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4月30日出版了一本精装书版[6]。出版社的凤凰书籍(Phoenix Books)系列于1962年推出了一本平装版,而西格洛XXI(Siglo XXI)则在1971年出版了西班牙文翻译版。这本书是献给了古德曼的老师:理查德·麦克奥恩、鲁道夫·卡纳普和莫里斯·科恩。[3]
内容
[编辑]古德曼的书旨在创建并展示一种他称之为“归纳形式分析”[9]的文学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古德曼在一个孤立的文学作品中定义了一个形式结构,找出作品的各个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并利用这些定义来研究其他作品。该书将此方法应用于一系列个别的文学作品[10](戏剧、诗歌、散文、小说、短篇小说和电影)作为例子,并结合细读和文类讨论。古德曼将他的技术方法限制在作品结构内部部分的相互作用上,并避免对作品本身进行价值判断,[11]除了将“不好的”文学描述为未将其部分整合在一起。他讨论了文学作品中的微妙之处,[12]比如“隐藏的情节”(即对主角隐藏的情节)和角色的参与,然后是这些元素如何共同或不共同地起作用。[13]他的分析考虑了每个作品的独立结构。
第一章区分了“归纳形式分析”与其他形式批评方法。他命名了另外两种类型:“文类批评”[12],在这种批评中,评论家定义和分类了文学作品的结构元素,“实用批评”,在这种批评中,评论家解释了作品,而不引用作品外部的特征。[14]古德曼的“归纳形式分析”方法旨在通过研究作品的部分并得出可用于跨作品的定义,即部分如何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来平衡这两种方法。[15]他特别强调叙事情节,或者说作品中持续或变化的元素。在整本书中,他将他的形式分析应用于由亚里士多德抽象文类组织的文学作品的例子:“严肃情节”、“喜剧情节”、“小说情节”、“用语的考量”和“统一的特殊问题”。[2][10]
接下来的三章描述了三种情节类型的文学作品:严肃、喜剧和小说[10][12]。这些类型延续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的分类。古德曼首先以索福克勒斯的两部戏剧——《俄狄浦斯王》和《菲洛克忒忒斯》为例,区分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和古德曼自己的方法。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以《俄狄浦斯王》的形式结构为模型的,而这种结构不足以适用于《菲洛克忒忒斯》[16]。相反,在古德曼的“严肃情节”分类中[10],角色与情节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二世》和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17]。古德曼“喜剧情节”中的角色与情节相去甚远,因此读者受角色毁灭的影响较小,比如本·琼森的戏剧《炼金术士》。他还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一部和约翰·德莱顿的诗歌讽刺《麦克·弗莱克诺》描述为喜剧和严肃情节的混合体。在“小说情节”中[10],角色对情节做出反应而不是认同情节,例如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小说《情敌教育》,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8]
在第五章中,古德曼将抒情诗分析为情感、反思/思考、意象和风格态度等元素。尽管这些元素也出现在长篇作品中,但古德曼认为它们在这些作品中是次要的,相对于更大的结构元素如角色、情节和论点。他对约翰·弥尔顿的《论他的盲目》和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亚瑟之死》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形式分析了“质地”元素,如词音、重量、句法、语调和隐喻[16]。他介绍了关于十四行诗的六种潜在联系方式以及它们所暗示的内容。古德曼还分析了卡图卢斯46号诗。[17]
第六章讨论了“统一的特殊问题”,即分析超越单一作品的独特情况[16],例如将作品的翻译结构与其原始作品统一起来。在四个示例中的第一个示例中,古德曼讨论了纳撒尼尔·霍桑短篇小说《牧师的黑色面纱》中的丰富象征主义如何升华为神秘。在巴黎诗人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巨人》的翻译和尤金·拉比什的戏剧《意大利草帽》的电影改编的例子中,古德曼指出了作品转换中形式元素的变化,如角色、韵律、句法、主题等元素从原始格式发生的改变。在“巨人”的例子中,古德曼得出结论认为,十四行诗及其翻译在文类上存在差异[2]。他还以亨利·沃兹华斯·朗费罗的《建筑师》为例,说明了一个好诗人写坏诗的能力。[16]
