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文學結構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Black cover reads "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and below, "Paul Goodman"; "Structure" and "Literature" from title are in colored quadrilaterals
初版
中文名《文學結構》
作者保羅·古德曼
類型文學作品
語言英語
主題文學批評
發行資訊
出版1954年4月30日 (1954-04-30)
出版機構芝加哥大學
出版地點美國
頁數282
規範控制
OCLC233320
LC分類法PN45 G63

《文學結構》（英語：The Structure of Literature）是保羅·古德曼的文學批評著作，出版於1954年，是他在人文學科的博士論文的出版版本。這本書提出了古德曼所謂的「歸納形式分析」作為正式文學分析的一種模式：古德曼在一個孤立的文學作品中定義了一種形式結構，找出作品中的各個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整體，並利用這些定義來研究其他作品。古德曼通過細讀和討論分析多個文學作品作為例子。

古德曼的博士論文的觀點是在1934年的美學文章中提出的，作者曾在芝加哥大學跟隨哲學家理查德·麥克奧恩（Richard McKeon）和其他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學習。古德曼於194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但是直到麥克奧恩的要求，才在1954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書評論文摘》中對他的評論褒貶不一。評論家認為這本書未能達到其目標，其中引人入勝的心理洞察和深刻的旁白淹沒在明顯的風格問題和術語中，這使得一些段落變得晦澀難懂，或者掩蓋了他的論點。儘管古德曼對於所謂的芝加哥大學亞里士多德形式文學批評學派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他的博士論文並沒有獲得廣泛的學術認可，他的方法也未被學術領域接受。

背景和出版情況

[編輯]

《文學結構》是一部文學批評作品，屬於人文學科中有關文學美學的智識性討論的一種流派。作者保羅·古德曼自認為是一名文學家，指的是傳入專業化、學術化形式的文學評論。他接受了這種學術傳統的訓練。在《文學結構》中，古德曼採用形式文學分析的方法，他將一部作品分解成其各個部分，並描述這些部分如何相互關聯，共同形成一個整體並創造意義。[1][2]

在1930年代初期，古德曼在哲學家理查德·麥克奧恩（Richard McKeon）的哥倫比亞大學課堂上旁聽了一些課程。當麥克奧恩成為芝加哥大學的一名院長時，古德曼跟隨他去了芝加哥並成為一名人文學科研究生[1][3]。麥克奧恩是被稱為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儘管他本人並不自認為是亞里士多德主義者。[4]在一次訪談中，古德曼表示，他被邀請去芝加哥是為了研究美學，並開始寫關於實踐批評和亞里士多德詩學的文章。芝加哥學派的新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們並不是一個一致的思想學派，但他們對以下三個方面有着共同的興趣：（1）文學理論的歷史，（2）亞里士多德《詩學》的方法和術語，以及（3）對新批評運動的懷疑。芝加哥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們強調了一個文學作品的分類要素，如情節和類型。[5]

古德曼在194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6]，然而他並未將其提交並且在十年多的時間裏也未收到正式的學位，因為他不願意支付排版費用[7]。這篇論文，題為《詩歌的形式分析》，收錄了古德曼為評論和思想分析課程寫的研究。直到1954年，他才收到了學位，當時大學接受了新命名的《文學結構》的一份副本，代替了論文的原稿[8]。根據文學評論家金斯利·威德默的說法，這篇晚期的論文的中心觀點已於古德曼1934年發表於《哲學雜誌》上的美學文章中。[1]

作者保羅·古德曼於1940年代的個人照

麥克奧恩和另一位芝加哥教授本傑明·納爾遜說服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篇論文。古德曼修改了已出版的版本，包括了新的學術材料，其中包括古德曼1947年對小說家弗朗茨·卡夫卡作品的分析以及一個詞彙表[8]。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54年4月30日出版了一本精裝書版[6]。出版社的鳳凰書籍（Phoenix Books）系列於1962年推出了一本平裝版，而西格洛XXI（Siglo XXI）則在1971年出版了西班牙文翻譯版。這本書是獻給了古德曼的老師：理查德·麥克奧恩、魯道夫·卡納普和莫里斯·科恩。[3]

