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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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識論中，更具體而言，在知識社會學中，反身性（英語：reflexivity）指的是因果之間的循環關係，尤其是嵌入在人類信仰結構中的關係。反身關係是雙向作用的，即原因和結果之間相互影響，使二者都無法認定為原因或結果。

在更廣泛的社會學（該概念起源的領域）中，反身性意味着一種自指行為，其中檢視或行動反過來指涉並影響發起這一行動或檢視的實體。它通常指行動者識別社會化力量並改變其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的能力。反身性水平低會導致個體很大程度上受其環境（或「社會」）的影響。社會反身性水平高，通常表現為個體塑造自己的規範、品味、政治、欲望等。這和自主權的概念類似。（另見結構與能動性以及社會流動。)

在經濟學中，反身性指的是市場情緒的自我強化效應，即價格上漲吸引買家，買家追漲進一步推高價格，直到這一過程變得不可持續。這是一個正反饋循環的例子。同樣的過程可以是反向的，即導致價格下跌至災難性的崩潰。

概述[編輯]

在社會理論中，當一門學科的理論應該同樣適用於該學科本身時，就會出現反身性；例如，科學知識社會學領域的知識建構理論應當同等適用於科學知識社會學實踐者的知識建構，或某一學科的主題應當同等適用於該學科的個體實踐者（例如，當心理學理論應該同樣能解釋心理學家的心理過程時）。更廣泛地說，當社會系統中觀察者的觀察影響到他們正在觀察的現象該時，或者當制定的理論傳播並影響模型本身想要客觀描述的個人或系統的行為時，就認為發生了反身性。因此，例如，居住在一個孤立村莊的人類學家可能會影響該村莊及其所研究的村民的行為。觀察並不獨立於觀察者的參與。

因此，反身性在社會科學中是類似於觀察者效應的方法論問題。最近的科學社會學所謂強綱領的部分中，建議將反身性作為一種方法論規範或原則，這意味着若要用理論完整地解釋科學、宗教或倫理知識體系等的社會建構，則該理論本身應當能夠用它解釋這些其他知識系統時的原則和方法來解釋。這指出了自然化認識論（英語：Naturalized epistemology）的一般特徵，即作為整體自我反思過程的一部分，這種知識理論允許特定研究領域闡釋其他領域：研究一般的知識處理的層面（例如科學史、認知科學、科學社會學、感知心理學、符號學、邏輯學、神經科學）的任何特定領域都可以反身性地研究其他此類領域，從而對創造知識的條件進行全面改進的反思。

反身性既包括自我意識探究的主觀過程，也包括參照社會關係理論對社會行為的研究。

歷史[編輯]

反身性原則可能首先由社會學家William I. Thomas和Dorothy Swaine Thomas在他們1928年出版的《美國的孩子》（The child in America）一書中闡釋：「如果某人將情況定義為真實的，那麼它們的後果就是真實的。」[1]該理論後來被稱為「托馬斯定理」。

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1948、1949）根據托馬斯定理定義了自證預言的概念：一旦作出預測或預言，參與者可能會調整他們的行為和行動，從而使本來可能為假的預言變成真，或者相反，一個本應為真的陳述變成假——而這是做出預測或預言的結果。預言對結果或結果具有構成性的影響，改變了原本會發生的結果。

卡爾·波普爾（1957）在他的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英語：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中，將反身性作為一個普遍的科學問題提出，其中強調預言對被預言事件的影響，他稱之為「俄狄浦斯效應」，該術語是化用了一個希臘故事，故事中實現神諭預言的事件順序受到預言本身的很大影響。波普爾最初認為，這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顯著特徵，但他後來發現自然科學中，尤其是生物學甚至分子生物學中，某種等同於預期的東西開始發揮作用，並可以使預期的事情發生。[2]歐內斯特·內格爾（1961）也採用了這一概念。反身性給科學帶來了一個問題，因為如果預測可能導致與預測相關的系統發生變化，則很難通過對比理論預測與實際情景來評估科學假說。這一問題在社會科學中更加棘手。

Grunberg和Modigliani（1954）以及司馬賀（1954）視反身性為經濟科學中的「反身性預言」問題，並作為與盧卡斯批判（英語：Lucas critique）相關的主要問題進行辯論，並已被視作經濟科學中的一個方法論問題，它源於科學知識社會學文獻中的反身性問題。

反身性已成為解決結構與能動性問題的現代方法中的一個問題和解決方案，例如安東尼·紀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英語：Structuration theory）和皮埃爾·布迪厄的遺傳結構主義。

