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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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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本名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出生 保罗·米歇尔·福柯
1926年10月15日
法国普瓦捷
逝世 1984年6月25日
法国巴黎
国籍 法国
教育程度 法国高等师范学院
知名作品 规训与惩罚》、《性史》、《知识考古学
奖项 法兰西院士
时代 二十世纪
地区 西方哲学家
学派 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主要领域
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美学、观念史
著名思想
知识考古学、系谱学、生命政治、知识型

米歇尔·福柯法语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诺姆·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简·雅各布相同。福柯的思想多有受尼采影響之處。[1]2007年,《時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學學者。[2]

華人學界介紹傅柯思想的有不少,[3]應用他的思想分析問題及批判別人亦有很多。[4]

生平[编辑]

迈克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乡村家庭,其父保罗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的原名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他一开始的成绩中上,但当他进入耶稣会办的一个中学后,他的成绩十分优秀。在这段时间里,普瓦捷属于維希法国,后来被德国占领。战后,福柯进入了有名的高等师范学校,这是法国传统的通向学术生涯的门户。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法国对德国哲学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尔尼采的兴趣越来越强,福柯的教授之一,让·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译家和德国哲学的专家。梅洛庞蒂当时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学,他对于存在主义現象學的课程在包括福柯在内的一部分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在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后期,他与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之一,乔治·康奎荷姆,建立了关系。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图自杀。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他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等思想家接触。

最后福柯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其他许多师范大学学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间是法国共产党员。他是被他的教师阿尔都塞介绍进去的。与其他许多人相同,他因为史達林统治下的苏联的情况退出了共产党。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

1950年福柯通过毕业考试,他在师范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但他对此并不感兴趣,因此他很快就离开了法国。他的一个教师和朋友乔治·杜梅泽尔为他找到了一个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法国文化代表的职位,从1954年到1970年他在乌普萨拉大学、在波兰华沙和在德国汉堡大学充当文化代表。此后他到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教哲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丹尼尔·德菲。只要他在法国,他后来就一直与德菲生活在一个非单配性的关系中。

当德菲的军事生涯将他指派到突尼斯后,福柯跟着德菲来到突尼斯大学。在那里,他参与了1968年的学潮。他受这场学潮的影响很深。鉴于1968年的经验,法国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实验性的梵森大学(Paris VIII-Vincennes) ,福柯成为其哲学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轻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激进的结果迫使法国教育部撤回了许多这个系的任命。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最有权威的学术体系,法蘭西學院的思想體系史的教授。他的政治活动更加加强了,他帮助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为被关押人员提供声明他们的要求的路径。1978年4月,福柯訪問日本,除了以“政治的分析哲學”為題演講外,更與日本知識份子如丸山真男對談。

福柯后来在美国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学,后来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他一生共有六段时间待在伯克利:分别是1975年春天、1979年秋天、1980年秋天、1981年秋天、1983年春天、1983年秋天)。福柯在旧金山同性恋社群中,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动使他染上了愛滋病,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病。1984年福柯在逝世于巴黎。

思想[编辑]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5]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6]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7] 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或甚至自己创造典故。

《古典時期瘋狂史》[编辑]

古典時期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於1961年出版,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法語时写的。英文縮寫本名為《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它讨论了历史上疯狂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于中世纪,他描写了当时人们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从这里开始他探讨了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然后他探讨了疯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引起的病的,当时有人认为女人的子宫在她们的身体周围环绕可以引起疯狂。后来疯狂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疯狂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 福柯还用了许多时间来探讨人们是怎样对待疯子的,从将疯子接受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将他们看做必须关闭起来的人。他也研究了人们是怎样试图治疗疯狂,尤其他探讨了菲利普·皮内尔塞缪尔·图克的例子。他断定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残暴和残酷的。图克比如对疯子进行惩罚,一直到他们学会了来模仿普通人的作为,实际上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行为像普通人。与此类似的,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紧身服。在福柯看来,这种疗法是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了。 《古典時期瘋狂史》表達了普遍意識型態傾向,描述社會觀念如何影響道德標準與人類社會行為有深刻既揭示。 傅柯為法國六十年代的學者,著作此書的目的在於抨擊社會機構透過醫療化社會(medicalized society)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此書一開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表達對社會規訓的不滿。

《临床医学的诞生》[编辑]

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书,1963年出版。它延续了《疯癫与文明》的讨论,概括了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词与物》[编辑]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於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让·保罗·萨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知识考古学》[编辑]

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于1969年,这是福柯对方法论的讨论,他写了这部书来回答别人对《词与物》的反应。

《规训与惩罚》[编辑]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于1975年。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

福柯在这部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对罪犯的惩罚与犯罪是一个相互关系——两者互为前提条件。

