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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爾·傅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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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
本名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出生 保羅·米歇爾·傅柯
1926年10月15日
法國普瓦捷
逝世 1984年6月25日
法國巴黎
國籍 法國
教育程度 法國高等師範學院
知名作品 規訓與懲罰》、《性史》、《知識的考掘
獎項 法蘭西院士
時代 二十世紀
地區 西方哲學家
學派 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
主要領域
社會學、哲學、政治學、美學、觀念史
著名思想
知識的考掘、系譜學、生命政治、知識型

米歇爾·傅柯(法語: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國哲學家和思想史學家、社會理論家、語言學家、文學評論家。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歷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他被認為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和後結構主義者,但也有人認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詞與物》還是結構主義的。他本人對這個分類並不欣賞,他認為自己是繼承了現代主義的傳統。他認為後現代主義這個詞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有人就他的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傾向質疑他的政治活動。在這一點上他的處境與諾姆·喬姆斯基喬治·萊考夫簡·雅各布相同。傅柯的思想多有受尼采影響之處。[1]2007年,《時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為最多人引述的人文科學學者。[2]

華人學界介紹傅柯思想的有不少,[3]應用他的思想分析問題及批判別人亦有很多。[4]

生平[編輯]

米高·傅柯1926年出生於法國普瓦捷的一個鄉村家庭,其父保羅是一個外科醫生。他的原名是保羅-米歇爾·傅柯,後來他將名字中的保羅放棄了,這可能和他同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他一開始的成績中上,但當他進入耶穌會辦的一個中學後,他的成績十分優秀。在這段時間裏,普瓦捷屬於維希法國,後來被德國佔領。戰後,傅柯進入了有名的高等師範學校,這是法國傳統的通向學術生涯的門戶。

傅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時間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法國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傅柯的教授之一,讓·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梅洛龐蒂當時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學,他對於存在主義現象學的課程在包括傅柯在內的一部分學生中非常受歡迎。在他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後期,他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康奎荷姆,建立了關係。

傅柯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私人生活並不快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床實踐,在那裏,他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爾等思想家接觸。

最後傅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師範大學學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是被他的教師阿爾都塞介紹進去的。與其他許多人相同,他因為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退出了共產黨。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

1950年傅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師範大學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他的一個教師和朋友喬治·杜梅澤爾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在波蘭華沙和在德國漢堡大學充當文化代表。此後他到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教哲學,在那裏他遇到了丹尼爾·德菲。只要他在法國,他後來就一直與德菲生活在一個非單配性的關係中。

當德菲的軍事生涯將他指派到突尼斯後,傅柯跟着德菲來到突尼斯大學。在那裏,他參與了1968年的學潮。他受這場學潮的影響很深。鑒於1968年的經驗,法國政府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實驗性的梵森大學(Paris VIII-Vincennes) ,傅柯成為其哲學系的主任。他任命了很多年輕的左派知識分子,他們激進的結果迫使法國教育部撤回了許多這個系的任命。1970年他被任命為法國最有權威的學術體系,法蘭西學院的思想體系史的教授。他的政治活動更加加強了,他幫助建立了「監獄信息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為被關押人員提供聲明他們的要求的路徑。1978年4月,傅柯訪問日本,除了以「政治的分析哲學」為題演講外,更與日本知識份子如丸山真男對談。

傅柯後來在美國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傅柯在三藩市同性戀社群中,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動使他染上了愛滋病,當時愛滋病還不為人知。1984年傅柯於巴黎去世。

思想[編輯]

傅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表現。[5]他將歷史分化為一系列「認識」,傅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佈。 對傅柯來說,權力不只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傅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傅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麼樣的和他們為什麼是這樣的。[6]傅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傅柯在研究監獄的歷史的時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7] 對傅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歷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只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傅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系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歷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傅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歷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傅柯的批評者說他往往在引用歷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古典時期瘋狂史》[編輯]

古典時期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於1961年出版,它是傅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法語時寫的。英文縮寫本名為《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它討論了歷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 傅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風病人關起來。從這裏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興趣。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種女人引起的病的,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以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做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瘋狂被看做是一種精神病。 傅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做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圖克比如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了來模仿普通人的作為,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傅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了。 《古典時期瘋狂史》表達了普遍意識型態傾向,描述社會觀念如何影響道德標準與人類社會行為有深刻既揭示。 傅柯為法國六十年代的學者,著作此書的目的在於抨擊社會機構透過醫療化社會(medicalized society)將人分為「正常」與「非正常」。此書一開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表達對社會規訓的不滿。