例如，紀登斯指出，構成性反身性在任何社會系統中都是可能的，這給社會科學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方法論問題。紀登斯用他的「反身現代性（英語：Reflexive modernity）」概念強調了這個主題——他認為，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變得越來越有自我意識、自省，因此也越來越具有反身性。

布迪厄認為，社會科學家天生就背負着偏見，只有反身性地意識到這些偏見，社會科學家才能擺脫它們，並有志於從事客觀科學的實踐。因此，對於布迪厄而言，反身性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

米歇爾·福柯《詞與物》可以說觸及了反身性的問題。福柯審視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思想史，並認為每個歷史時代（他確定了三個時代並提出了第四個時代）都有一個知識型（英語：episteme），或「先驗的歷史」，構建並組織了知識。福柯認為，人的概念出現在19世紀初，他稱之為「人的時代」，該時代伴隨着伊曼努爾·康德的哲學。他在全書結尾提出了人類時代和我們對知識的追求的問題——「人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自己研究的對象」；因此，福柯認為，社會科學遠非客觀，而是在它們自己相互排斥的話語中產生真理。

經濟學[編輯]

經濟哲學家喬治·索羅斯受到他的導師卡爾·波普爾（1957）的觀點的影響[3]，一直積極宣傳反身性與經濟學息息相關的觀點，他在1987年出版的《金融鍊金術》（The Alchemy of Finance）一書中首次公開提出這一觀點。[4]他將應用該原理來洞察市場行為視作自己金融事業成功的主要因素。

反身性與一般均衡理論不一致，一般均衡理論認為市場會走向均衡，非均衡波動只是隨機噪聲，很快就會得到糾正。在均衡理論中，長期均衡價格反映了潛在的經濟基本面，不受價格影響。而反身性認為，價格確實會影響基本面，並且剛受影響的基本面會繼續改變預期，從而影響價格；該過程以自我強化的模式持續進行。因為這種模式是自我強化的，所以市場趨於失衡。市場情緒遲早會達到逆轉的地步，例如市場上行到某一時間點時，負面預期就會在下行方向自我強化，這就解釋了眾所周知的繁榮和蕭條的周期模式。[5]索羅斯舉的一個例子是貸款的順周期性，即銀行願意在房價上漲時放寬房地產貸款的標準，在房價下跌時收緊標準，從而強化興衰的周期。他進一步指出，房地產價格通脹本質上是一種反身現象：房價受到銀行準備為購買而預付的金額的影響，而這些金額取決於銀行對房地產價格的估計。

索羅斯經常聲稱，正是他對反身性原則的把握賦予了他「優勢」，這是促成他成為一名交易員的重要因素。幾十年來，該原則在主流經濟圈應者寥寥，但在2008年崩盤後，學術期刊、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對他的理論進行了討論，研究興趣有所增加。[6]

經濟學家和《金融時報》前專欄作家阿納托爾·卡萊茨基（Anatole Kaletsky）認為，索羅斯的反身性概念有助於理解中國經濟以及中國政府如何管理它。[7]

2009年，索羅斯資助成立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英語：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希望能進一步發展反身性理論。[8]該研究所與多種的異端經濟學合作，尤其是後凱恩斯主義分支。[9]

社會學[編輯]

瑪格麗特·阿切爾（英語：Margaret Archer）撰寫了大量關於外行人的反身性的文章。對她來說，人類的反身性是結構屬性（或個人的社會背景）與行動（或個人的最終關切）之間的中介機制。[10]根據阿切爾的說法，反身性活動越來越多地取代晚期現代性的習慣性動作，因為常規形式在處理現代生活軌跡的複雜性方面被證明是無效的。[11]

雖然阿切爾強調反身性的代理方面，但反身取向本身可以被視為是「社會和時間上嵌入」的。[12]例如，Elster指出，如果不考慮反身性利用背景配置（例如，公認的意義，以及過去的社會參與和社會世界的生活經驗）來發揮作用，就無法理解反身性。[12]

人類學[編輯]

在人類學中，反身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一種是指研究者意識到分析重點是自己與研究領域的關係，另一種是關注文化實踐（英語：Cultural practice）涉及對其自身的意識和評論的方式。