福柯将现代社会比做邊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他们自己却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福柯以兩個歷史事件作為典範,說明規訓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爲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訓手段的改變。

福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麼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群人這麼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甚麼,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史》[编辑]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计划六卷),第一卷《认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题是最近的两个世纪中性在权力统治中所起的作用。针对对于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纪并没有压抑,相反得到了激励和支持。社会构建了各种机制去强调和引诱人们谈论性。性与权力和话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第三卷《關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于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内容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性的观念,关注一种“伦理哲学”。此外福柯还基本上写好了一部第四卷,其内容是基督教统治时期对肉体与性的观念和对基督教的影响,但因为福柯特别拒绝在他死后出版任何书籍, 家人根据他的遗愿至今未出版它的完整版本。

教程[编辑]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从1971年1月開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為止,福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了一週一次的教學課程。當時的講稿和錄音皆有留存,且正陸續出版中。此外,福柯在1983年曾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以英文做了六場講課,後來以《福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的書名出版。

以下為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題:

  • 知識的意志(1970-1971年,已出版)
  • 刑罰理論與制度(1971-1972年)
  • 懲罰的社會(1972-1973年)
  • 精神病學的權力(1973-1974年,已出版)
  • 不正常的人(1974-1975年,已有中譯本)
  • 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年,已有中譯本)
  • 安全、領土與人口(1977-1978年,已有中譯本)
  • 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年,已有中譯本)
  • 對活人的治理(1979-1980年)
  • 主體性與真理(1980-1981年)
  • 主體解釋學(1981-1982年,已有中譯本)
  • 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1982-1983年,已出版)
  • 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說真話的勇氣(1983-1984年,已出版)

作品[编辑]

《事物的秩序》(1970) 《知识考古学》(1972) 《临床医学的诞生》(1973) 《古典时代疯狂史》(1978) 《性经验史第一卷:概述》 《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 《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1985) 《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1986) 《性经验史第三卷:自我的关怀》(1986)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或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关系[编辑]

福柯直到70年代末似乎还在忽略批判理论。只有两处例外。在《规训与惩罚》中,他提到Rusche和Kirchheimer的一本著作《惩罚和社会结构/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这本书是霍克海默主持下的社会研究所国际分工的第一部著作。第二处是《知识之志/La volonté de savoir》第二章,福柯采取的立场是反对“压迫性假设/l’hypothèse répressive》,例如马尔库塞(和W.Reich: Reich并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成员)也持有这种假设。福柯并不简单地相信,性解放应该是反权力的本质。再晚一点,福柯向批判理论展示了一种更明确的赞同立场。在1978年的一次对话中,他确认说:“我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们曾经确定过我很多年以来努力想要确定的东西,而不是我自己确定的。”[1]在接下来的这次对话中,福柯说他认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的立场,即展现了启蒙通过实施理性而达到自由的理想的失败。福柯向霍克海默致敬,“霍克海默曾经拥护说,在马克思那里有一种类似于巨大工厂的无阶级社会的观念”,福柯加了一句,“当我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的功劳时,我自己这样做的意识很差,我应该在之前就好好读过他们的东西,更早地理解他们。如果我曾经读过那些著作,有很多事情我没必要说了,我也可以避免错误。”[2]当批判理论尝试“寻求我们失落的身份”时,福柯却赶紧把他对批判理论的热情作相对化处理,他表明他与批判理论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制造仍然还未存在的东西。”

但是,福柯拒绝在1981年柏克利出席一次主题为“现代性”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原来应该会出现他与哈贝马斯的一次交锋,这使人们能够判断,他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分歧最终盖过了彼此之间的赞赏。[3]再晚一些,哈氏被福柯的同事Paul Veyne邀请到法兰西学院。1983年3月的这次会议奠定了著名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4]的基础(准确地说,该书的前四章,参见Didier Eribon, 1994, 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 pp.290-291.)。当哈贝马斯1983年3月会议期间短暂逗留巴黎时,福柯邀请他参加在美国组织的一场研讨会,预计在1984年11月,主题是围绕着康德的论文“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Réponse à la Question: Qu’est-ce que l’Aufklärung?)。[5]福柯于1983年4月去伯克利与Paul Rabinow,查尔斯.泰勒,Leo Löwenthal(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一代人物中最后几位之一)和Martin Jay讨论正式筹划了这次研讨会,并为之作准备。但福柯于1984年6月的病逝最终让他与哈贝马斯的这次研讨会流产。毫无疑问,福柯与批判理论的第一代人在思想上更为接近,他们都不信任理性,而不是像第二代中的哈贝马斯那样对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民主如此“天真地”信任。哈贝马斯的立场在福柯看来,就像是附着于民主体制的控制策略的帮凶,哈氏对于权力机制的渗透性尚未有清晰的察觉。