《臨床醫學的誕生》[編輯]

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傅柯的第二部重要的書,1963年出版。它延續了《瘋癲與文明》的討論,概括了醫學,尤其是臨床醫學和醫院的發展。

《詞與物》[編輯]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傅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徵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麼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傅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知識的考掘》[編輯]

知識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於1969年,這是傅柯對方法論的討論,他寫了這部書來回答別人對《詞與物》的反應。

《規訓與懲罰》[編輯]

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於1975年。它討論了現代化前的公開的、殘酷的統治(比如通過死刑酷刑)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統治。傅柯提到自從監獄被發明以來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

傅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傅柯將現代社會比做邊沁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透過凌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角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傅柯以兩個歷史事件作為典範,說明規訓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爲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只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制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訓手段的改變。

傅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麼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制存在於那邊,原本只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群人這麼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只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制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只告訴罪犯你必須做甚麼,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史》[編輯]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計劃六卷),第一卷《認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題是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性在權力統治中所起的作用。針對對於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傅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紀並沒有壓抑,相反得到了激勵和支持。社會構建了各種機制去強調和引誘人們談論性。性與權力和話語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第三卷《關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傅柯死前不久於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是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性的觀念,關注一種「倫理哲學」。此外傅柯還基本上寫好了一部第四卷,其內容是基督教統治時期對肉體與性的觀念和對基督教的影響,但因為傅柯特別拒絕在他死後出版任何書籍, 家人根據他的遺願至今未出版它的完整版本。

教程[編輯]

除了1977年休假了一年之外,從1971年1月開始,一直到1984年6月逝世為止,傅柯在法蘭西學院進行了一週一次的教學課程。當時的講稿和錄音皆有留存,且正陸續出版中。此外,傅柯在1983年曾於柏克萊加州大學以英文做了六場講課,後來以《傅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的書名出版。

以下為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主題:

  • 知識的意志(1970-1971年,已出版)
  • 刑罰理論與制度(1971-1972年)
  • 懲罰的社會(1972-1973年)
  • 精神病學的權力(1973-1974年,已出版)
  • 不正常的人(1974-1975年,已有中譯本)
  • 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年,已有中譯本)
  • 安全、領土與人口(1977-1978年,已有中譯本)
  • 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年,已有中譯本)
  • 對活人的治理(1979-1980年)
  • 主體性與真理(1980-1981年)
  • 主體解釋學(1981-1982年,已有中譯本)
  • 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1982-1983年,已出版)
  • 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說真話的勇氣(1983-1984年,已出版)

作品[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1. ^ Nik Farrell Fox, The New Sartre: Explorations in Postmodernism, Continuum, via Google Books, pg 169.
  2. ^ The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timeshighereducation.co.uk. 2009-03-26 [2009-11-16]. 
  3. ^ 如王治河,〈傅柯的系譜學〉,《哲學雜誌》第15期,1996年1月,頁44-69;毛榮富,〈傅柯:勾勒權力/知識之系譜的雕手〉,收葉啟政主編,《當代社會思想巨擘》,台北:正中,1992,頁158-186;蘇峰山,〈權力/知識/主體:Foucault批判思考的基本問題架構〉,《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209-218;葉永文,〈論傅柯的統治術〉,《哲學雜誌》,第22期,1997年11月,頁204-223。
  4. ^ 包括劉千美,〈藝術中的知識與權力〉,《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41-158;謝志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識與權力」,從德語文學的一個例子談起〉,《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59-184;葉海煙,〈齊物論與人間世—一場知識與權力的對話〉,《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85-196;莊文瑞,〈校園的知識/權力分析〉,《東吳哲學學報》,第二號,1997年3月,頁197-206;郭偉聯,〈論潘能伯格的真理觀〉,《建道學刊》第11期,1999年1月,頁81-104。
  5. ^ Liu Yongmou:Foucault’s Journey of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Fro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o「the Death of Man,DOCTORAL DISSERTATION(2005),RI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6. ^ [美]加里·古廷:傅柯,譯林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54頁
  7. ^ [美]加里·古廷:傅柯,譯林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87頁

研究書目[編輯]

  • 陸揚:《後現代性的文本闡釋:傅柯與德里達》(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外部連結[編輯]