在米歇爾·福柯等人關於權力與知識生產的關係的理論之後，人類學的第一種反身性意義是社會科學更普遍的自我批判的一部分。在與詹姆斯·克利福德和喬治·馬庫斯等眾多人類學家相關的「寫文化」[13]運動中，對研究過程的反身性成為批判人類學學科的殖民主義根源[14]和科學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方法植根於對人類學家、文本中所代表的人及其文本表徵之間關係的文學批評和哲學分析，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學的倫理和方法論方法。與女性主義和反殖民主義批評提供了一些反身人類學的靈感一樣，對表徵的學術和政治力量的反身性理解，對「寫文化」過程的分析已成為理解民族誌學者在田野調查中的處境的必要部分。將人和文化客體化並僅將其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拒絕，而開發尊重當地人的價值觀和目標的更具協作性的方法則獲得青睞。儘管如此，許多人類學家指責「寫文化」方法混淆了人類學的科學方面，對田野工作關係進行了過多的反思，而反身人類學受到了更多實證主義人類學家的猛烈攻擊。[15]在人類學中，關於後現代主義和反身性的作用的爭論仍在繼續，但大多數人類學家接受批判視角的價值，並且通常只爭論批判模型是否重要，這些模型似乎導致人類學偏離了其早期核心焦點。[16]

人類學家研究的第二種反身性涉及各種自指，其中人們和文化實踐會引起人們對自身的關注。[17]這種方法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羅曼·雅各布森對直指和語言中詩歌功能的研究，但米哈伊爾·巴赫金關於狂歡節的著作也很重要。在人類學領域，格雷戈里·貝特森提出了以元信息（亞文本）作為交流的一部分的想法，而克里弗德·紀爾茲對巴厘島鬥雞等儀式事件的研究指出，它們是公眾反思社會秩序的焦點。對遊戲和耍把戲的人的研究進一步擴展了關於反身文化實踐的想法。反身性在表演[18]、公共事件[19]、儀式[20]和語言形式[21]的研究中得到了最深入的探索，但在任何行為、事物或人被提起、評論，或區分考慮時，都可以見到反身性。在對文化實踐的研究中，反身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於其複雜性和微妙性，它往往未被充分研究或涉及高度專業化的分析。[22]

研究反身性的一種用途是與真實性有關。文化傳統通常被想象成由缺乏創造力的行為主體延續的穩定理念。創新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改變傳統，但反身性是許多文化活動所固有的，因此反身性也是傳統的一部分，而非不真實的。反身性的研究表明，人在文化中既具有自我意識又具有創造性。他們可以通過以獲得認可的方式操縱許多不同的特徵，來對文化進行玩弄、評論、辯論、修改和客體化。這導致形成了關於管理和反思文化的慣例的元文化。[23]

國際關係學[編輯]

在國際關係學中，反身性問題最初是在1980年代後期所謂的「第三次辯論」的背景下提出的。這場辯論標誌着與該學科的實證主義正統觀念決裂。後實證主義的理論重構被視為將反身性作為批判學術的基石引入。[24][25]對於Mark Neufeld而言，國際關係學中的反身性的特點是（1）對基本前提的自我意識，（2）承認理論範式的政治-規範性維度，以及（3）肯定儘管中性或非政治性的知識生產是不可能的，但對範式優點的判斷是可能的。[26]

自90年代以來，反身性已成為建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其他國際關係批判方法的明確關注點。[27][25][28][29][30][31]在《The Conduct of Inqui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帕特里克·撒迪厄斯·傑克遜（Patrick Thaddeus Jackson）確定了當代國際關係研究可以分為四種主要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反身性，另外三種是新實證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分析主義。[32]

反身性和社會科學的地位[編輯]

弗拉納根（Flanagan）認為，反身性使經典科學通常扮演的所有三個傳統角色變得複雜：解釋、預測和控制。個人和社會集體能夠自我探究和適應這一事實是現實世界社會系統的關鍵特徵，它使得社會科學不同於物理科學。因此，反身性提出了關於社會科學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視為類似於經典物理學的「硬」科學的真正問題，也提出了關於社會科學本質的問題。[33]

反身性的實現方法[編輯]

新一代學者已經超越了（元）理論討論，為反身性的實施發展出了具體的研究實踐。這些學者通過將反身性從非正式過程轉變為正式研究實踐來解決「如何做」的問題。[34][35][36][37]雖然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學者們如何對他們的位置和情境變得更加自省，但一些人試圖建立與其他知識生產過程相關的反思方法，例如語言使用。後者在Audrey Alejandro教授的反身方法三部曲中得到了推進。三部曲的第一篇論文發展了所謂的反身話語分析（Reflexive Discourse Analysis），這是一種整合話語理論的反身性實施的關鍵方法。[31]第二篇論文通過引入一種將語言範疇問題化的三階段研究方法，進一步擴展了實踐反身性的方法論工具。[38]三部曲的最後一篇增加了語言反身性的進一步方法，即反身回顧（Reflexive Review）。該方法提供了四個步驟，旨在為撰寫文獻綜述的實踐添加語言和反身維度。[39]在此基礎上，她總結出了一套反身方法和問題清單來供研究者實踐反身性。[40]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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