哈氏和福氏之间的不融洽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哈贝马斯捍卫“普遍的”知识分子模型,知识分子有责任为所有人界定“正义”和“真理”,而福柯则作为一位“特写的”知识分子而出现,他的任务是揭露局部化了的统治策略和研究证实、解放和主体化的不同方式。第二,哈贝马斯很看重制度的发展,而福柯对于规训制度的所谓“中性”的知识表示质疑。第三,哈贝马斯的政治计划涉及整个被启蒙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参与,而福柯则与马克思的阶级二分法来了个彻底决断,马克思做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福柯认为,新的权力现实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关系实践,不是只拥有惟一来源的掌握。第四,哈贝马斯对于一种普遍性的规范理论的要求不同于福柯的要求,福柯反对任何外在的规范化事业,他认为这些规范化是规训社会的危险。第五,哈贝马斯在理性上同质化的公共空间不同于福柯的异质空间。简而言之,二人之间的共识几乎不可能。哈贝马斯认为,福柯是想要与现代性项目决裂的代表人物之一。


[1] Michel Foucault, 1980, “Entretien avec Michel Foucault” (No. 281, 1978年末的对话), in Dits et Écrits, Tome 2, Gallimard 2 Tomes Version, 2001, pp.860-914, 引用文字见第892页。

[2] 同上,第893页。

[3] 福柯与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可参考:Samantha Ashenden & David Owen (eds.) (1999) Foucault Contra Habermas: Recast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Genealogy and Critical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哈氏发展了一种对福柯的“隐微的规范主义”(cryptonormativisme)的批判,福柯的这种规范主义降低到一种简单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不能上升为论证性和交往性的理性层面。在《后形而上学思想》(第九章)中,哈贝马斯继续他的批判,揭露了福柯思想中的“illocutoire力量”的缺席,只有这种力量才有可能让福柯为了针对言语给出一种理性和真正批判性的合法性,并离开文学和虚构的层面。

[5] 参见哈贝马斯(1986)”Une flèche dans le coeur du temps présent”, in Critique, No. 471-472, 福柯逝世专题“Michel Foucault: du mond entier”。然而哈贝马斯的描述与Didier Eribon在《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一书第307页的说法稍有出入,按Eribon的说法,更像是伯克利的教授最早有了邀请哈贝马斯的想法。福柯与哈贝马斯在1983年的巴黎会议期间有过短暂的交流,但福柯未能参加会议,他们的交流仅限于会议期间的用餐时间。据Eribon的记载,1983年3月7日晚餐,“福柯不能不邀请哈氏,他们总共有四个人:Paul Veyne,Michel Foucault, Jürgen Habermas, 和Daniel Defert。用餐期间大家用英语交流。谈话很有礼貌,话题由哈贝马斯对密特朗总统在这一周的一个政治态度引起。然后他们开始谈哲学,潜在的冲突很明显,以至于到快结束时,针对哈氏的一句话,福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才转向哈氏,带着让人受不了的残酷的微笑说,‘所以我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了?’,讽刺性地把重音放在‘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上。”这段描述见Paul Veyne给Didier Eribon于1993年6月20日的一封信,转自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一书第291-292页。

參考文獻[编辑]

  1. ^ Nik Farrell Fox, The New Sartre: Explorations in Postmodernism, Continuum, via Google Books, pg 169.
  2. ^ The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timeshighereducation.co.uk. 2009-03-26 [2009-11-16]. 
  3. ^ 如王治河,〈傅柯的系譜學〉,《哲學雜誌》第15期,1996年1月,頁44-69;毛榮富,〈傅柯:勾勒權力/知識之系譜的雕手〉,收葉啟政主編,《當代社會思想巨擘》,台北:正中,1992,頁158-186;蘇峰山,〈權力/知識/主體:Foucault批判思考的基本問題架構〉,《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209-218;葉永文,〈論傅柯的統治術〉,《哲學雜誌》,第22期,1997年11月,頁204-223。
  4. ^ 包括劉千美,〈藝術中的知識與權力〉,《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41-158;謝志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識與權力」,從德語文學的一個例子談起〉,《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59-184;葉海煙,〈齊物論與人間世—一場知識與權力的對話〉,《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85-196;莊文瑞,〈校園的知識/權力分析〉,《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97-206;郭偉聯,〈論潘能伯格的真理觀〉,《建道學刊》第11期,1999年1月,頁81-104。
  5. ^ Liu Yongmou:Foucault’s Journey of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Fro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o“the Death of Man,DOCTORAL DISSERTATION(2005),RI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6. ^ [美]加里·古廷:福柯,译林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54页
  7. ^ [美]加里·古廷:福柯,译林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87页

研究書目[编辑]

  • 陸揚:《後現代性的文本闡釋:福柯與德里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