內容

[編輯]

古德曼的書旨在創建並展示一種他稱之為「歸納形式分析」[9]的文學分析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古德曼在一個孤立的文學作品中定義了一個形式結構，找出作品的各個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整體，並利用這些定義來研究其他作品。該書將此方法應用於一系列個別的文學作品[10]（戲劇、詩歌、散文、小說、短篇小說和電影）作為例子，並結合細讀和文類討論。古德曼將他的技術方法限制在作品結構內部部分的相互作用上，並避免對作品本身進行價值判斷，[11]除了將「不好的」文學描述為未將其部分整合在一起。他討論了文學作品中的微妙之處，[12]比如「隱藏的情節」（即對主角隱藏的情節）和角色的參與，然後是這些元素如何共同或不共同地起作用。[13]他的分析考慮了每個作品的獨立結構。

第一章區分了「歸納形式分析」與其他形式批評方法。他命名了另外兩種類型：「文類批評」[12]，在這種批評中，評論家定義和分類了文學作品的結構元素，「實用批評」，在這種批評中，評論家解釋了作品，而不引用作品外部的特徵。[14]古德曼的「歸納形式分析」方法旨在通過研究作品的部分並得出可用於跨作品的定義，即部分如何相互關聯形成一個整體，來平衡這兩種方法。[15]他特別強調敘事情節，或者說作品中持續或變化的元素。在整本書中，他將他的形式分析應用於由亞里士多德抽象文類組織的文學作品的例子：「嚴肅情節」、「喜劇情節」、「小說情節」、「用語的考量」和「統一的特殊問題」。[2][10]

接下來的三章描述了三種情節類型的文學作品：嚴肅、喜劇和小說[10][12]。這些類型延續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的分類。古德曼首先以索福克勒斯的兩部戲劇——《俄狄浦斯王》和《菲洛克忒忒斯》為例，區分了亞里士多德的方法和古德曼自己的方法。他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方法是以《俄狄浦斯王》的形式結構為模型的，而這種結構不足以適用於《菲洛克忒忒斯》[16]。相反，在古德曼的「嚴肅情節」分類中[10]，角色與情節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理查二世》和維吉爾的史詩《埃涅阿斯紀》[17]。古德曼「喜劇情節」中的角色與情節相去甚遠，因此讀者受角色毀滅的影響較小，比如本·瓊森的戲劇《鍊金術士》。他還將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第一部和約翰·德萊頓的詩歌諷刺《麥克·弗萊克諾》描述為喜劇和嚴肅情節的混合體。在「小說情節」中[10]，角色對情節做出反應而不是認同情節，例如古斯塔夫·福樓拜的小說《情敵教育》，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和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18]

在第五章中，古德曼將抒情詩分析為情感、反思/思考、意象和風格態度等元素。儘管這些元素也出現在長篇作品中，但古德曼認為它們在這些作品中是次要的，相對於更大的結構元素如角色、情節和論點。他對約翰·彌爾頓的《論他的盲目》和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的《亞瑟之死》進行了仔細的閱讀，形式分析了「質地」元素，如詞音、重量、句法、語調和隱喻[16]。他介紹了關於十四行詩的六種潛在聯繫方式以及它們所暗示的內容。古德曼還分析了卡圖盧斯46號詩。[17]

第六章討論了「統一的特殊問題」，即分析超越單一作品的獨特情況[16]，例如將作品的翻譯結構與其原始作品統一起來。在四個示例中的第一個示例中，古德曼討論了納撒尼爾·霍桑短篇小說《牧師的黑色面紗》中的豐富象徵主義如何升華為神秘。在巴黎詩人波德萊爾的十四行詩《巨人》的翻譯和尤金·拉比什的戲劇《意大利草帽》的電影改編的例子中，古德曼指出了作品轉換中形式元素的變化，如角色、韻律、句法、主題等元素從原始格式發生的改變。在「巨人」的例子中，古德曼得出結論認為，十四行詩及其翻譯在文類上存在差異[2]。他還以亨利·沃茲華斯·朗費羅的《建築師》為例，說明了一個好詩人寫壞詩的能力。[16]