古德曼最后以对皮埃尔·科尔内伊17世纪悲剧《奥拉斯》的分析结束,他运用自己的归纳形式方法以及其他批评模式,突出了戏剧的战争心理学。他批评了科尔内伊不描绘真实战争暴行的决定。[16]
评论
[编辑]《书评文摘》收录的评论褒贬不一[19]。在古德曼的词汇表部分,他承认自己的术语定义宽泛而不具体,读者可能觉得这要么让人讨厌,要么娱乐。诗人尼古拉斯·摩尔写道,这种效果延伸到整本生动的书:风格上令人恼火或有趣,但在这背后是一位有说服力、孜孜不倦的学者。[12]
根据古德曼提供的例子,哲学家亨利·大卫·艾肯认为“归纳形式分析”未能达到其目标。文学评论家哈里·莱文同意这种方法没有“特别的启示”[20],诗人尼古拉斯·摩尔表示,尽管他将这本书描述为“壮举”,但古德曼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论点。一些评论家赞赏古德曼的心理洞察力和“深刻的侧面评论”[21],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22],这些更像是一个诗人和局外人而不是理论家的见解[2]。正如《海外书籍》所写,这些引人注目的侧面评论在古德曼试图创建一个[2]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时变得模糊了。[2][16][22]
在《文学结构》中,古德曼反复承认他在作品内部抽象结构,而不是探索文本本身的意义[23]。由于将文学作品处理成高度技术性的抽象,评论家们写道他的分析变得模糊而泛泛。文学评论家金斯利·维德默认为,古德曼忽略了他最好的洞察力,将其视为离题而不是分析的核心。[24]维德认为,古德曼的方法将关于“形式”和“结构”的“错误判断”客观化为不可更正的“抽象化的概念体系”[25]。莱文说,古德曼的方法通过作品内部的结构使用重新定义了诸如“上帝”或“罪恶”之类的概念,就像一种“文学行为主义”,最终产生的类别更多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艺术性的或形式的。评论家发现古德曼更感兴趣的是他的体系化方法,而不是他研究对象的技巧。[26]维德认为古德曼的方法并不原创,是“认真的文类应用的...库存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抽象”[27]。评论家埃尔默·博克兰德推荐了隆纳·萨蒙·克雷恩和埃尔德·奥尔森的亚里士多德方法。[28]
评论家们指出古德曼自己的文本存在明显的风格问题:“某种干燥和对术语的依赖”[29][30][31][32][33],以及“令人眼花缭乱且不时语法不通的从格言到随意转换”[34],古德曼的风格既缺乏优雅又缺乏基本的清晰度,[35][36]导致他的论证不明确。[20]一位评论家发现由于风格问题,一些段落难以理解,需要读者在头脑中重写句子以理解古德曼的意图[37],从而使读者对本来简单明了的句子产生怀疑[38][39]。正如《海外书籍》所说,“他的理论的应用在一个如此复杂的批判装置中已经变得难以理解了”[22][40]。古德曼为形式主义辩护,[15][20][34][38]诗歌写道,需要更好的修辞。《肯尼恩评论》说,古德曼的“奇怪...自命不凡”削弱了他的论点,根据他自己的标准,使他自己的写作显得糟糕。评论家们描述了一篇充斥着新词和术语的文本,在这些特殊术语掩盖了本来简单的或多余的观点,并且简单的词汇变成了技术术语。[35]《泰晤士文学增刊》写道,作者的语气经常在“高调的批判术语”和“过度美国化的口语”之间交替。[2][41]
影响
[编辑]诗人杰克逊·麦克洛表示,古德曼是在1940年代转折时期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亚里士多德形式批评的重要贡献者,这一时期被称为与理查德·麦克恩(Richard McKeon)和隆纳·萨蒙·克雷恩(R. S. Crane)合作的“芝加哥学派”[42]。在一次访谈中,古德曼自认为是创建了与芝加哥学派同义的亚里士多德诗学[43]。古德曼曾希望他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会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但未能如愿,他的方法也没有被更广泛的领域所接受。芝加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也是如此[8],其方法论几乎没有被广泛采用。在对古德曼的几部文学评论作品进行总结时,文学评论家金斯利·维德默(Kingsley Widmer)写道,每本书都有不同的重点,无论是心理分析[5]、论辩还是辩护,每本书都有一种“不严肃”[25]的感觉。古德曼后来写了四部“立体派剧作”,他意在通过将角色塑造成原型并抽象其情节的使用来阐释他博士论文的想法。
参考资料
[编辑]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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