古德曼最後以對皮埃爾·科爾內伊17世紀悲劇《奧拉斯》的分析結束，他運用自己的歸納形式方法以及其他批評模式，突出了戲劇的戰爭心理學。他批評了科爾內伊不描繪真實戰爭暴行的決定。[16]

評論

[編輯]

《書評文摘》收錄的評論褒貶不一[19]。在古德曼的詞彙表部分，他承認自己的術語定義寬泛而不具體，讀者可能覺得這要麼讓人討厭，要麼娛樂。詩人尼古拉斯·摩爾（英語：Nicholas Moore）寫道，這種效果延伸到整本生動的書：風格上令人惱火或有趣，但在這背後是一位有說服力、孜孜不倦的學者。[12]

根據古德曼提供的例子，哲學家亨利·大衛·艾肯（英語：Henry David Aiken）認為「歸納形式分析」未能達到其目標。文學評論家哈里·萊文同意這種方法沒有「特別的啟示」[20]，詩人尼古拉斯·摩爾表示，儘管他將這本書描述為「壯舉」，但古德曼並沒有完全實現他的論點。一些評論家讚賞古德曼的心理洞察力和「深刻的側面評論」[21]，但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22]，這些更像是一個詩人和局外人而不是理論家的見解[2]。正如《海外書籍》所寫，這些引人注目的側面評論在古德曼試圖創建一個[2]亞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時變得模糊了。[2][16][22]

在《文學結構》中，古德曼反覆承認他在作品內部抽象結構，而不是探索文本本身的意義[23]。由於將文學作品處理成高度技術性的抽象，評論家們寫道他的分析變得模糊而泛泛。文學評論家金斯利·維德默（英語：Kingsley Widmer）認為，古德曼忽略了他最好的洞察力，將其視為離題而不是分析的核心。[24]維德認為，古德曼的方法將關於「形式」和「結構」的「錯誤判斷」客觀化為不可更正的「抽象化的概念體系」[25]。萊文說，古德曼的方法通過作品內部的結構使用重新定義了諸如「上帝」或「罪惡」之類的概念，就像一種「文學行為主義」，最終產生的類別更多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藝術性的或形式的。評論家發現古德曼更感興趣的是他的體系化方法，而不是他研究對象的技巧。[26]維德認為古德曼的方法並不原創，是「認真的文類應用的...庫存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抽象」[27]。評論家埃爾默·博克蘭德推薦了隆納·薩蒙·克雷恩（英語：Ronald Crane）和埃爾德·奧爾森（英語：Elder Olson）的亞里士多德方法。[28]

評論家們指出古德曼自己的文本存在明顯的風格問題：「某種乾燥和對術語的依賴」[29][30][31][32][33]，以及「令人眼花繚亂且不時語法不通的從格言到隨意轉換」[34]，古德曼的風格既缺乏優雅又缺乏基本的清晰度，[35][36]導致他的論證不明確。[20]一位評論家發現由於風格問題，一些段落難以理解，需要讀者在頭腦中重寫句子以理解古德曼的意圖[37]，從而使讀者對本來簡單明了的句子產生懷疑[38][39]。正如《海外書籍》所說，「他的理論的應用在一個如此複雜的批判裝置中已經變得難以理解了」[22][40]。古德曼為形式主義辯護，[15][20][34][38]詩歌寫道，需要更好的修辭。《肯尼恩評論》說，古德曼的「奇怪...自命不凡」削弱了他的論點，根據他自己的標準，使他自己的寫作顯得糟糕。評論家們描述了一篇充斥着新詞和術語的文本，在這些特殊術語掩蓋了本來簡單的或多餘的觀點，並且簡單的詞彙變成了技術術語。[35]《泰晤士文學增刊》寫道，作者的語氣經常在「高調的批判術語」和「過度美國化的口語」之間交替。[2][41]

影響

[編輯]

詩人傑克遜·麥克洛（英語：Jackson Mac Low）表示，古德曼是在1940年代轉折時期在芝加哥大學發展亞里士多德形式批評的重要貢獻者，這一時期被稱為與理查德·麥克恩（Richard McKeon）和隆納·薩蒙·克雷恩（R. S. Crane）合作的「芝加哥學派」[42]。在一次訪談中，古德曼自認為是創建了與芝加哥學派同義的亞里士多德詩學[43]。古德曼曾希望他的博士論文終於出版會獲得學術界的認可，但未能如願，他的方法也沒有被更廣泛的領域所接受。芝加哥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也是如此[8]，其方法論幾乎沒有被廣泛採用。在對古德曼的幾部文學評論作品進行總結時，文學評論家金斯利·維德默（英語：Kingsley Widmer）（Kingsley Widmer）寫道，每本書都有不同的重點，無論是心理分析[5]、論辯還是辯護，每本書都有一種「不嚴肅」[25]的感覺。古德曼後來寫了四部「立體派劇作」，他意在通過將角色塑造成原型並抽象其情節的使用來闡釋他博士論文的想法。

參考資料

[編輯]

引文

[編輯]
  1. ^ 1.0 1.1 1.2 Widmer 1980，第25-26頁.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Moore 1954.
  3. ^ 3.0 3.1 Vince 1993，第116頁.
  4. ^ Enos 1996，第425頁.
  5. ^ 5.0 5.1 Vince 1993，第119頁.
  6. ^ 6.0 6.1 Nicely 1979，第57頁.
  7. ^ Stoehr 1994，第317頁.
  8. ^ 8.0 8.1 8.2 Stoehr 1994，第211頁.
  9. ^ Aiken 1955，第305, 307頁.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Grever 1985，第77頁.
  11. ^ Rodway 1955，第56頁.
  12. ^ 12.0 12.1 12.2 12.3 Aiken 1955，第308頁.
  13. ^ The Nation 1954.
  14. ^ Aiken 1955，第306頁.
  15. ^ 15.0 15.1 Aiken 1955，第305頁.
  16. ^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Grever 1985，第78頁.
  17. ^ 17.0 17.1 Turner 1954，第119頁.
  18. ^ Aiken 1955，第309頁.
  19. ^ James & Brown 1955，第365頁.
  20. ^ 20.0 20.1 20.2 Levin 1955，第126頁.
  21. ^ Borklund 1977，第231頁.
  22. ^ 22.0 22.1 22.2 Coffman 1955.
  23. ^ Widmer 1980，第27頁.
  24. ^ Widmer 1980，第26-27頁.
  25. ^ 25.0 25.1 Widmer 1980，第28頁.
  26. ^ Levin 1955，第125頁.
  27. ^ Widmer 1980，第26頁.
  28. ^ Borklund 1977，第230頁.
  29. ^ Rodway 1955，第60頁："Goodman's style is a formidable obstacle to the acceptance or understanding of his arguments"、"handles the language as if he bore it a grudge"、"cavalier disregard for the conventions of language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when it interferes with meaning"
  30. ^ Rodway 1955，第61頁："what looks suspiciously like a purposive misuse of grammar"
  31. ^ Rodway 1955，第62頁："unscholarly and arbitrary use of words"
  32. ^ Aiken 1955，第304頁："Goodman's writing has its flashes of compression and directness; but it is frequently slack or high-handed, and too often leaves an impression of impatience with the task at hand."
  33. ^ Aiken 1955，第310頁："confused"、"sometimes ugly writing"
  34. ^ 34.0 34.1 Joost 1954，第365頁.
  35. ^ 35.0 35.1 Aiken 1955，第304頁.
  36. ^ Rodway 1955，第60頁.
  37. ^ Rodway 1955，第63頁.
  38. ^ 38.0 38.1 Rodway 1955，第60-61頁.
  39. ^ Rodway 1955，第61-62頁.
  40. ^ Joost 1954，第366頁.
  41. ^ Rodway 1955，第61頁.
  42. ^ Hejinian & Watten 2013，第120頁.
  43. ^ Nicely 1979，第2頁.

書目

[編輯]
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文學結構&oldid=84032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